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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粮卡和食品券照常发放，但犹太人只能分配到雅利安人的一半定量。犹太人也可以到商店购物，但仅限于指定场所，时间则仅限于下午3点至5点之间，而到那时候，绝大多数新鲜货品早已被销售一空。犹太人不得进入影院和戏院，旅行时禁止乘坐有轨电车的前排车厢，只能乘坐往往是又挤又热的后排车厢。犹太人拥有的收音机都要上交到警察局，晚上8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严格执行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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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新政策的恐惧，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逃亡到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寻求庇护。1918年立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为热门的避难所。该国不仅得益于巩固的边界，而且得益于拥有法国、英国和苏联等强大的盟友，这让佩莉斯嘉的家人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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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整个欧洲都颤抖了，希特勒兼并了奥地利，史称“德奥合并”（Anschluss）。希特勒声称德国人有权自决，有权为国民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就在当年，第三帝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居留权都被取消。然后，波兰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波兰公民必须回国更新护照，否则其护照就将失效。雪上加霜的是，纳粹下令围捕并驱逐了大约1.2万名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不过，波兰方面拒绝接收，并将这些犹太人遗弃在边境附近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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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渴望在历经世界大战的欧洲通过谈判以实现和平，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提议举行国际会谈，并最终于当年9月达成《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在把俄国人或捷克人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欧洲主要强国实际上允许希特勒占领从北面、南面、西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当地主要居住着德语居民。许多捷克人称之为“慕尼黑背叛”（Munich Betrayal），他们的祖国从此失去了战略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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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一位十几岁的波兰犹太人因为流离失所而渴望为家人复仇，他在巴黎刺杀了一位德国官员。作为报复，纳粹高层下达了复仇命令，结果造成“水晶之夜”或“碎玻璃之夜”。一夜之间，德国境内数以千计的犹太住宅、会堂、商店成为袭击目标，至少90人被杀害，3万人被逮捕。接下来几个月，希特勒的支持者继续煽动反犹暴乱，但在1939年3月，元首邀请约瑟夫·蒂索（Jozef Tiso，此前被废黜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徒领袖）主教前往柏林。随后，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徒总统）也抵达柏林。两个人都收到最后通牒。他们要么自愿将其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下——同时还要受到匈牙利领土声索的威胁——要么遭到纳粹德国强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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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索及其卖国政府几乎是立即就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无须纳粹继续插手，蒂索就被任命为新近建立的、名义上独立的斯洛伐克国（Slovak State）的总统；而在一次可疑的心脏病发作后，66岁高龄的哈查总统也于次日同意了德国人的条款。然而，民众之间爆发了普遍的反抗；于是，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捷克斯洛伐克，并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六个月后，希特勒入侵波兰。接着几周后，苏联从东面入侵波兰，苏联与德国的秘密协定由此曝光。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欧洲民众的生活从此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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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的纳粹“代理人国家”中，犹太人一夜之间就成为无家可归者。许多公共建筑物都挂上“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语。有时候，标语甚至写作“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当人们得知发生在德国、奥地利、波兰境内的反犹暴行时，人们蜂拥到外国大使馆索取签证，但无功而返。面对这似乎在劫难逃的未来，有些人干脆自杀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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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及其家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新政权实施的每一条新法令。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伤人至深。再也没有人请这位老师跳舞；当她路过时，大街上的人们不再对她首先致意，或者干脆对她视而不见。“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但为了生存下去，你也不得不自动接受。”其他朋友，比如吉兹卡，比如那些家里务农的同学，继续为罗纳家提供新鲜牛奶，继续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还有人挺身而出，公开向犹太朋友致意，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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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听到犹太人将被强行“遣送”到外地的传闻，人们开始储存食物以及其他物资。他们把贵重物品埋入地下，或者请求朋友保管，尽管一旦被揭发就会被判处死刑。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会逃到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佩莉斯嘉的兄长邦迪就是其中一员，1939年他孤身上路，声称他已看见“哭墙上的字迹”。佩莉斯嘉早期的一位男友甚至也不辞而别，最初移居比利时，后来去了智利。那人富有而年轻，两人最近才订了婚并正筹备婚礼，但他就这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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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其他家人只能想方设法过日子。1932年，姐姐阿尼奇卡才19岁就出嫁了，她希望躲过在家庭咖啡馆里辛苦工作的宿命。她与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奥托，但她的婚姻未能持久。离婚后，安娜改了一个听上去更像雅利安人的名字，叫海伦娜·赫鲁巴（Helena Hrubá），在别人的咖啡馆里找了份工作。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学电气工程出身，被编入犹太劳动营，成为“犹太劳工”，他穿上显眼的蓝色制服，干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博埃日卡30多岁还待字闺中，留在家里为家人和朋友缝补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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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过去总是为自己的犹太鼻子而自豪，她戏称自己有个“大鼻子”，她高兴地穿上博埃日卡缝制的衣服，这让她觉得自己还未被社会抛弃。佩莉斯嘉说：“我从来就不是美女，但我会尽量让自己好看。我过去总是受到镇上居民的善待，他们觉得我是咖啡馆的宝贝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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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宠爱很快就离她而去。1940年，佩莉斯嘉的父母被禁止经营咖啡馆，这个店铺他们已经苦心经营16年之久了。由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其他技能，他们的生活于是没有了着落。佩莉斯嘉说：“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好人，但他们失去了一切。”一名雅利安托管人接管了他们的生意，此人对佩莉斯嘉出乎意料地友善，欣赏她会说英语、法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佩莉斯嘉说：“我会说那些语言，这真是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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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找不到工作，佩莉斯嘉及其亲人决定移居布拉迪斯拉发，这是斯洛伐克国的新首都，位于多瑙河畔。佩莉斯嘉的外公大卫·弗里德曼失去了他的家庭客栈，逃离故乡斯特罗普科夫，与佩莉斯嘉等人会合。他们设法攒了一些钱，希望犹太人在大城市里也许更能默默无闻地过日子，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纳粹入侵的时候，估计有1.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布拉迪斯拉发，占当地人口的12%，他们比较容易融入当地，也没有遇到多少反犹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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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纳粹统治下，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但佩莉斯嘉的家人还是在什皮塔尔斯卡大街找到一处公寓安顿下来，通过私下充当代课老师，她又能够再次享受从小熟悉的咖啡馆生活。她尤其喜欢阿斯托尔卡咖啡馆，她在那里与知识分子们并肩而坐，以几种语言自由交谈。1940年10月，就是在阿斯托尔卡，她碰见邻桌一位留着小胡子的高挑男子。此人当时正在与她的朋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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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兴致勃勃地与我的朋友、药剂师米米深入交谈。突然之间，米米站起来，走过来告诉我，那人觉得我很有魅力。”佩莉斯嘉的大胆爱慕者径直走来做自我介绍。蒂博尔·勒文拜恩（Tibor Löwenbein），一位生于波兰的犹太记者，能说流利的德语和法语，来自斯洛伐克西北部的城镇普霍夫（Púchov）。佩莉斯嘉坚持认为，两人邂逅的时候，蒂博尔有点儿醉意，佩莉斯嘉说自己不喜欢酗酒的男人。为了给佩莉斯嘉留下好印象，蒂博尔承诺再也不碰任何烈酒。他果然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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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蒂博尔还抽烟斗，而且收藏了40只烟斗，这些都未经佩莉斯嘉允许。佩莉斯嘉的追求者是个衣着考究的人，拥有40件衬衣。作为一位有抱负的作家，蒂博尔经常在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写写画画。蒂博尔还集邮，尽管佩莉斯嘉总是得意地笑说，自从蒂博尔遇上她以后，她就成了蒂博尔唯一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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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尔是海因里希·勒文拜恩（Heinrich Löwenbein）及其妻子伊丽莎白的独生子，人们称伊丽莎白为“贝尔塔”（Berta）。蒂博尔的父亲拥有一座小农场。不过，蒂博尔不甘心过农村生活，于是移居布拉迪斯拉发，成为《犹太大众报》的撰稿人，负责体育和地方政治版块。他也写过一本小书，名为《斯洛伐克犹太运动及其使命》（The Slovak-Jewish Movement and Its Mission），主旨为犹太人如何完全融入斯洛伐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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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丈夫，记者兼作家蒂博尔·勒文拜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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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纽伦堡法》让蒂博尔无法留在报社任职时，杜纳耶斯卡银行（Dunajská Bank）那位慈祥的希腊老板在布拉迪斯拉发给他提供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蒂博尔身材高挑、仪容整洁，待人极为温和，他发色浅淡、肤色苍白。佩莉斯嘉说他看上去不太像犹太人，这在当时相当重要。他在银行里很被看重，有时竟被派到布拉格和布尔诺出差，在当时的犹太人旅行限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老板人脉广泛，蒂博尔也似乎总能侥幸过关。作为记者，他似乎认识所有人，人们也对他以礼相待，这种礼遇也惠及与他手挽手的明艳照人的年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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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在蒂博尔上班的路上，他总会陪佩莉斯嘉走到阿斯托尔卡咖啡馆，佩莉斯嘉在那里享用早晨的咖啡和蛋糕。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总是煞有介事地向佩莉斯嘉行道别礼，这往往惹得佩莉斯嘉发笑。傍晚下班后，他们会沿着多瑙河畔散步，那里是热恋中的情侣喜欢的去处。他们会在大街上听别人演奏音乐，当驳船、河船、渡船缓缓驶过时，他们则欣赏倒映在水面上的影影绰绰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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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坠入爱河的头六个月里，蒂博尔每天都给佩莉斯嘉写信。蒂博尔昵称她为“金色的佩莉”，而佩莉斯嘉昵称他为“蒂布科”或更常见的“蒂博科”。佩莉斯嘉为此心醉神迷，她保留着每一封信，尽管有些信非常简短，但它们都让人感到温暖。几乎所有信件都在战争中保存了下来。在1941年3月10日的信件中，佩莉斯嘉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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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蒂布科，我多么高兴能收到你的来信，特别是那些长信……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知道我的好消息！怎么说呢，从星期四开始我就有空了——我们连续四天都能见面了。在这难得空闲的日子里，这四天真是奢侈的假期……你希望知道我读信之后的感受吗？你的信写得很漂亮。我很惊讶，尽管你如此较真，如今甚至有点悲观，对时局的看法如此黯淡，但你还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文字……我如此思念你，知道你只能在书本里寻找慰藉。我甚至有点嫉妒它们，因为它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而我却不在你身边——尽管我答应过你只是暂时离开——请替我向你的书本问好，在没有我的时候，它们是你难得的伴侣。献给你100万个吻——你的佩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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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2日的回信里，蒂博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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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金色的佩莉，我非常高兴能读到你的来信。多么高兴。在这日复一日的苦闷现实里，你的文字如同阳光刺穿乌云。我想表达我的感激和愉悦……但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期待明天下午四点半能见到你，就在我家，我已经在憧憬这美好的时刻了，我也总是胡思乱想，抱怨天意弄人。当我意识到我们相识五个月的纪念日却未能在一起时，这种胡思乱想就总是萦绕不去。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留待明天下午见到你时再对你说……我迫不及待地想把你拥入怀里……明天见，亲爱的……到那时候我再给你许多许多个吻，你的蒂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