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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婚礼上的贝恩德与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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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嘉形容的“旋风般的浪漫”之后,他们在一年内就结婚了,那是1940年5月15日(星期三),战争爆发八个月后。安嘉刚满23岁,而仍然被当局视为德国移民的贝恩德已经36岁了。安嘉说:“早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实际上就统治了捷克斯洛伐克。但在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致命的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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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简单婚礼在德国驻布拉格地区办公室举行,那里就位于艺术气息浓厚的大斯拉维亚咖啡馆旁边。只有两位证婚人出席婚礼。由于犹太人不得拥有黄金或钻石,安嘉拥有一枚以白银底座镶嵌着漂亮长方形紫水晶的订婚戒指,以及一枚朴实无华的结婚戒指。安嘉戴着女帽,穿着深色套装和白色花领衬衣,头发上饰以贝壳小梳,与西装革履的丈夫拍了结婚照。在铃兰花散发的香气中,她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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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曾经鼓起勇气,与生活在偏远的特雷贝克绍夫采的父母联系,告诉父母自己要结婚了。但父母根本开心不起来,主要是因为贝恩德是德国人,他们害怕这会给安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在父母与贝恩德见面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非常喜欢这位女婿。安嘉的母亲认为他是个花花公子,甚至声称“一眼就把他看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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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结婚当天,荷兰向纳粹投降。十二天后,盟军不得不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滩头撤退。5月28日,比利时投降。6月10日,挪威也投降了,意大利则对英法两国宣战。几乎就在两人宣读结婚誓词一个月后,巴黎沦陷。然后,令人生畏的遣送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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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在布拉格自行设立了犹太人引渡办公室,以监督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他仅在1940年就多次下达遣送指令(目的地是达豪集中营),并且威胁道,如果犹太社区长老未能完成指令,他就让他麾下的部队每天从布拉格清除300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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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经熟知的世界,正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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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新婚夫妇沉浸在甜蜜的爱恋中,两人搬进了贝恩德的那套空中公寓,公寓位于老会堂街那座犹太会堂的顶楼。公寓有个穹顶,其中一面墙上还有雕花玻璃窗——身处其中就像置身于艺术家的工作室那样——他们几乎不可能遮住灯光以确保夜间安全。由于没有窗帘,在宵禁后,他们就坐在烛光旁边,用留声机聆听他们最喜欢的音乐,或者沉醉于楼下的祈祷者在仪式上传出的美妙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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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在屋顶上缱绻“非常浪漫”。贝恩德极具室内设计天赋,他把公寓装饰得非常漂亮。两人被他亲手设计的家具所环绕,包括一座音色悦耳、雕刻精致的自鸣钟。他还悬挂起颜色素雅的苹果绿丝绸窗帘,安嘉认为这简直是太奢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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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父亲给安嘉的资助,她雇请了一位能够制作“奇迹般的”甜甜圈的女佣,贝恩德尤其喜欢吃这道甜点。无论两人何时出门,安嘉都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选,并且还能配上她从姑妈的商店里选用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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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经特别许可不得离开布拉格,安嘉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见到家人了,直到1941年6月,她得知她深爱的哥哥托达死于脑动脉瘤。托达去世时才33岁,去世前两周经受了中风折磨。安嘉祈求没有人在路上查看自己的身份证,她坐了火车去出席托达的葬礼,安慰悲痛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母亲在托达的病床旁边须臾不离地呆坐了两周,因为又送走了一个儿子而无处话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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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是我第一个亲眼看见的亡者,我也忘不了母亲当时的情形,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世。我不希望再有人经历这样的惨状。”葬礼过后,一家人安静地坐在家里,气氛极为凝重。安嘉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比平常更加沉默。姐姐热德娜和鲁热娜在场,热德娜的丈夫赫伯特·伊西多尔(Herbert Isidor)和鲁热娜的儿子彼得也在,但家中并无团圆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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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一队德军士兵大力敲门,他们甩开门板,鱼贯而入。原来是一个邻居向德军告发,说这里住着犹太人,所以德军就来搜查了,他们翻箱倒柜。安嘉的母亲伊达胸部丰满,就像她最小的女儿那样,当德国人背对着她的时候,母亲悄无声息地把家里的现金塞进胸罩里。然后,悲痛中的母亲镇定下来,询问这些不速之客是否需要咖啡和蛋糕。令人惊奇的是,对方应允了,分别坐下,然后与家人进行了礼貌的对话,而家人原本以为是会受到恐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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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士兵还与安嘉说笑,问她为何能说如此标准的德语,她便承认自己嫁给了一位来自柏林、住在布拉格的建筑师。士兵们说笑道,应该开车送她回家,把她扔在丈夫的床上。士兵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们警告安嘉,别再未经允许就来看望家人,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没有逮捕安嘉。这是又一次幸运的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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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布拉格后,人们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更为恐慌了。希特勒已经宣布,保护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被清除掉。面对被遣送的威胁,人们学会不信别人,只信自己。人们藏匿或积攒尽可能多的财物,许多人仍然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尽管有谣言说那些逃脱的人在异国他乡也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百无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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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安嘉本来有机会逃离。她与贝恩德从朋友那里听说,有可能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抵达上海,当时占领上海的日本人非常欢迎来自欧洲各地的2.3万名犹太人,并为他们在隔离区内提供避难所。这对夫妇再次犹豫,最后还是决定不走。1941年6月,德国开始入侵苏联,他们也就再次失去了逃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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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并非唯一为犹太人挺身而出者。一个支持种族多元化的国际组织已经帮助了许多家庭,尤其是小孩子,逃往相对安全的英国,后来被称为“儿童运送行动”(Kindertransports)。还有一个名为“1000个孩子”的类似计划,于1934~1945年把大约1400名儿童运送到美国。据估计,大约有1万名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孩子,通过这类计划得到拯救。对于那些未能得到拯救的人来说,前途将会越发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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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安嘉和贝恩德那处舒适公寓所在的犹太会堂被关闭,两人也被迫搬出公寓,搬到位于金德里斯卡街区的一处老房子。尽管如此,安嘉还是为那两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配上了一个小厨房。安嘉说,“反犹太条例意味着我们这也不允那也不许,但一切尚可忍受”,她形容种种限制就如同在他们的幸福生活中“用针扎了几下”。条例“非常聪明地”逐步收紧,但他们继续忍受种种变化。“人们在忍受,而且总是说:‘只要局面别再变坏……’我们不得不放弃收音机,这很糟糕,但我们还能看报纸……你总能找到别的事情做……你永远不知道你还能忍受多久,反正情况越来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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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当局下令,所有年满6岁的捷克犹太人都要在外衣上缝上黄色的大卫王之星,人们总算知道非犹太人将会在大街上如何对待犹太人了。已经有许多犹太人被随意揪斗、逮捕或殴打,佩戴星星意味着他们已成为社会弃儿,他们无处可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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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安嘉刻意地把星星别在她最时髦的衣服上,那是一条墨绿色格子呢裙子和一件赭石色山羊皮夹克,她把星星当成配饰。她说在所有反犹措施中,星星是她最不在意的。“我为我的黄色星星感到自豪,我还想:‘如果他们要彰显我,那便彰显我。’我对此漫不经心。我穿上我最好的衣服。我烫了头发,昂首阔步地走在路上,并未畏畏缩缩。”她遇见的人都忽视了她胸前的标记。没有人对她恶语相向,也没有人对这位充满自信的年轻女士无礼相待,这位女士拒绝为那颗星星而卑躬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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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当安嘉看见一位朋友对别人两度鞠躬,甚至“在人行道上爬行”以遮掩那颗星星的时候,安嘉告诉那位朋友道:“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站起来!做个自豪的犹太人。我们不得不佩戴星星?那又怎样?不要让别人辱没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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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贝恩德有一位名叫奥托的非犹太裔朋友从德国来访,贝恩德想让对方看看布拉格宵禁后的景象。贝恩德摘去星星,而且让安嘉也这样做,这样他们三人就可以一起外出了。贝恩德说:“如果有人拦住我们,你要保持冷静,让我们两个去应答。”贝恩德和奥托都说高地德语,这相当于BBC标准英语在英国的地位。他们从未受到冒犯,但这段经历太过惊心动魄,以至于他们后来都不敢再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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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市内绝大多数犹太人已被赶出富人区,被迫住进小公寓。犹太人不得从事艺术创作、戏剧或电影行业,贝恩德再也不敢冒险为德国人制作家具了。两人在布拉格的生活因为失业而陷入困顿,于是这对夫妇就靠安嘉父亲的资助生活,而且安嘉的姑妈还会为她支付制作帽子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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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盖世太保头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人,气氛一夜突变。在一个月内,落入他“保护”下的5000名男女老幼被围捕,并被送到罗兹隔离区。其中就有安嘉的姑妈及其家人,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开始为自己以及其他人都无法预计的事情做准备……我们还认为人们只是被吓怕了……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以流水线运作的方式把人们推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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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平息数周后,贝恩德收到纳粹任命的布拉格犹太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上分配给他一个号码,告诉他两天后到维勒特日尼宫即旧交易所大楼的集合点去报到,那里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交易会宫。集合点位于霍莱绍维采街区,距离布拉格-布比尼铁路干线车站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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