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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囹圄似乎点燃了人们的创作冲动。有人以硬纸板和碎布料制作拼贴画。一位名叫帕维尔·弗里德曼（Pavel Friedman）的年轻男子在脆弱的复写纸上写下诗篇：“我再也没有见过蝴蝶……蝴蝶不会栖身于此，蝴蝶不会甘受隔离。”他在23岁那年死于奥斯维辛。那些秘密描绘隔离区内部恶劣状况的艺术家会被抓进小堡垒，他们会遭受酷刑折磨，会被弄断手指。许多人因此被射杀，或者被送去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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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时可能遭到报复，但文化变革还在前行。小型展览、音乐评论以及音乐会还在秘密举行。即兴剧最初在地下室和营房里悄然上演，由于变得大受欢迎，后来改在仓库或健身房上演。犹太管委会必须审查每场演出，但也开始发售门票；这些门票如此抢手，甚至经常在黑市上被用于购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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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国人并未干预并禁止此类活动，甚至允许人们使用乐器，人们也就更加大胆，开始重拾本行了。建筑师和舞台设计师投入工作，女裁缝则被请来缝制戏服。作家鼓起勇气写作讽刺剧和滑稽剧，其中一部题为《最后的骑行者》（The Last Cyclist），由卡雷尔·什文克（Karel Švenk）编剧。剧中描绘了一个世界，在那里，骑自行车的人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迫害，而那些居民本来就是从庇护所里逃脱出来的。遗憾的是，这部戏从未在泰雷津上演，它在带妆排练期间就被犹太长老会禁止了，因为长老会害怕这部戏会招致报复。但在战争结束后，尽管什文克并未幸存，这部戏还是根据幸存者的回忆改编上演，并且继续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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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少争议的演出则可以如期上演，包括歌剧《阿依达》（Aida），这是享誉欧洲的著名独唱剧。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那部名为《布伦迪巴》（Brundibar）的儿童戏剧则上演了超过50场。这部戏得以上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弗朗齐歇克·泽伦卡（František Zelenka），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最敢革新的捷克舞台设计师。泽伦卡曾在泰雷津为超过20部戏剧设计舞台布景，包括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作品，他最终死于奥斯维辛，终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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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曾经观看过一次难忘的带妆排练，那部戏是《被出卖的新娘》，她第一次看那部戏时，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学生。尽管安嘉认为饰演新娘的演员太老了，但这部充满乐观主义的戏剧还是“棒极了”。“这部戏剧被创作时，没人知道它会在泰雷津上演，但里面有些唱词和对白实在是太应景了……女主角曾经问男主角：‘最终的结局会如何？’男主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太有象征意义了。那些片段让人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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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出进行的一两个小时内，观众不再是为食物犯愁、为生存担忧的囚犯。他们自由地大哭大笑，自由地感受希望和失望，音乐、舞蹈、歌曲让他们度过快乐的时光。安嘉说：“这有助于缓解压抑的气氛，借助艺术，你就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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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雷津，其中一项最为瞩目的艺术成就归功于一个热诚的业余合唱团，他们由罗马尼亚指挥家和室内乐作曲家拉斐尔·舍希特（Rafael Schächter）担任指导。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个监狱合唱团演出了超过16次，上演的剧目是朱塞佩·威尔第最高难度的作品《安魂弥撒》（Requiem）。那场感情炽烈的天主教葬礼弥撒，只能靠演员逐字逐句、逐个拉丁语单词，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背诵下来。他们只有一部偷运进来的乐谱和一台缺胳膊少腿的钢琴，他们还有频繁变换的演出班底，因为随着遣送行动展开，越来越多的合唱团成员被带走，舍希特对团员们说：“我们对纳粹无话可说，让我们唱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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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幕《解救我》（Liberate me）的唱词是：“主啊，解救我，从永恒的死亡中解救我……您终将降临，以烈焰审判这个世界。”另一段独白是：在最终审判日，“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审判”。这是一段所有罪人终将受到神圣审判的勇敢预言。安嘉观看了其中一场演出，那是她听过的最为悲壮、最为感动的歌剧。当时，纳粹高级军官也在座。演出结束时，犹太观众屏息静气，等待德国人的反应。当党卫队员开始鼓掌时，其他人也掌声雷动，观众们早已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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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闲活动管委会的监管下，人们进行着从未止息的艺术抗争，泰雷津的人们组织讲座和课堂，开设缝纫班和进修课程。即使人们未能参与艺术或教育活动，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人们也致力于改善营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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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公然蔑视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个人反抗的表现形式，人们唱歌、跳舞，人们恋爱、结婚，人们极度渴望爱，极度渴望某种爱欲，人们竭尽所能去寻找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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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在H街区一处专业车间和木料厂工作，街区位于带刺铁丝网那边的堡垒内部。贝恩德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为纳粹军官制作精美家具，这也是他在布拉格的旧业。每到下班时分，他就偷偷溜进妻子的营房去看望妻子。那里没有隐私可言，但也没有羞耻之说。他们并非特例，许多夫妻会向特权人士租用私人空间，但那总是供不应求。其他人就只能充分利用夫妻相处的片刻时光了，有时在夜里，好几名男子会偷偷溜进女子营房，安嘉说她甚至能感觉到整个营房都在震动。安嘉说：“我们房间里有12个女人，有时就会有12个男人睡在那儿，但人们都满不在乎。这是我们仅有的片刻欢愉，这让我们还不至死去。”虽然风险很大，但他们认为值得为此冒险。他们都还年轻，还在爱的年纪，共寝片刻也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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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人都被运走了，但安嘉和贝恩德两人还是留在后方，这对夫妇深信纳粹关于“先遣队员”将会安全的承诺，他们将会在战争期间留在隔离区。尽管在1943年6月，隔离区中心区域建起了专用铁路站台，但安嘉仍然相信，许多人也仍然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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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那年26岁，结婚已经三年，她并不想当高龄母亲，但她与贝恩德都决定，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宜要小孩。尽管从未做出特别声明，但德国人还是颁布过严格的性别隔离规定，人们害怕如果犯下怀孕的“罪过”，将会被处以死刑。然而在1943年夏天，当安嘉发现自己怀孕时，她还是暗自高兴。母亲伊达当时与女儿住在同一个营区，母亲难以置信地问道：“怎么怀上的？几时怀上的？”安嘉只是耸耸肩，而母亲也笑了。安嘉确信孩子来得正是时候。安嘉觉得九个月后必将有事情发生。通过地下电台和捷克警察的闲言碎语，小道消息已经传遍泰雷津。盟军已攻入西西里岛，墨索里尼已被剥夺权力，意大利已向盟军投降。华沙犹太隔离区已发生大起义，德国鲁尔区也已遭到猛烈轰炸。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已胜利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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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仍未结束。隔离区内暴发斑疹伤寒，一天之内就夺去过百人的性命。运来发霉面包的车辆也负责运走尸体。棺材如此短缺，以致死者只能用裹尸布草草包裹并堆放在走廊上，火葬场每个月要处理上千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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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时传来消息，安嘉的两位姐姐，36岁的鲁热娜和39岁的热德娜，安嘉的外甥，即8岁的彼得，以及安嘉的姐夫赫伯特，都将在一次对5000人的遣送行动中被送往东方。安嘉表亲的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也会被送走。安嘉说：“当你的亲人将在下次遣送行动中被送走时，你会不惜一切去拯救他们。但显然，尽管我尝试了一切办法，但最终仍一无所获。我试图……贿赂主事者……但毫无作用。你还要承担巨大风险。许多人都倾其所有去贿赂某些人，但德国人说要运走1000人就得运走1000人。幸运与不幸只在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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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自杀，或者试图自杀，而不是去面对未知的旅程。根据相关报告，1941～1943年，在泰雷津，有430人自杀，有252人自杀未遂，绝大多数自杀行为都发生在遣送行动期间。那些无法面对骨肉分离的人，要么跳楼，要么割腕，要么上吊，要么大量吞食从诊所偷来或拿来的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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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嘉对于近亲被送走的最终记忆中，就包括老姑妈的那次，“她衣着整齐，还戴着帽子”，坐在行李箱上。“她跟我握手，并说：‘那么，回头见吧。’仿佛我们是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大酒店里见面……她没有说‘永别了’，而是说‘下周见！’她不知道何谓毒气室，但她知道此行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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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强颜欢笑，与亲人挥手道别，目送人群走向站台，数千人的脚步扬起漫天灰尘。安嘉祈求自己能与亲人尽快重逢，祈求亲人离开她后还能找到足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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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个月，安嘉的腹部开始隆起，她因为即将成为母亲而感到兴奋，尽管她已消瘦了许多，而且食物当中又没有多少营养。安嘉说：“我们为了即将降生的孩子而欣喜若狂。我记得怀孕四个半月的时候，胎儿就开始动了。我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然后感觉到胎儿在动，我跑进大办公室，告诉我的上司：‘它开始动了！’我那时候得意忘形。这是何等奇迹啊！”但安嘉的欢喜很快就变成恐惧，尤其是再也没有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传来，而向东方的遣送行动却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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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任的党卫队营区指挥官、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安东·布格尔（Anton Burger）发现有些囚犯怀孕时，他下令怀孕者必须主动报告情况。身为犹太人竟然胆敢怀孕，这被视为对第三帝国的犯罪。布格尔下令，所有小于七个月的胎儿都必须人工流产。他还发出威胁，要惩罚那些隐瞒怀孕情况的母亲，同时还要株连那些母亲所在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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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和贝恩德肯定选择隐瞒，直到再也隐瞒不下去了。然后，两人被传唤到指挥部的行政管理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另外四对夫妇。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从命。在那里，大发雷霆的纳粹党徒拿着手枪对着他们指指划划，每对夫妇都被迫签署文件，同意交出新生儿并进行“安乐死”。尽管安嘉掌握多国语言，但她还是看不懂文件上写着什么，不得不询问别人。当别人告诉安嘉，孩子出生后将被弄死，她几乎当场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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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象过，我将被迫在交出并杀死（我的孩子）的文件上签字。从未有人听说过这种事情……你怎么能签下这种东西呢？但我们签了。他们说：‘快签！’我们就签了……党卫队员就拿着左轮手枪站在你身后……你当然得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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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安嘉怀孕六个月，德国人进行了人口普查，以确保补给物品数量与剩余囚犯数量相符。结果整个隔离区都被清空了。贝恩德因为发烧正躺在诊所，因此被留下了，同时被留下的还有其他病人和一些孩子。安嘉也被赶出隔离区，贝恩德并未同行，同行的是安嘉的父母，以及其他3.6万名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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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害怕最坏的情况即将到来，他们在全副武装的守卫看管下在雪地里艰难跋涉，最终来到一片开阔的牧场，即博胡绍维奇卡盆地。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人们被反复点验，恐怕多半是要被射杀了。人们不得坐下或稍作休息，所以人们只能在站立的地方便溺。严寒和雨雪让身体虚弱者难以承受，许多人倒地之后就再也未能醒来。当人们最终可以跑回营房的时候，安嘉如释重负，因为她发现诊所里的所有人，包括她丈夫，都尚未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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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到了12月，安嘉的老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收到前往东方的通知。安嘉那位曾经信心十足的父亲，那位在特雷贝克绍夫采广受尊敬的企业家，那位曾经开设了经营有方的皮革厂并且很好地养活了家人的成功人士，此时形容枯槁到“如同可怜的乞丐”，并且正遭受病痛的折磨。一名党卫队军官打伤了父亲的脸，打碎了父亲仅有的一副眼镜，所以父亲再也看不见东西了。安嘉说：“这让我最为伤心。他……变成一个身材矮小的犹太老头子，只能依靠我的母亲……此情此景真是让人伤心欲绝，因为父亲……如果没有母亲搀扶就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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