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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在布拉迪斯拉发那栋摩尔风格的双塔犹太会堂里，这对恋人结婚了。25岁的新娘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色女帽，脖子上佩白色珍珠项链，脚踩白色鞋子，鞋上还有图案装饰。她手执白色菖蒲草，同意订立犹太婚约。她那27岁的新郎戴着礼帽，穿着礼服，配以时髦的宽松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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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父母，埃马努埃尔和保拉，盛赞他们的女婿“完美无瑕”，父母给这对新人送上祝福，为这难得的喜庆而感到欣慰。蒂博尔的父母没有出席婚礼。就在那年早些时候，蒂博尔的父亲在普霍夫附近的农场自杀了，蒂博尔的母亲成了寡妇。心烦意乱的蒂博尔一度回家陪伴母亲，但又不得不赶回布拉迪斯拉发，否则他可能会因为未经批准擅自离开登记地址而被逮捕。如今佩莉斯嘉及其父母成了蒂博尔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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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好姻缘，这对新婚夫妇更是天作之合。佩莉斯嘉说：“我们甚至没有争吵过一次。”佩莉斯嘉形容丈夫“令人感动”。她喜欢丈夫“字正腔圆”地说斯洛伐克语，而这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人们通常会在说话时夹杂德语或匈牙利语。“他是很好的丈夫，他欣赏我的语言天赋。我对我的蒂布科有着美好的回忆。他是那种你在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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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的蔓延使他们的幸福婚姻蒙上阴影。就在婚礼一天后，德国入侵了苏联，这只是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开端，其目的在于夺取苏联领土。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仍然对未来怀有希望，对即将降临的厄运毫无准备，他们搬到里巴尔斯卡-布拉纳街7号的一所公寓，那条街后来改名为菲舍托尔街，就在赫拉夫纳-纳梅斯蒂（Hlavné Námestie）广场边上。尽管要继续面对种种威胁，但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快乐。这对夫妇专心致志地组建家庭，佩莉斯嘉很快就怀孕了，两人都很开心。因为孩子将要降生，蒂博尔更加庆幸自己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甚至设法工作到1941年9月，直到所有斯洛伐克犹太人都不得不遵守将近300项新法令，德国人称之为《犹太法典》（Jewish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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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典正式从种族层面界定犹太人，恢复了几百年前强迫犹太人佩戴耻辱徽章的做法。那种做法从公元9世纪开始出现，通行于西至英格兰、东至巴格达的广大地区。每一名犹太后裔都被迫在护照以及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上盖上显眼的“J”，即德语单词“犹太人”（Jude）的缩写。犹太人还被迫购买袖章或星星，这些星星从大量预先压印好边线的布料上裁剪下来，而生产这些星星的工厂，就是许多犹太人曾经工作的地方。每个徽章都要缝制在外衣的前胸或后背上，但主要是缝制于犹太人的胸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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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新的显眼标志，对犹太人的公开迫害愈演愈烈。不仅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继续遭到打砸和抢掠，而且犹太人只要走出家门，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蒂博尔和佩莉斯嘉有许多朋友花费大量金钱去购买假证件，但如果被抓住，也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蒂博尔的老板设法使其无须佩戴星星，同时免除了其他人身限制，但佩莉斯嘉却无法得到这种庇护。每当他们在宵禁后出门，或者涉足犹太人禁止前往的地方，佩莉斯嘉要么拿起提包、要么翻过衣领，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她的星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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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随着新法令的强制推行，犹太人被迫离开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搬到更贫穷的郊区。佩莉斯嘉设法在布拉迪斯拉发20公里外的小镇佩兹诺克一所小学里谋得一份教职。蒂博尔每天去布拉迪斯拉发上班，早上6点就得出门。“他热爱他的工作，而且他也不得不工作，因为我当时怀着孕呢。”佩莉斯嘉的父母、外公和姐姐博埃日卡则设法留在布拉迪斯拉发，住在多瑙河畔一所公寓里，博埃日卡继续做着针线活。这个亲密的家庭继续艰难度日，同时心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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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一直在小学里任教，直到当局颁布法令，禁止所有非雅利安教师给雅利安孩子上课。于是，佩莉斯嘉只好与孩子们依依惜别，但她认为自己还算幸运，因为一位英国人开办了一所地方语言学校，邀请她去任教，她甚至还能挣得更多。“我还有选择。我有许多私人学生，他们还来找我，所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并不感到痛苦。他们付给我学费，而我以此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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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决心帮助那些比她更加不幸的家庭，她继续给许多过去的学生免费授课，带领他们阅读德语、法语、英语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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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来有一天，她不幸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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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对夫妇感到难过的是，随着纳粹法规的执行力度日益严格，他们的生活也日益艰难。当局强迫犹太人登记银器、藏品、珠宝以及其他财产，接着就得把这些财产拿到当地银行充公。然后就是皮草以及他们最好的冬衣。他们还被禁止豢养宠物，必须把猫、狗、兔子甚至小鸟交到收集中心，然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宠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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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索神父统治下的斯洛伐克国成为最早配合党卫队围捕行动的轴心国的仆从国之一，当局把犹太人放逐到“遣送区”或劳动营，以配合德国在东线的战争行动。为了换取斯洛伐克的雅利安公民不必前往东线送死的权利，斯洛伐克国政府同意为每一个被纳粹运出国境的犹太人支付500帝国马克。作为交换，纳粹向当局保证，那些被“遣送”的“寄生虫”将永远不得返回，也永远不得索回他们留下的任何财产。在极度压抑的气氛中，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斯洛伐克卫队以及其他民兵组织所围捕，然后“集中”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劳动营，主要是塞雷德、维赫纳、诺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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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名囚犯还留在新营地为德国生产战略物资，但估计有5.8万人被送到东方的强制劳动营，作为纳粹所谓的“东迁”的一部分。到了“东方”，据说会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境内靠近兵工厂的地方建立营地，囚犯可以通过工作换取食物和居所。有些犹太人还得到许诺，在东方可以共同耕作，或协助建立新的犹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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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犹太人孤苦无依、茫然无助，只能屈从于越来越渺茫的命运。他们对艰苦的条件和普遍的贫困早有预见，但求在战争结束后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有些家庭自愿追随最早被驱逐的成员，认为一家团聚总好过天各一方。有些家庭答应给成员寄钱、寄信、寄食品包，他们真心相信这些东西能够寄到预计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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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差不多是在结婚九个月后，就在她准备庆祝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佩莉斯嘉听说姐姐博埃日卡在一次围捕行动中被逮捕了，因为斯洛伐克当局同意提供1000名身体健康的单身妇女。得知博埃日卡的厄运，佩莉斯嘉匆忙赶到布拉迪斯拉发火车站，试图解救姐姐。这一举动原本很容易搭上她的性命。就在发车之前，她找到了那列拥挤的火车，但无法在茫茫人海中，在无数惊恐与迷惑的面容中找到姐姐的踪迹。“我不认识任何卫兵，但我恳求他们放过我姐姐。他们只是大声告诉我：‘如果你还单身，滚上车！如果你已结婚，滚回家！’我很意外，他们不允许我留在站台上，他们把我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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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生畏的斯洛伐克赫林卡卫队（Hlinka Guard）身穿醒目的黑色制服，许多人接受过党卫队的训练，他们逮捕了佩莉斯嘉，把她通宵关押在监狱里。丈夫蒂博尔心烦意乱，不知佩莉斯嘉去往了何处，直到次日早晨接到消息：“快来领回你的妻子。她是个麻烦制造者。”蒂博尔赶去警察局，说服对方允许他把佩莉斯嘉领回家，此后不再追究，但他为妻子的鲁莽感到愤怒，他拒绝与妻子说话——尽管只是沉默了半天，而他那年轻的妻子则因为未能解救亲爱的博埃日卡而伤心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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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佩莉斯嘉再次怀孕。又一次，尽管这对夫妇周遭的生活已经分崩离析，他们还是为怀孕而高兴万分。他们都没有真正察觉危险正在逼近，此后数周内，当局继续对犹太家庭发动突然袭击，每次围捕并送走1000人。有一次，佩莉斯嘉的父母听到走廊上有长筒军靴的脚步声，他们跳出窗外并设法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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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17日，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埃马努埃尔·罗纳和保拉·罗诺娃终究无法逃脱生死轮回，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被抓住了。佩莉斯嘉甚至不知道父母被抓走，而当她知道时已经太迟了。父母已经50多岁，她甚至没有机会与父母道别。佩莉斯嘉未能解救姐姐，也未能解救父母。她甚至未能挽救她的第二个胎儿，她再次流产了。她说：“我觉得我也应该到东方去。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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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尔发现，他的母亲贝尔塔也从普霍夫附近的家里被带走，送到波兰西里西亚的集中营。他只知道，他现在成了孤儿。佩莉斯嘉从吉兹卡这样的儿时玩伴那里得知，兹拉特莫拉夫采的绝大多数犹太居民也已经失踪了，当中包括她的朋友和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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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父母曾经把最贵重的财产交给吉兹卡保管，如今看来这毫无意义。佩莉斯嘉在高中期间辅导过的那位至交好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罗纳家保管财产。然而，父母和姐姐不知所踪，兄弟姐妹也各散东西，佩莉斯嘉不知道，如果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坐在安息日餐桌旁，保管这几件骨瓷碗碟和银质刀叉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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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姐姐安娜得到非犹太裔朋友的帮助，逃到了相对安全的高塔特拉山区，她在那里隐姓埋名，靠做服务员维持生计。她住在舅舅盖扎·弗里德曼（Gejza Friedman）医生家，舅舅是肺病学家，在一所为肺结核患者开设的疗养院工作。舅舅还把83岁的父亲、佩莉斯嘉的外公大卫·弗里德曼接来，毕竟在佩莉斯嘉的父母被抓走后，老人家就无人照料了。安娜11岁的儿子奥托则由天主教修女们藏匿起来。佩莉斯嘉的长兄邦迪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安全无虞。小弟扬科逃出犹太劳动营，加入游击队，袭击赫林卡卫队，参加了旨在推翻亲德政权的行动。大家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扬科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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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重拾早年对基督教的兴趣，考虑接受基督教洗礼，希望这能拯救自己和丈夫。蒂博尔在更加虔诚的犹太家庭中长大，并不认为受洗有什么用。他们继续遵循基本的犹太传统。尽管时局动荡，也许正因为时局动荡，佩莉斯嘉再次怀孕，但又再次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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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42年秋天，斯洛伐克当局暂停了东迁行动。政治与宗教精英以及犹太地下社团组成布拉迪斯拉发工作组（Bratislava Working Group），对蒂索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因为人们开始怀疑，那5.8万名被放逐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已经死于非命。其中，超过7000人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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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年，斯洛伐克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场，拒绝放逐余下的2.4万名犹太人，那些未被送走的犹太人自此相对安全。工作组竭尽全力拯救犹太人，不惜贿赂政府关键人物。他们甚至直接与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策尼（Dieter Wislieceny）直接谈判，此人是纳粹驻斯洛伐克犹太事务顾问，他们为他提供了价值数百万帝国马克的黄金。随着维斯利策尼被调职，这些被称为“欧罗巴计划”的谈判也被迫搁置。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他们成功争取到反犹法律的松弛与迫害现象的减少，尽管不祥预感仍然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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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蒂博尔的特殊工作与佩莉斯嘉的师生情谊，他们得以回到布拉迪斯拉发，搬进埃德洛娃街的一处公寓。尽管他们被迫承受定量配给，而且在何时何地购物也有限制，但比起欧洲各地的人们，他们还算过得不错。当佩莉斯嘉想吃甜食的时候，他们还能到当时他们最新喜欢上的咖啡馆，即历史悠久的斯特凡卡咖啡馆，去分享同一块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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