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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阿布拉姆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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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女士早上好，你怀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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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天，拉海尔·弗里德曼也被问到类似的问题。门格勒对她报以特别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是为他面前这些剃去毛发、脱去衣服，像人体模特那样站成行列的妇女们准备的，地点是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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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看何处，她只好眼光朝下，下巴贴着胸口。在她周围还有几百位同样身陷困境的妇女，她们都被迫在露天操场上站立好几个小时。拉海尔与那些妇女一样，对全身赤裸站在如此众多陌生人面前感到羞耻。她今年25岁，突然庆幸丈夫莫尼克没有与她一道，从波兰沦陷后的犹太隔离区被运到此地，这样莫尼克就看不到她所蒙受的屈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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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一样——也与数以千计拥有共同命运的妇女一样——拉海尔只有几秒钟来选择如何回答这位纳粹高官的提问，此人只要轻轻挥手就能决定她的生死。她甚至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怀上了莫尼克的孩子——即使怀上了，也只不过是怀孕数周而已。她也完全不知道承认怀孕可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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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听说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某些恐怖传闻，但她不敢相信。而且，无论这些传言多么耸人听闻，毕竟并未提到门格勒医生，也未提到那些落在他手上的孕妇的命运，更未提到他对孩子们所做的残忍的医学实验，尤其是对双胞胎所做的实验。这些都将一一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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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唯一知道的是，当她看着这位衣着考究、亲自检查女性囚犯的医生时，医生脸上总是挂着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实际上，当他毫无廉耻地欣赏青涩少女的身体时，当他极为粗暴地蹂躏成熟少妇的乳房时，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位勤勉的农夫在悉心照料自己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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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的军靴和笔挺的军服都说明他对纪律和规矩的执着。尽管有些脸红脖子粗的纳粹党徒懒洋洋地站在泥泞不堪的点名区周围，看上去醉醺醺或更糟，但这似乎丝毫不能消减他的兴致。正相反，他似乎全情投入于工作。当他在囚犯面前来回踱步时，偶尔还吹着口哨，只有在对身穿看着像条纹睡衣的囚服的囚犯头目发布命令时，他才会停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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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看出来有怀孕迹象或者滴下乳汁的妇女，都会被这些面无表情的男人拽出来。然而，妇女们绝非面无表情。当她们挤作一团时，她们眼中那恐惧的神情，足以让拉海尔想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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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门格勒对她发问，然后不耐烦地左右摆弄手套时，她用双手护住乳房，平静地回答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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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格勒没有动手查验他面前这位孕妇。当他走向下一位受害者时，他甚至都没有回头再看拉海尔·弗里德曼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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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出身于一个枝繁叶茂、“快乐而美丽”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孩子们一起玩耍、欢笑和歌唱，对于他们来说，生命本该是悠长而甜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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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来的名字是拉海尔·阿布拉姆丘克（Rachel Abramczyk），但在余生中，她改名为鲁兹（Ruze）或“鲁什卡”（Rushka）。作为九位兄弟姐妹的长姐，她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个月后，1918年年底的新年前夜，她出生在罗兹（Łódź）附近的帕比亚尼采（Pabianice），而罗兹是波兰第二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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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比亚尼采是波兰最为古老、最为繁荣的城镇之一，拥有漫长的纺织工业发展史。尽管如此，当地还是相对偏僻，镇上只有两辆汽车，其中一辆属于当地的医生。自从普鲁士人统治当地以来，犹太人在东欧的这个地区就备受歧视，但及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已经大致融入当地，约占当地人口中的16%。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哈西德派犹太教徒身穿黑袍、头戴黑帽，他们比阿布拉姆丘克这样的世俗化家族受到更为严重的迫害；而世俗化家族自称为“文化上的犹太人”或“改革派”犹太人，早在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之前，他们就已世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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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家里说意第绪语，尽管也庆祝犹太安息日以及其他宗教节日，食用犹太食物，使用犹太烛台，但他们很少去犹太会堂，孩子们也并未被培养为虔诚的犹太教徒，不过他们的确就读于犹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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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的父亲沙伊阿（Shaiah）是纺织工程师，就职于其岳父的纺织公司，纺织行业是少数对犹太人开放的行业之一。这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纺织机，雇用了绝大多数亲戚，生产挂毯、窗帘、布艺家具。得益于妻子法伊加（Fajga）的父母的庇荫，沙伊阿一家生活得很好，拥有一座三层高的宽敞公寓。这座公寓有两个露台，还有一大片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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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已经48岁了，他受过良好教育，以知识分子自居。他有很多知识是通过自学而来的，他是一位如饥似渴的阅读者，沉浸于历史、文学、艺术的经典著作中。他督促孩子专注于学业，鼓励他们掌握流利的德语。当时，德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文明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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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尊敬父亲，也遗传了父亲对学习的爱好。她是个用功的学生，她与兄弟姐妹们每天步行1公里去上学，风雨烈日无阻。他们从早上8点学习到下午1点30分，之后就可以自由地阅读或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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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的习俗，母亲法伊加比其老成持重的丈夫年轻得多，法伊加生下拉海尔的时候才19岁。在其长女成长期间，法伊加几乎总是在怀孕。尽管法伊加疼爱孩子们，但她有时候会埋怨丈夫太过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她甚至公开向亲戚朋友表示，丈夫应该好好考虑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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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加是和蔼可亲的女性，她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她经常告诉孩子们：“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城堡。”法伊加以艺术品、瓷器、装饰品的混合风格来装点他们的公寓，在逾越节的时候总是摆上鲜花。无论亲戚朋友何时到访，访客们总是会对阿布拉姆丘克家的整洁大方和孩子们的知书达礼留下深刻印象。孩子们的良好教养要归功于拉海尔，因为她那胆小羞怯的母亲并不擅长于管束孩子。当拉海尔长大到足以抱起婴儿的时候，她实际上就承担起了仅次于母亲的角色，她帮忙做饭、做家务，也帮忙照顾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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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弟弟妹妹从学校回来，拉海尔就要准备午饭，饭后还要把弟弟妹妹带到户外去玩耍。拉海尔家也请过帮佣，但绝大部分家务都是长女承担的。萨拉（Sala）排行仅次于拉海尔，比拉海尔小三岁，她回忆道：“我们两个总是每人带一个弟弟或妹妹，我们两个还要用老办法来洗衣服，用搓衣板。”更小的妹妹伊斯特（Ester）和芭拉（Bala）长到足够大的时候，也要做家务。弟弟伯纳德的昵称是“贝雷克”（Berek），与弟弟莫涅克（Moniek）也要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但年纪更小的几个孩子，比如昵称为“多拉”（Dora）的多尔卡及其孪生兄弟赫涅克（Heniek）生于1931年，最小的昵称为“马纽西亚”（Maniusia）的妹妹阿尼奇卡生于1933年，他们都还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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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深感责任重大。她说：“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从来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打架。”母亲总是让她督促弟弟妹妹注意言行、分担家务。她这辈子都得承担督导者的角色。或许因为肩上承担的责任，拉海尔瘦得皮包骨，有时被认为是家里“最孱弱的人”。萨拉活泼而美丽，在当地剧团唱歌跳舞，她说：“拉海尔总是需要比我们吃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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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伊加那神通广大的父母的资助，阿布拉姆丘克一家吃得很好，他们能吃上波兰馅饼饺子（pierogi dumplings），以及苹果炖鸭、梅子炖鸡那样的肉菜。也正是这些令人垂涎的对餐桌上各种食物的美好回忆，支撑着拉海尔及其家人熬过战争期间最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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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年纪较大的姐妹人缘都很好。她们富有教养、衣着得体、通晓双语，拥有来自各种宗教背景的广泛的朋友圈子。萨拉如此美丽，以至于她们学校的美术老师为她画了一幅肖像。萨拉回忆道：“这是莫大的荣幸，那时候我是她最喜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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