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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听到犹太人将被强行“遣送”到外地的传闻，人们开始储存食物以及其他物资。他们把贵重物品埋入地下，或者请求朋友保管，尽管一旦被揭发就会被判处死刑。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会逃到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佩莉斯嘉的兄长邦迪就是其中一员，1939年他孤身上路，声称他已看见“哭墙上的字迹”。佩莉斯嘉早期的一位男友甚至也不辞而别，最初移居比利时，后来去了智利。那人富有而年轻，两人最近才订了婚并正筹备婚礼，但他就这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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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其他家人只能想方设法过日子。1932年，姐姐阿尼奇卡才19岁就出嫁了，她希望躲过在家庭咖啡馆里辛苦工作的宿命。她与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奥托，但她的婚姻未能持久。离婚后，安娜改了一个听上去更像雅利安人的名字，叫海伦娜·赫鲁巴（Helena Hrubá），在别人的咖啡馆里找了份工作。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学电气工程出身，被编入犹太劳动营，成为“犹太劳工”，他穿上显眼的蓝色制服，干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博埃日卡30多岁还待字闺中，留在家里为家人和朋友缝补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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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过去总是为自己的犹太鼻子而自豪，她戏称自己有个“大鼻子”，她高兴地穿上博埃日卡缝制的衣服，这让她觉得自己还未被社会抛弃。佩莉斯嘉说：“我从来就不是美女，但我会尽量让自己好看。我过去总是受到镇上居民的善待，他们觉得我是咖啡馆的宝贝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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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宠爱很快就离她而去。1940年，佩莉斯嘉的父母被禁止经营咖啡馆，这个店铺他们已经苦心经营16年之久了。由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其他技能，他们的生活于是没有了着落。佩莉斯嘉说：“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好人，但他们失去了一切。”一名雅利安托管人接管了他们的生意，此人对佩莉斯嘉出乎意料地友善，欣赏她会说英语、法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佩莉斯嘉说：“我会说那些语言，这真是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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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找不到工作，佩莉斯嘉及其亲人决定移居布拉迪斯拉发，这是斯洛伐克国的新首都，位于多瑙河畔。佩莉斯嘉的外公大卫·弗里德曼失去了他的家庭客栈，逃离故乡斯特罗普科夫，与佩莉斯嘉等人会合。他们设法攒了一些钱，希望犹太人在大城市里也许更能默默无闻地过日子，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纳粹入侵的时候，估计有1.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布拉迪斯拉发，占当地人口的12%，他们比较容易融入当地，也没有遇到多少反犹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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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纳粹统治下，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但佩莉斯嘉的家人还是在什皮塔尔斯卡大街找到一处公寓安顿下来，通过私下充当代课老师，她又能够再次享受从小熟悉的咖啡馆生活。她尤其喜欢阿斯托尔卡咖啡馆，她在那里与知识分子们并肩而坐，以几种语言自由交谈。1940年10月，就是在阿斯托尔卡，她碰见邻桌一位留着小胡子的高挑男子。此人当时正在与她的朋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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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兴致勃勃地与我的朋友、药剂师米米深入交谈。突然之间，米米站起来，走过来告诉我，那人觉得我很有魅力。”佩莉斯嘉的大胆爱慕者径直走来做自我介绍。蒂博尔·勒文拜恩（Tibor Löwenbein），一位生于波兰的犹太记者，能说流利的德语和法语，来自斯洛伐克西北部的城镇普霍夫（Púchov）。佩莉斯嘉坚持认为，两人邂逅的时候，蒂博尔有点儿醉意，佩莉斯嘉说自己不喜欢酗酒的男人。为了给佩莉斯嘉留下好印象，蒂博尔承诺再也不碰任何烈酒。他果然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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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蒂博尔还抽烟斗，而且收藏了40只烟斗，这些都未经佩莉斯嘉允许。佩莉斯嘉的追求者是个衣着考究的人，拥有40件衬衣。作为一位有抱负的作家，蒂博尔经常在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写写画画。蒂博尔还集邮，尽管佩莉斯嘉总是得意地笑说，自从蒂博尔遇上她以后，她就成了蒂博尔唯一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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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尔是海因里希·勒文拜恩（Heinrich Löwenbein）及其妻子伊丽莎白的独生子，人们称伊丽莎白为“贝尔塔”（Berta）。蒂博尔的父亲拥有一座小农场。不过，蒂博尔不甘心过农村生活，于是移居布拉迪斯拉发，成为《犹太大众报》的撰稿人，负责体育和地方政治版块。他也写过一本小书，名为《斯洛伐克犹太运动及其使命》（The Slovak-Jewish Movement and Its Mission），主旨为犹太人如何完全融入斯洛伐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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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丈夫，记者兼作家蒂博尔·勒文拜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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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纽伦堡法》让蒂博尔无法留在报社任职时，杜纳耶斯卡银行（Dunajská Bank）那位慈祥的希腊老板在布拉迪斯拉发给他提供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蒂博尔身材高挑、仪容整洁，待人极为温和，他发色浅淡、肤色苍白。佩莉斯嘉说他看上去不太像犹太人，这在当时相当重要。他在银行里很被看重，有时竟被派到布拉格和布尔诺出差，在当时的犹太人旅行限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老板人脉广泛，蒂博尔也似乎总能侥幸过关。作为记者，他似乎认识所有人，人们也对他以礼相待，这种礼遇也惠及与他手挽手的明艳照人的年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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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在蒂博尔上班的路上，他总会陪佩莉斯嘉走到阿斯托尔卡咖啡馆，佩莉斯嘉在那里享用早晨的咖啡和蛋糕。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总是煞有介事地向佩莉斯嘉行道别礼，这往往惹得佩莉斯嘉发笑。傍晚下班后，他们会沿着多瑙河畔散步，那里是热恋中的情侣喜欢的去处。他们会在大街上听别人演奏音乐，当驳船、河船、渡船缓缓驶过时，他们则欣赏倒映在水面上的影影绰绰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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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坠入爱河的头六个月里，蒂博尔每天都给佩莉斯嘉写信。蒂博尔昵称她为“金色的佩莉”，而佩莉斯嘉昵称他为“蒂布科”或更常见的“蒂博科”。佩莉斯嘉为此心醉神迷，她保留着每一封信，尽管有些信非常简短，但它们都让人感到温暖。几乎所有信件都在战争中保存了下来。在1941年3月10日的信件中，佩莉斯嘉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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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蒂布科，我多么高兴能收到你的来信，特别是那些长信……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知道我的好消息！怎么说呢，从星期四开始我就有空了——我们连续四天都能见面了。在这难得空闲的日子里，这四天真是奢侈的假期……你希望知道我读信之后的感受吗？你的信写得很漂亮。我很惊讶，尽管你如此较真，如今甚至有点悲观，对时局的看法如此黯淡，但你还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文字……我如此思念你，知道你只能在书本里寻找慰藉。我甚至有点嫉妒它们，因为它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而我却不在你身边——尽管我答应过你只是暂时离开——请替我向你的书本问好，在没有我的时候，它们是你难得的伴侣。献给你100万个吻——你的佩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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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2日的回信里，蒂博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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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金色的佩莉，我非常高兴能读到你的来信。多么高兴。在这日复一日的苦闷现实里，你的文字如同阳光刺穿乌云。我想表达我的感激和愉悦……但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期待明天下午四点半能见到你，就在我家，我已经在憧憬这美好的时刻了，我也总是胡思乱想，抱怨天意弄人。当我意识到我们相识五个月的纪念日却未能在一起时，这种胡思乱想就总是萦绕不去。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留待明天下午见到你时再对你说……我迫不及待地想把你拥入怀里……明天见，亲爱的……到那时候我再给你许多许多个吻，你的蒂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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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佩莉斯嘉与蒂博尔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会堂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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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在布拉迪斯拉发那栋摩尔风格的双塔犹太会堂里，这对恋人结婚了。25岁的新娘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色女帽，脖子上佩白色珍珠项链，脚踩白色鞋子，鞋上还有图案装饰。她手执白色菖蒲草，同意订立犹太婚约。她那27岁的新郎戴着礼帽，穿着礼服，配以时髦的宽松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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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父母，埃马努埃尔和保拉，盛赞他们的女婿“完美无瑕”，父母给这对新人送上祝福，为这难得的喜庆而感到欣慰。蒂博尔的父母没有出席婚礼。就在那年早些时候，蒂博尔的父亲在普霍夫附近的农场自杀了，蒂博尔的母亲成了寡妇。心烦意乱的蒂博尔一度回家陪伴母亲，但又不得不赶回布拉迪斯拉发，否则他可能会因为未经批准擅自离开登记地址而被逮捕。如今佩莉斯嘉及其父母成了蒂博尔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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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好姻缘，这对新婚夫妇更是天作之合。佩莉斯嘉说：“我们甚至没有争吵过一次。”佩莉斯嘉形容丈夫“令人感动”。她喜欢丈夫“字正腔圆”地说斯洛伐克语，而这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人们通常会在说话时夹杂德语或匈牙利语。“他是很好的丈夫，他欣赏我的语言天赋。我对我的蒂布科有着美好的回忆。他是那种你在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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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的蔓延使他们的幸福婚姻蒙上阴影。就在婚礼一天后，德国入侵了苏联，这只是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开端，其目的在于夺取苏联领土。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仍然对未来怀有希望，对即将降临的厄运毫无准备，他们搬到里巴尔斯卡-布拉纳街7号的一所公寓，那条街后来改名为菲舍托尔街，就在赫拉夫纳-纳梅斯蒂（Hlavné Námestie）广场边上。尽管要继续面对种种威胁，但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快乐。这对夫妇专心致志地组建家庭，佩莉斯嘉很快就怀孕了，两人都很开心。因为孩子将要降生，蒂博尔更加庆幸自己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甚至设法工作到1941年9月，直到所有斯洛伐克犹太人都不得不遵守将近300项新法令，德国人称之为《犹太法典》（Jewish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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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典正式从种族层面界定犹太人，恢复了几百年前强迫犹太人佩戴耻辱徽章的做法。那种做法从公元9世纪开始出现，通行于西至英格兰、东至巴格达的广大地区。每一名犹太后裔都被迫在护照以及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上盖上显眼的“J”，即德语单词“犹太人”（Jude）的缩写。犹太人还被迫购买袖章或星星，这些星星从大量预先压印好边线的布料上裁剪下来，而生产这些星星的工厂，就是许多犹太人曾经工作的地方。每个徽章都要缝制在外衣的前胸或后背上，但主要是缝制于犹太人的胸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