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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犹太人的限制日益收紧，越来越多的人计划逃亡。安嘉及其女伴在咖啡馆里遇到几名英国记者。安嘉回忆道：“我的朋友说：‘我要嫁给他们其中一个。’她六个星期后就结婚了。朋友的未婚夫还有个对象可以介绍给我，那人十分钟后就跟我说：‘嫁给我好吗？’我认为他要么疯了，要么只是贪玩，但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她拒绝了对方的好意，也并不珍惜这逃脱危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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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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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相反，安嘉成为姑妈的学徒，姑妈是女帽制造商，在市内历史悠久的黑玫瑰街区拥有自己的沙龙，而在商店打烊后，安嘉继续会客访友。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逃亡而故作镇定。她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留在布拉格。1939年11月，安嘉的表亲把她介绍给贝恩哈德·“贝恩德”·纳坦（Bernhard ‘Bernd’ Nathan），一名非常英俊的德国犹太人，他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逃离柏林。及至1939年，与数十万德国犹太难民一样，他错误地认为布拉格已经足够远也足够安全。他的弟弟罗尔夫（Rolf）先后逃到荷兰与瑞士，后来在瑞士加入美国军队，最终得以安全。她的妹妹马尔加（Marga）逃到澳大利亚，最终也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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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生于1904年，比安嘉年长13岁。他是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供职于著名的巴兰多夫电影制片厂（Barrandov Film Studio），那是欧洲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电影制片厂之一，被称为“东欧好莱坞”。他有自己的制片车间和制片团队，作为副业，他还创办了几家有利可图的服装道具商店。他也为纳粹工作，对方根本不知道他是犹太人，还委托他设计酒吧、夜总会和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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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认为自己首先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他根本就不信犹太教，他的德语说得如此地道，以至于能够摆脱种种限制，假装自己是雅利安人。安嘉说：“他长得就像德国人……他说话也像德国人，因为他就来自柏林。德国人继续邀请他作客……我们生活得如此自在，即使是在希特勒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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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的父亲路易斯（Louis）曾经获得德国最高军事荣誉，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因为芥子气中毒而致盲，由此获得英雄般的地位。尽管双目失明，但路易斯还是风流成性，最终与优雅的妻子塞尔玛（Selma）离婚，而塞尔玛就是贝恩德的母亲。正是塞尔玛确保了长子每月获得2000克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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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有着迷人的外表，就像父亲那样天生吸引女性，而且懂得如何虏获芳心。安嘉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是在巴兰多夫的游泳池里，当时她做了一个漂亮的后空翻。“我认为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几个星期后，两人在贝恩德重新装修的夜总会里正式认识对方。安嘉形容这位发色浅淡、碧眼清澈、微微浅笑的男子走向她时的情景为：“这就是一见钟情。我们彼此认识后，仿佛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都像傻瓜一样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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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婚礼上的贝恩德与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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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嘉形容的“旋风般的浪漫”之后，他们在一年内就结婚了，那是1940年5月15日（星期三），战争爆发八个月后。安嘉刚满23岁，而仍然被当局视为德国移民的贝恩德已经36岁了。安嘉说：“早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实际上就统治了捷克斯洛伐克。但在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致命的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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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简单婚礼在德国驻布拉格地区办公室举行，那里就位于艺术气息浓厚的大斯拉维亚咖啡馆旁边。只有两位证婚人出席婚礼。由于犹太人不得拥有黄金或钻石，安嘉拥有一枚以白银底座镶嵌着漂亮长方形紫水晶的订婚戒指，以及一枚朴实无华的结婚戒指。安嘉戴着女帽，穿着深色套装和白色花领衬衣，头发上饰以贝壳小梳，与西装革履的丈夫拍了结婚照。在铃兰花散发的香气中，她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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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曾经鼓起勇气，与生活在偏远的特雷贝克绍夫采的父母联系，告诉父母自己要结婚了。但父母根本开心不起来，主要是因为贝恩德是德国人，他们害怕这会给安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在父母与贝恩德见面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非常喜欢这位女婿。安嘉的母亲认为他是个花花公子，甚至声称“一眼就把他看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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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结婚当天，荷兰向纳粹投降。十二天后，盟军不得不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滩头撤退。5月28日，比利时投降。6月10日，挪威也投降了，意大利则对英法两国宣战。几乎就在两人宣读结婚誓词一个月后，巴黎沦陷。然后，令人生畏的遣送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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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在布拉格自行设立了犹太人引渡办公室，以监督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他仅在1940年就多次下达遣送指令（目的地是达豪集中营），并且威胁道，如果犹太社区长老未能完成指令，他就让他麾下的部队每天从布拉格清除300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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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经熟知的世界，正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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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新婚夫妇沉浸在甜蜜的爱恋中，两人搬进了贝恩德的那套空中公寓，公寓位于老会堂街那座犹太会堂的顶楼。公寓有个穹顶，其中一面墙上还有雕花玻璃窗——身处其中就像置身于艺术家的工作室那样——他们几乎不可能遮住灯光以确保夜间安全。由于没有窗帘，在宵禁后，他们就坐在烛光旁边，用留声机聆听他们最喜欢的音乐，或者沉醉于楼下的祈祷者在仪式上传出的美妙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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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在屋顶上缱绻“非常浪漫”。贝恩德极具室内设计天赋，他把公寓装饰得非常漂亮。两人被他亲手设计的家具所环绕，包括一座音色悦耳、雕刻精致的自鸣钟。他还悬挂起颜色素雅的苹果绿丝绸窗帘，安嘉认为这简直是太奢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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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父亲给安嘉的资助，她雇请了一位能够制作“奇迹般的”甜甜圈的女佣，贝恩德尤其喜欢吃这道甜点。无论两人何时出门，安嘉都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选，并且还能配上她从姑妈的商店里选用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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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经特别许可不得离开布拉格，安嘉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见到家人了，直到1941年6月，她得知她深爱的哥哥托达死于脑动脉瘤。托达去世时才33岁，去世前两周经受了中风折磨。安嘉祈求没有人在路上查看自己的身份证，她坐了火车去出席托达的葬礼，安慰悲痛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母亲在托达的病床旁边须臾不离地呆坐了两周，因为又送走了一个儿子而无处话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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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是我第一个亲眼看见的亡者，我也忘不了母亲当时的情形，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世。我不希望再有人经历这样的惨状。”葬礼过后，一家人安静地坐在家里，气氛极为凝重。安嘉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比平常更加沉默。姐姐热德娜和鲁热娜在场，热德娜的丈夫赫伯特·伊西多尔（Herbert Isidor）和鲁热娜的儿子彼得也在，但家中并无团圆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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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一队德军士兵大力敲门，他们甩开门板，鱼贯而入。原来是一个邻居向德军告发，说这里住着犹太人，所以德军就来搜查了，他们翻箱倒柜。安嘉的母亲伊达胸部丰满，就像她最小的女儿那样，当德国人背对着她的时候，母亲悄无声息地把家里的现金塞进胸罩里。然后，悲痛中的母亲镇定下来，询问这些不速之客是否需要咖啡和蛋糕。令人惊奇的是，对方应允了，分别坐下，然后与家人进行了礼貌的对话，而家人原本以为是会受到恐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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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士兵还与安嘉说笑，问她为何能说如此标准的德语，她便承认自己嫁给了一位来自柏林、住在布拉格的建筑师。士兵们说笑道，应该开车送她回家，把她扔在丈夫的床上。士兵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们警告安嘉，别再未经允许就来看望家人，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没有逮捕安嘉。这是又一次幸运的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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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布拉格后，人们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更为恐慌了。希特勒已经宣布，保护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被清除掉。面对被遣送的威胁，人们学会不信别人，只信自己。人们藏匿或积攒尽可能多的财物，许多人仍然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尽管有谣言说那些逃脱的人在异国他乡也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百无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