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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罗纳家第四个孩子突然成为这桩苦心经营的家族生意的关键人物。只要佩莉斯嘉还是同班同学的非正式家庭教师，她就能保证自家那间位于镇上的傲视同行的咖啡馆生意兴隆。佩莉斯嘉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尽管这耗费了她结交朋友的时间，但她非常喜欢吉兹卡，也乐意提供协助。两个好朋友肩并肩地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最终双双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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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佩莉斯嘉执起教鞭，似乎作为语言教师的职业生涯早已准备就绪。佩莉斯嘉热爱演唱，她加入了教师合唱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唱传统民族歌曲，合唱团一位成员自豪地宣称：“我是斯洛伐克人，我永远都是斯洛伐克人。”在余生中，她总会愉快地沉浸在这种情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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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兹拉特莫拉夫采，佩莉斯嘉仍然引人注目，无论在大街上遇到什么人，别人都会首先向她致意，这是斯洛伐克人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她也受到一位非犹太裔教员的追求，对方每到周六晚上就来约她，有时请她喝咖啡和跳舞，有时请她到当地的饭店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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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及其家人没有什么理由为舒适生活的改变而担忧。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长期遭受迫害，尤其是19世纪初在俄国人手上惨遭屠戮，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犹太人轻而易举地在新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中定居下来。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出类拔萃，很好地融入了社会。犹太人不仅在制造行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在文化、科学、艺术的所有领域都有所贡献。新学校和犹太会堂纷纷建立起来，犹太人在咖啡馆行业中同样占据中心位置。在罗纳家生活的社区里，他们就没有遇到什么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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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改变了国境线另一边的德国的氛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从1921年起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党魁，这个党就是人所共知的“纳粹”（Nazi）党，希特勒指责犹太人控制了全民族的财富，造成德意志民族的种种苦难。在1933年的联邦选举中，纳粹党得到1720万票，希特勒获邀加入联合政府，并被任命为总理。希特勒的上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的终结，标志着一个众所周知的新政权的开端，那就是第三帝国（Dritte R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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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激烈的演讲中抨击资本主义，同时声讨那些试图与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苏联红军共同发动革命的人。1925年，希特勒在他的自传体宣言《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写道，“犹太人还活着，简直是罪恶中的罪恶”，他声言要在德国消灭犹太人以及其他“没有生存价值”的种族，他称之为“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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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声称，他的“新秩序”是对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人所承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反击，他怂恿身穿褐色衬衣的冲锋队员袭击犹太人，封锁或抵制犹太商店。在被洗脑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簇拥下，希特勒的战斗叫嚣“胜利万岁！”通过无线广播从柏林开始传至四面八方。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希特勒似乎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带来了经济复苏，他的支持率也随之水涨船高。在所谓的成功的支撑下，希特勒的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法律，把犹太人排除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腐化堕落”的犹太图书被焚毁，非雅利安人被逐出大学校园，而那些身处海外的杰出犹太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被永远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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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德国反犹浪潮步步升级，犹太会堂或被挪作他用，或被彻底焚毁，有时还会把被捕获的犹太人关在会堂内活活烧死。城镇的人行道上都是犹太商店橱窗闪闪发光的碎玻璃，商店窗户也被涂抹了大卫王之星或侮辱性标语。纳粹把非犹太人称为“雅利安人”，鼓励他们告发犹太人，到处弥漫着背叛与怀疑的气氛，那些多年以来比邻而居、孩子们一起成长的人，忽然发现自己走在大街上会被吐口水，甚至会被殴打或逮捕。到处都有自愿告密者，他们渴望告发自己的邻居，从而染指邻居的财产。数以百计的家庭遭到有组织的抢劫，暴徒破门而入，肆意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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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被鼓励搜查并自行占领人们梦寐以求的犹太公寓，他们强迫犹太人在很短时间内举家迁出。这意味着在新房客搬进来的时候，“就连炉灶上的面包都还是热的”。那些被驱逐的人只可以搬进狭小的贫民窟，实际上与过去的生活完全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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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肢体残缺、心智不全的人，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都被宣布为“无价值的生命”，其中许多人被送到集中营，或者被集体处决。剩下的民众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希特勒强加给他们的《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并毫无怜悯地实施此法，进一步疏远犹太人以及其他种族。根据纳粹界定的“科学种族主义”，为了维持德国人的纯正血统，他们制定了“种族接受度”的规则，严格限制“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及其杂种后代”的基本公民权利。《德国血统与德国荣誉保护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ur）宣告所有跨种族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的犹太人都会被判处死刑，以避免“种族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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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而任何被视为“反社会”或“有危害”的人都会被逮捕。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分类，涵盖共产主义者、政治活动家、酒鬼、妓女、乞丐以及无家可归者，还有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成员。任何人只要拒绝承认希特勒的权威，就会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早期的“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缩写为“KZ”）里，它们通常由过去的军营改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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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不得雇用犹太人。通过一系列渐进式改变，犹太人不得再从事律师、医生、记者等职业，犹太孩子在年满14岁后不得再接受教育。再后来，犹太人不得前往公立医院就诊，不得离开居所30公里外。公园、操场、河流、泳池、海滩以及图书馆均禁止犹太人入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上所有犹太士兵的名字也都被凿去，尽管曾经有如此众多的犹太士兵为德国皇帝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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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粮卡和食品券照常发放，但犹太人只能分配到雅利安人的一半定量。犹太人也可以到商店购物，但仅限于指定场所，时间则仅限于下午3点至5点之间，而到那时候，绝大多数新鲜货品早已被销售一空。犹太人不得进入影院和戏院，旅行时禁止乘坐有轨电车的前排车厢，只能乘坐往往是又挤又热的后排车厢。犹太人拥有的收音机都要上交到警察局，晚上8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严格执行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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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新政策的恐惧，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逃亡到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寻求庇护。1918年立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为热门的避难所。该国不仅得益于巩固的边界，而且得益于拥有法国、英国和苏联等强大的盟友，这让佩莉斯嘉的家人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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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整个欧洲都颤抖了，希特勒兼并了奥地利，史称“德奥合并”（Anschluss）。希特勒声称德国人有权自决，有权为国民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就在当年，第三帝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居留权都被取消。然后，波兰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波兰公民必须回国更新护照，否则其护照就将失效。雪上加霜的是，纳粹下令围捕并驱逐了大约1.2万名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不过，波兰方面拒绝接收，并将这些犹太人遗弃在边境附近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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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渴望在历经世界大战的欧洲通过谈判以实现和平，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提议举行国际会谈，并最终于当年9月达成《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在把俄国人或捷克人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欧洲主要强国实际上允许希特勒占领从北面、南面、西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当地主要居住着德语居民。许多捷克人称之为“慕尼黑背叛”（Munich Betrayal），他们的祖国从此失去了战略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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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一位十几岁的波兰犹太人因为流离失所而渴望为家人复仇，他在巴黎刺杀了一位德国官员。作为报复，纳粹高层下达了复仇命令，结果造成“水晶之夜”或“碎玻璃之夜”。一夜之间，德国境内数以千计的犹太住宅、会堂、商店成为袭击目标，至少90人被杀害，3万人被逮捕。接下来几个月，希特勒的支持者继续煽动反犹暴乱，但在1939年3月，元首邀请约瑟夫·蒂索（Jozef Tiso，此前被废黜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徒领袖）主教前往柏林。随后，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徒总统）也抵达柏林。两个人都收到最后通牒。他们要么自愿将其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下——同时还要受到匈牙利领土声索的威胁——要么遭到纳粹德国强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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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索及其卖国政府几乎是立即就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无须纳粹继续插手，蒂索就被任命为新近建立的、名义上独立的斯洛伐克国（Slovak State）的总统；而在一次可疑的心脏病发作后，66岁高龄的哈查总统也于次日同意了德国人的条款。然而，民众之间爆发了普遍的反抗；于是，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捷克斯洛伐克，并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六个月后，希特勒入侵波兰。接着几周后，苏联从东面入侵波兰，苏联与德国的秘密协定由此曝光。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欧洲民众的生活从此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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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的纳粹“代理人国家”中，犹太人一夜之间就成为无家可归者。许多公共建筑物都挂上“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语。有时候，标语甚至写作“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当人们得知发生在德国、奥地利、波兰境内的反犹暴行时，人们蜂拥到外国大使馆索取签证，但无功而返。面对这似乎在劫难逃的未来，有些人干脆自杀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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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及其家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新政权实施的每一条新法令。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伤人至深。再也没有人请这位老师跳舞；当她路过时，大街上的人们不再对她首先致意，或者干脆对她视而不见。“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但为了生存下去，你也不得不自动接受。”其他朋友，比如吉兹卡，比如那些家里务农的同学，继续为罗纳家提供新鲜牛奶，继续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还有人挺身而出，公开向犹太朋友致意，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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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听到犹太人将被强行“遣送”到外地的传闻，人们开始储存食物以及其他物资。他们把贵重物品埋入地下，或者请求朋友保管，尽管一旦被揭发就会被判处死刑。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会逃到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佩莉斯嘉的兄长邦迪就是其中一员，1939年他孤身上路，声称他已看见“哭墙上的字迹”。佩莉斯嘉早期的一位男友甚至也不辞而别，最初移居比利时，后来去了智利。那人富有而年轻，两人最近才订了婚并正筹备婚礼，但他就这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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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其他家人只能想方设法过日子。1932年，姐姐阿尼奇卡才19岁就出嫁了，她希望躲过在家庭咖啡馆里辛苦工作的宿命。她与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奥托，但她的婚姻未能持久。离婚后，安娜改了一个听上去更像雅利安人的名字，叫海伦娜·赫鲁巴（Helena Hrubá），在别人的咖啡馆里找了份工作。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学电气工程出身，被编入犹太劳动营，成为“犹太劳工”，他穿上显眼的蓝色制服，干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博埃日卡30多岁还待字闺中，留在家里为家人和朋友缝补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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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过去总是为自己的犹太鼻子而自豪，她戏称自己有个“大鼻子”，她高兴地穿上博埃日卡缝制的衣服，这让她觉得自己还未被社会抛弃。佩莉斯嘉说：“我从来就不是美女，但我会尽量让自己好看。我过去总是受到镇上居民的善待，他们觉得我是咖啡馆的宝贝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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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宠爱很快就离她而去。1940年，佩莉斯嘉的父母被禁止经营咖啡馆，这个店铺他们已经苦心经营16年之久了。由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其他技能，他们的生活于是没有了着落。佩莉斯嘉说：“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好人，但他们失去了一切。”一名雅利安托管人接管了他们的生意，此人对佩莉斯嘉出乎意料地友善，欣赏她会说英语、法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佩莉斯嘉说：“我会说那些语言，这真是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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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找不到工作，佩莉斯嘉及其亲人决定移居布拉迪斯拉发，这是斯洛伐克国的新首都，位于多瑙河畔。佩莉斯嘉的外公大卫·弗里德曼失去了他的家庭客栈，逃离故乡斯特罗普科夫，与佩莉斯嘉等人会合。他们设法攒了一些钱，希望犹太人在大城市里也许更能默默无闻地过日子，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纳粹入侵的时候，估计有1.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布拉迪斯拉发，占当地人口的12%，他们比较容易融入当地，也没有遇到多少反犹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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