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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着美国军队抵达齐格菲防线，苏联军人越战越强，战争似乎已到了关键点，但专门为犹太妇女修建的木质营房，还是在距离银矿竖井1.5公里处的地方动工兴建。在这些营房建成之前，妇女们就临时安顿在最近才清空的六层高的红砖厂房的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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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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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海尔首批抵达时，这里远没有准备妥当。这里没有机器，也没有任何生产工具，因此拉海尔以及其他囚犯就被锁在拥挤的区域内无所事事。她们仅有的伸展手脚的机会就是永无休止的点名。纳粹始终坚持进行点名，早晚各一次，让她们在恶劣的天气中长久站立、等候点名。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提醒自己，这里已经比奥斯维辛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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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寝环境也大为改善；在这里，她们每两个人睡在三层架子床的一张床板上，每个房间住90名妇女。她们甚至还有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单。这里有只供冷水（偶尔有水）的浴室和不供厕纸的公厕。她们于是就用衣服的破布条、丢弃的硬纸皮或旧报纸来上厕所，反正能用就行。她们尤其喜欢用印有希特勒照片的报纸来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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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被告知，一旦她们开始工作，她们就会每12～14小时两班倒，因此一班工人离开铺位时，另一班工人就能回来睡上铺位。但在她们开工之前，由于暴发了猩红热，她们被隔离了一周。德国人建立了临时医务室，负责人是42岁的俄国囚犯和医生亚历山德拉·拉迪伊斯切科娃（Alexandra Ladiejschtschikowa，她并非犹太人），以及32岁的捷克犹太人、儿科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Edita Mautnerová），她在后来扮演了拯救妇女生命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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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隔离检疫期结束，她们就得投入工作了。此时距离她们离开奥斯维辛已经两个星期了。早班是凌晨3点起床，凌晨4点半点名，清晨6点半开工，中午稍息片刻。开始时工作并不繁重，因为重型机器尚未安装到位。妇女们就是锉平或抛光小零件，但每天的工作冗长乏味、度日如年，妇女们的工作热情也急转直下。“每个人都很沮丧，我们不得不互相帮助……最糟糕的是，在这十四个小时里，你不能坐下，也不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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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人们陆续抵达，生产线开始变得组织有序，新来的工人也就直接投入工作。安嘉说：“我们走进山顶的大工厂，立即开始工作……”有人向安嘉示范如何用铆钉连接垂直尾翼。机器很笨重，也不容易操纵，但厂房干燥而温暖，妇女们对此感激涕零。“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铆接机，我的朋友也没见过，所以你能想象到，那门手艺真是复杂到难以形容……我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党卫队总是让我们心烦意乱，但那里看不到毒气室，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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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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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得到一份工作，开始制造飞机，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能赢得战争，因为正是我们制造了那些飞机！”按照佩莉斯嘉的说法，她们出了好多差错。“你简直无法信赖从那里出厂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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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每两人一组，进入未经预热的车间，车间通常设在地面或二楼。妇女们穿着不合脚或已破损的鞋子，站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她们轮番使用钻机，在机翼上打孔，机翼则固定在金属支架或脚手架上。有些妇女负责焊接、锉屑、抛光漆面，其他妇女则负责挑选零部件或锉平铝板边缘。对于这些从未干过体力劳动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来说，不断重复的工作对身体和心智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对手臂、肩膀、手腕更是难以忍受的考验，她们日夜都会感到疼痛。风机和钻机的噪音令人难以忍受，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金属碎屑和有毒气体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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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及其妹妹芭拉被指派到邻近的希尔德布兰工厂，那里正在二十四小时轮班生产螺旋桨和细小的飞机零部件。拉海尔说，她们就像“被鹰眼监视着”，而且已被告知从事破坏活动的可怕后果。拉海尔说：“他们告诉我们，如果工厂里出了任何差错，操作那台机器的人就会被吊在机器上方，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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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赖亚工厂，每层厂房都由一名党卫队男军官全权负责，并由一队党卫队女兵提供协助，这些女兵要么卑鄙，要么冷血。女兵每天都要惩罚囚犯，而囚犯们每天都被反复殴打。一名看守仅仅因为一点儿小事就狠狠扇了佩莉斯嘉的耳光，但她还算幸运。安嘉也被党卫队的看守打了，那名看守看上去才十几岁而已。“我正怀着孩子，穿着破衣烂衫，看上去就像地上的烂泥……她就那样走过来打我的脸。虽不算太痛，但毫无理由。”安嘉并未冒犯对方，但挨了打，而且不能还手，因为这“极其不公”的遭遇，她想“大哭一场”，但她拒绝让看守感到得意。“这太侮辱人了，比我记得的种种不公还要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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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身份的班组长或工长与囚犯们一起工作，除了下达指令，他们很少与囚犯沟通。当他们说话的时候，说的也是萨克森方言，就连说德语的人也未必能听懂。其中有些班组长曾在国防军服役，因为年老或受伤而被送回后方。所有班组长都想在战争期间保住这份舒服的工作，而不是被派往前线。安嘉与朋友米茨卡分在一组，安嘉说：“我并不认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谁，他们不曾对我们说话，也不曾对我们示好。他们从来不问……我们来自何处，我们遭遇何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从未给我一片面包或其他东西，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不似人形，看着我们备受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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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丽萨·米科娃有一位朋友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药剂师，她的班组长是一位名叫劳施（Rausch）的德国男人，他使用手势进行沟通。有一天，药剂师误解了劳施的手势，拿来了错误的零件。“劳施把零件扔到远处的墙上，然后还打了药剂师。药剂师受够了，用完美的德语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能拿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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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施惊异地看着她：“你会说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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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当然，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医生、教师、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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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告知，你们都是来自不同城市的妓女和罪犯，所以才被剃成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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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们只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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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长叫道：“但犹太人是黑色皮肤的呀！”这就是当时蛊惑人心的纳粹宣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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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劳施对药剂师尊重了许多，但并非人人都如此。有些看守听说囚犯并非妓女或罪犯，不过拒绝相信。看守们气得脸红脖子粗，公开嘲弄囚犯。一个名叫罗夫曼（Loffman）的“驼背”看守，曾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盖世太保学校，他经常拿锤子扔向他管辖的囚犯：“你是个老师？你只是块烂泥！”其他看守更是虐待成性，他们变着法子用工具、拳头、皮带、绳头来殴打囚犯。脾气暴躁的四级小队长，人称“扎拉”的贝克中士，通常会因为细微小事而勃然大怒，经常殴打让他烦心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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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看守往往最为残忍。女看守不仅殴打或鞭打囚犯，还会发明种种羞辱女性的刑罚。其中就包括禁止囚犯上厕所，或者要求囚犯的朋友剃光囚犯仅剩的头发，或者剃剩头顶正中的一缕头发。其中一名特别残忍的党卫队女军官会拿手枪恐吓妇女们，偶尔还会拿枪射击一名妇女的腿，枪击的伤口很快就会因感染坏疽而腐烂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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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实行轮班制，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日班，每周工作七天。有时候星期天能休息，可以擦洗和晒干肮脏的衣服。每个月有那么一次，少数被选中在办公室工作，因而与德国人较为接近的囚犯，可以结伴前往17世纪建造的济贫院，那是老城中心的贫民习艺所。在那里，囚犯们可以洗个奢侈的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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