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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冬季来临，雨水就变成雪水，又冷又饿的囚犯们精疲力竭地沿着排水沟艰难跋涉，她们身上覆盖着飘降的雪花。在她们身边站着党卫队看守，看守们穿着好几层衣服，外面还套着长及膝盖的军大衣或斗篷，步枪背在肩膀上，而戴着手套的双手则深深插进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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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有一位善良的德国班组长，此人私下给拉海尔弄来几片白色棉布，这些棉布是用来打磨机翼的，边角上还印着“弗赖贝格集中营”。其他人设法得到了针线，拉海尔借了过来，给自己和芭拉缝制了时尚的胸罩。那位善良的班组长还给了她们一些食物，也正是那位班组长，在得知她们没有领到木鞋后，给她们找来几双。“他的理由是，我们会被机器上掉下来的铁屑割破双脚，然后就会感染，但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为了让我们在刮风下雨的天气，在走着上班的路上好受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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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丁娜·瓦格纳（Leopoldine Wagner）是一位奥地利人，被请来给意大利战俘当翻译，她也是工厂雇员，同样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囚犯。她说：“当你看见（这些妇女）骨瘦如柴、剃去毛发，在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中没有衣服、没有袜子、穿着木鞋……双脚血流如注，你会感到心碎。”当她面对此情此景，看着人们“备受折磨”且“身世悲惨”，看着人们双脚渗血流脓，她为自己嫁给德国人而感到羞耻。当她发现所有囚犯只能吃“可怕的”菜头汤，她就尽量在囚犯来她办公室擦地板的时候，给囚犯一片面包或其他食物。有一天，她给了一位妇女一件连体内衣，因为对方根本没有任何衣物可以覆盖后背或承托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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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名党卫队军官把这件内衣还给了她，还问这件内衣是否属于她。她羞涩地点了点头。对方冷冷地告诉她：“如果你要把东西给别人，那就给德国人。否则你的名字就不再是瓦格纳夫人，而是第1000号，或者其他什么号码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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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丁娜·瓦格纳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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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威胁，利奥波丁娜·瓦格纳如此害怕，几乎再也不敢帮助囚犯了。“我自然感到害怕。如果一个人不肯学狼叫，这个人已经有一只脚迈入集中营了。”然而，有一天，她碰见十几岁的匈牙利犹太人伊洛娜（Ilona），她知道对方战前是一位钢琴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她决定帮助伊洛娜逃脱。她说：“我反复跟她说我姐妹在奥地利的地址，这样她就能记住了。我的想法是，她能够藏身于一处修道院。”在当地天主教神父的帮助下，她在老城中心圣约翰教堂的告解室里存放了一套修女制服，然后告诉伊洛娜，在下次去附近的济贫院淋浴的时候，想办法逃脱看守的监视跑到教堂去。“我并不知道她最终的下落，但那套修女制服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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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当地人，比如克里斯塔·斯托泽尔（Christa Stölzel），当年才17岁，在工厂办公室里工作，她也同情囚犯。她在自己的午餐盒里藏些面包和蛋糕，放在废纸篓里，这样晚上清洁办公室的囚犯就能找到食物了。这在当时是重罪，但她多次这样做，希望能够帮助囚犯。其他人也采取种种善举，如班组长会为患脓疮的囚犯留几件衣服，或者在某些场合留下一小包食糖，就藏在机翼的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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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无所作为，这要么出于恐惧，要么出于愚昧。瓦格纳夫人说过，营区“与世隔绝”。她补充道：“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汉默尔贝格有些营房，但对于那些在营房里受苦受难的囚犯，市民们根本不想关心。”由于缺乏外界干预，妇女们的困境在冬季来临时越发严重。尽管她们宁愿三四个人睡一张床板，一起盖一块薄薄的毛毯，她们还是几乎冻僵，她们的双手双脚冷得就像冰柱。严寒总是伴随饥饿而来，她们越是需要消耗热量来保持温暖，就越是感觉到饥肠辘辘的痛楚。久而久之，她们的身体和心智开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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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妇女们感到沮丧的是，当她们每天穿行街道的时候，她们会看见弗赖贝格市民过着一切如常的生活。她们看见孩子在堆雪人，或者穿戴冬天的衣服、帽子、围巾放学。她们看见男人出门上班，而妻子在窗户里挥手送别。丽萨·米科娃说：“我们看见人们在温暖的房子里打量我们。周围都是党卫队，有20人左右，人们不可能与我们交谈或给我们食物，甚至没有人试图这样做。人们对此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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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14岁的格蒂·陶西格知道，她的父母和姐妹已被毒死在奥斯维辛。她说：“当你看见别人的家庭愉快地坐在温暖的家里，吃着，笑着，过着平常的生活，你会感到更加伤心。没有人对我们寄予同情。没有人。我们只不过是游魂野鬼。我们都不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都不认为自己能够再过上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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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时年22岁的德国囚犯汉内洛蕾·科恩（Hannelore Cohn）在早上行进时有所发现，她于是驻足观看，几乎绊倒别人。她的母亲，一位来自柏林的金发碧眼的非犹太人，正站在街角，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过。在她的请求下，一位德国班组长私下给她的家人写了封信，让她的家人知道她还活着。幸存者埃斯特·鲍尔（Esther Bauer）非常了解汉内洛蕾的身世，鲍尔说：“汉内洛蕾的母亲来到弗赖贝格，却只看到她上下班。她的母亲每天早上都在大门外守候，等我们去上班。母女之间不能说话，但汉内洛蕾至少知道母亲在那儿。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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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蒂·陶西格也记得这个场景，她补充道：“站在大街上眼睁睁看着自己那瘦骨嶙峋的女儿走过，却连招手都不可以，实在是太可怜了。”然而，接下来好几个星期，那位母亲还是每天站在街角，所有看见她的人都感到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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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进入厂房，囚犯们就能够稍稍烘干和温暖身体，尽管在解冻的时候双手会痛到不停地抽搐。如果在下班或晚间点名的时候碰上下雨或雨夹雪，她们就没有办法烘干衣服，只能彻夜躺在湿冷的衣服上，冻得瑟瑟发抖。天气如此寒冷，以至于公共盥洗室的水龙头也结了冰。她们共用一块毛巾，如果幸运的话，她们还可以共用一小块肥皂。她们没有牙刷或梳子，当她们的头发开始胡乱生长的时候，她们会奇痒难忍，而且头发也缠绕在一起。其中有些人，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变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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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无可止息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每一位囚犯都如同行尸走肉，命运让她们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三人生活在不同营房，工作在不同班组，通常也是在不同厂房，她们仍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她们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人隐瞒着怀孕的真相，但她们都感到纳闷，为何自己仍未被揭发。丽萨·米科娃的一位捷克朋友曾经设法隐瞒自己在上夜班时意外怀孕的真相。丽萨·米科娃说：“2月时，她在弗赖贝格的营房里诞下婴儿，但党卫队随即就杀害了这个孩子。看守把婴儿带走，她后来才知道婴儿已被杀害。”还有两位妇女，同样因为怀孕而被送回奥斯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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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的命运实在是难以逆料，但情况有时未如门格勒医生所愿。捷克幸存者露丝·胡佩特（Ruth Huppert）提供了自己的事例，她曾经与丈夫生活在泰雷津隔离区，大概与安嘉生活在那里的时间相同。1943年年底，在新一轮遣送期间，她怀孕了，她请求堕胎，但纳粹当时禁止驻营医生实施堕胎手术。就像身陷弗赖贝格的三位母亲那样，她被送到奥斯维辛时正在怀孕，但她设法在筛选时蒙混过关。然后，她说服了牢头，把她的名字列入将要被送走的奴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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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快要分娩的时候，她正在一间德国炼油厂工作，她怀孕的真相被揭发了，1944年8月，她被送回奥斯维辛。门格勒想要知道她是怎样侥幸过关的，门格勒告诉她：“你先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我们再看情况。”几个小时后，她的女儿降生了，“死亡天使”宣布，要看看婴儿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能够存活多久。门格勒下令紧紧包裹这位母亲的乳房，让她无法给孩子喂奶。八天过去了，她发着高烧，乳房肿胀难忍，她与婴儿无助地躺在一起，门格勒每天都来看上两眼。直到小小的女婴奄奄一息，那位母亲才给婴儿注射了驻营医生给她的吗啡。她的孩子死了，这救了她的命，她被送去另一处劳动营，最终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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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弗赖贝格的三位母亲及其婴儿，也可能遭遇类似命运，如果怀孕的真相被发现，她们也会被送回门格勒医生那里。在当时当地，谁也无法保证三位母亲能否在弗赖贝格幸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死神开始收割狱友们的生命。首先，一位20岁的斯洛伐克妇女病倒了，不到一个月后，就因为败血症倒毙在工厂里。她与一位30岁的死于猩红热的德国妇女于同一天下葬。在她们死后，随即又有至少7个人死去，她们是年龄介乎16岁至30岁的少女和妇女，分别死于肺炎、心肺衰竭或其他疾病。所有死者都在火化后埋葬于当地多纳特墓园的集体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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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贝格集中营死难者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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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跟狱友们一样，疲惫不堪，饥饿难忍，但她顽固地拒绝让求死的念头吞噬她的心智。她始终坚信，在别的地方，蒂博尔一定还活着，这促使她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她专心致志地凝望营房窗户上错综复杂的霜花。每当她们艰难跋涉在上下班的路上时，她就是少数几个抬头看风景的人之一，她会踢打雪堆，看着雪花飞溅，或者在有雾的清晨，惊奇地看着树上挂满白霜，就像白色糖霜那样。她曾经答应蒂博尔，她和孩子都会活着；蒂博尔曾经告诉她，这就是自己活着的意义。佩莉斯嘉说：“我只关心我的丈夫和胎儿。我不想与任何人接近……我只希望，当我回家的时候，（蒂博尔）会在家里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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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温度继续下降，妇女们的情绪更加低落，她们不禁感到绝望，日益自暴自弃。她们痛苦地意识到，漫长而严寒的冬季，只会让境况更加难以忍受。当她们沦为纳粹奴隶的时候，她们就已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这些游魂野鬼一般的人更加瘦弱了。她们的衣服与灵魂都被撕裂得支离破碎，虱子和臭虫的叮咬，以及身体的崩溃，让她们身上满是脓疮。她们的头脑里不可能装下其他东西，只能想着食物，只能想着如何熬过另一天。安嘉说：“我甚至不记得我曾经做过梦。活下去已经够累了，没有时间再想其他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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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嘉和拉海尔来说，由于她们已经在隔离区熬过好几年贫困潦倒的生活，她们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可怜处境似乎永无止境。她们与尚未出生的婴儿下场会如何呢？贝恩德和莫尼克又如何呢？他们还活着吗？安嘉有米茨卡可以分担忧愁，在夜里还可以说悄悄话，尽管安嘉也害怕，就算米茨卡只是知道安嘉怀孕，也会让米茨卡身陷险境。拉海尔白天与芭拉一起工作，晚上睡一个床铺，但拉海尔没有告诉芭拉以及另外两位妹妹自己正在怀孕，因为拉海尔害怕，就算知情不报，也许会让妹妹们同样身陷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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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和伊斯特比较幸运，在工厂办公室分配到文书工作，这就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好的食物和衣物，以及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我们刚刚开始装配飞机，一名党卫队军官向我们走来，那时我正拿着锉刀锉铁屑，那名军官用德语问我：‘你的姐妹呢？’我总是跟姐妹在一起，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甚至意识不到他知道我们两个是姐妹。”那名军官让萨拉和伊斯特跟着他，走到厂区尽头。“他一直对我说德语，还问我：‘你知道怎样读和写吗？’他把我们两个领进办公室，那里存放着制造飞机的所有图纸，我们就这样安全地度过了八个月！我们如此幸运。我们不用干重活了，我们有周日休息，空袭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们领进防空洞。尽管如此，工厂办公室里还是很冷，而我们只能用报纸包裹自己，让自己暖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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