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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婚礼上的贝恩德与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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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嘉形容的“旋风般的浪漫”之后，他们在一年内就结婚了，那是1940年5月15日（星期三），战争爆发八个月后。安嘉刚满23岁，而仍然被当局视为德国移民的贝恩德已经36岁了。安嘉说：“早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实际上就统治了捷克斯洛伐克。但在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致命的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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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简单婚礼在德国驻布拉格地区办公室举行，那里就位于艺术气息浓厚的大斯拉维亚咖啡馆旁边。只有两位证婚人出席婚礼。由于犹太人不得拥有黄金或钻石，安嘉拥有一枚以白银底座镶嵌着漂亮长方形紫水晶的订婚戒指，以及一枚朴实无华的结婚戒指。安嘉戴着女帽，穿着深色套装和白色花领衬衣，头发上饰以贝壳小梳，与西装革履的丈夫拍了结婚照。在铃兰花散发的香气中，她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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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曾经鼓起勇气，与生活在偏远的特雷贝克绍夫采的父母联系，告诉父母自己要结婚了。但父母根本开心不起来，主要是因为贝恩德是德国人，他们害怕这会给安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在父母与贝恩德见面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非常喜欢这位女婿。安嘉的母亲认为他是个花花公子，甚至声称“一眼就把他看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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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结婚当天，荷兰向纳粹投降。十二天后，盟军不得不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滩头撤退。5月28日，比利时投降。6月10日，挪威也投降了，意大利则对英法两国宣战。几乎就在两人宣读结婚誓词一个月后，巴黎沦陷。然后，令人生畏的遣送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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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在布拉格自行设立了犹太人引渡办公室，以监督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他仅在1940年就多次下达遣送指令（目的地是达豪集中营），并且威胁道，如果犹太社区长老未能完成指令，他就让他麾下的部队每天从布拉格清除300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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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经熟知的世界，正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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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新婚夫妇沉浸在甜蜜的爱恋中，两人搬进了贝恩德的那套空中公寓，公寓位于老会堂街那座犹太会堂的顶楼。公寓有个穹顶，其中一面墙上还有雕花玻璃窗——身处其中就像置身于艺术家的工作室那样——他们几乎不可能遮住灯光以确保夜间安全。由于没有窗帘，在宵禁后，他们就坐在烛光旁边，用留声机聆听他们最喜欢的音乐，或者沉醉于楼下的祈祷者在仪式上传出的美妙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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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在屋顶上缱绻“非常浪漫”。贝恩德极具室内设计天赋，他把公寓装饰得非常漂亮。两人被他亲手设计的家具所环绕，包括一座音色悦耳、雕刻精致的自鸣钟。他还悬挂起颜色素雅的苹果绿丝绸窗帘，安嘉认为这简直是太奢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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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父亲给安嘉的资助，她雇请了一位能够制作“奇迹般的”甜甜圈的女佣，贝恩德尤其喜欢吃这道甜点。无论两人何时出门，安嘉都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选，并且还能配上她从姑妈的商店里选用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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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经特别许可不得离开布拉格，安嘉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见到家人了，直到1941年6月，她得知她深爱的哥哥托达死于脑动脉瘤。托达去世时才33岁，去世前两周经受了中风折磨。安嘉祈求没有人在路上查看自己的身份证，她坐了火车去出席托达的葬礼，安慰悲痛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母亲在托达的病床旁边须臾不离地呆坐了两周，因为又送走了一个儿子而无处话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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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是我第一个亲眼看见的亡者，我也忘不了母亲当时的情形，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世。我不希望再有人经历这样的惨状。”葬礼过后，一家人安静地坐在家里，气氛极为凝重。安嘉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比平常更加沉默。姐姐热德娜和鲁热娜在场，热德娜的丈夫赫伯特·伊西多尔（Herbert Isidor）和鲁热娜的儿子彼得也在，但家中并无团圆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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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一队德军士兵大力敲门，他们甩开门板，鱼贯而入。原来是一个邻居向德军告发，说这里住着犹太人，所以德军就来搜查了，他们翻箱倒柜。安嘉的母亲伊达胸部丰满，就像她最小的女儿那样，当德国人背对着她的时候，母亲悄无声息地把家里的现金塞进胸罩里。然后，悲痛中的母亲镇定下来，询问这些不速之客是否需要咖啡和蛋糕。令人惊奇的是，对方应允了，分别坐下，然后与家人进行了礼貌的对话，而家人原本以为是会受到恐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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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士兵还与安嘉说笑，问她为何能说如此标准的德语，她便承认自己嫁给了一位来自柏林、住在布拉格的建筑师。士兵们说笑道，应该开车送她回家，把她扔在丈夫的床上。士兵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们警告安嘉，别再未经允许就来看望家人，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没有逮捕安嘉。这是又一次幸运的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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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布拉格后，人们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更为恐慌了。希特勒已经宣布，保护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被清除掉。面对被遣送的威胁，人们学会不信别人，只信自己。人们藏匿或积攒尽可能多的财物，许多人仍然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尽管有谣言说那些逃脱的人在异国他乡也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百无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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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安嘉本来有机会逃离。她与贝恩德从朋友那里听说，有可能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抵达上海，当时占领上海的日本人非常欢迎来自欧洲各地的2.3万名犹太人，并为他们在隔离区内提供避难所。这对夫妇再次犹豫，最后还是决定不走。1941年6月，德国开始入侵苏联，他们也就再次失去了逃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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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并非唯一为犹太人挺身而出者。一个支持种族多元化的国际组织已经帮助了许多家庭，尤其是小孩子，逃往相对安全的英国，后来被称为“儿童运送行动”（Kindertransports）。还有一个名为“1000个孩子”的类似计划，于1934～1945年把大约1400名儿童运送到美国。据估计，大约有1万名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孩子，通过这类计划得到拯救。对于那些未能得到拯救的人来说，前途将会越发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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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安嘉和贝恩德那处舒适公寓所在的犹太会堂被关闭，两人也被迫搬出公寓，搬到位于金德里斯卡街区的一处老房子。尽管如此，安嘉还是为那两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配上了一个小厨房。安嘉说，“反犹太条例意味着我们这也不允那也不许，但一切尚可忍受”，她形容种种限制就如同在他们的幸福生活中“用针扎了几下”。条例“非常聪明地”逐步收紧，但他们继续忍受种种变化。“人们在忍受，而且总是说：‘只要局面别再变坏……’我们不得不放弃收音机，这很糟糕，但我们还能看报纸……你总能找到别的事情做……你永远不知道你还能忍受多久，反正情况越来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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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当局下令，所有年满6岁的捷克犹太人都要在外衣上缝上黄色的大卫王之星，人们总算知道非犹太人将会在大街上如何对待犹太人了。已经有许多犹太人被随意揪斗、逮捕或殴打，佩戴星星意味着他们已成为社会弃儿，他们无处可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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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安嘉刻意地把星星别在她最时髦的衣服上，那是一条墨绿色格子呢裙子和一件赭石色山羊皮夹克，她把星星当成配饰。她说在所有反犹措施中，星星是她最不在意的。“我为我的黄色星星感到自豪，我还想：‘如果他们要彰显我，那便彰显我。’我对此漫不经心。我穿上我最好的衣服。我烫了头发，昂首阔步地走在路上，并未畏畏缩缩。”她遇见的人都忽视了她胸前的标记。没有人对她恶语相向，也没有人对这位充满自信的年轻女士无礼相待，这位女士拒绝为那颗星星而卑躬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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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当安嘉看见一位朋友对别人两度鞠躬，甚至“在人行道上爬行”以遮掩那颗星星的时候，安嘉告诉那位朋友道：“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站起来！做个自豪的犹太人。我们不得不佩戴星星？那又怎样？不要让别人辱没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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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贝恩德有一位名叫奥托的非犹太裔朋友从德国来访，贝恩德想让对方看看布拉格宵禁后的景象。贝恩德摘去星星，而且让安嘉也这样做，这样他们三人就可以一起外出了。贝恩德说：“如果有人拦住我们，你要保持冷静，让我们两个去应答。”贝恩德和奥托都说高地德语，这相当于BBC标准英语在英国的地位。他们从未受到冒犯，但这段经历太过惊心动魄，以至于他们后来都不敢再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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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市内绝大多数犹太人已被赶出富人区，被迫住进小公寓。犹太人不得从事艺术创作、戏剧或电影行业，贝恩德再也不敢冒险为德国人制作家具了。两人在布拉格的生活因为失业而陷入困顿，于是这对夫妇就靠安嘉父亲的资助生活，而且安嘉的姑妈还会为她支付制作帽子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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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盖世太保头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人，气氛一夜突变。在一个月内，落入他“保护”下的5000名男女老幼被围捕，并被送到罗兹隔离区。其中就有安嘉的姑妈及其家人，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开始为自己以及其他人都无法预计的事情做准备……我们还认为人们只是被吓怕了……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以流水线运作的方式把人们推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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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平息数周后，贝恩德收到纳粹任命的布拉格犹太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上分配给他一个号码，告诉他两天后到维勒特日尼宫即旧交易所大楼的集合点去报到，那里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交易会宫。集合点位于霍莱绍维采街区，距离布拉格-布比尼铁路干线车站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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