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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条件也是以最大限度制造痛苦为宗旨，数百万囚犯被迫经历几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旅程。目前已知路程最远的一次运送发生于1944年6月，从希腊的科孚岛出发，路上整整用了18天。当车厢滑门在奥斯维辛被打开时，2000多名乘客中已经有数百人死去。剩下的人多数也是奄奄一息，他们被立即送进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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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也向押送囚犯的看守收取费用，尽管看守领取的是双程票。一旦列车被装满，这些男女看守通常会爬上本来是为制动员准备的特制瞭望隔间。这种隔间在欧洲大陆的列车上是很常见的，看守也可能住进带有舒适座席的连接车厢。有时候，看守会住进列车末端的客运车厢。看守很少会跟囚犯待在一起，因为那些车厢臭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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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看守或铁路员工都愿意跟车。在经历从泰雷津到奥斯维辛二十四个小时的车程后，有些士兵会向上级报告，说自己受不了，甚至声称自己“宁愿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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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阿道夫·菲利佩克（Adolf Filipik）的车长奉命运送一批囚犯，他在交车后报告说，自己精神恍惚，无法继续执行任务。在捷克的科林（Kolín），距离布拉格才50公里的地方，有一列类似的火车，上面的几名司机及其车长同样精神崩溃，无法继续提供“特殊服务”。但直到火车抵达捷克布罗德（Český Brod），他们才被换掉，而且他们直接住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党卫队军官只好亲自充当火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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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中出现了一些烦人的小插曲，但这个效率极高的服务系统还是在冷血而熟练地继续运转，货运列车也继续开出。每次运送完成后，车厢都会被清理干净，然后又被拖回去装载下一批货物。有些运牛车厢带有系留动物的绳索和铁环，这些设备也适用于那些具有自杀倾向的囚犯。这些车厢在被用来运送牲畜时，就连牲畜的待遇也比人好得多，地板上铺满干草，还有基本的保障设施，以减少动物所受的痛苦。帝国的敌人可不配享受如此优厚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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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强劲的52型军用火车头被称为“战争列车”，因为经常承担往返集中营的任务而成为纳粹统治的象征。实际上，这种火车头让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成为可能。来自被征服国家的工人，在纳粹监督下各司其职，分别承担驾驶、加油、消毒、调度等任务。这些雇员遭到反复警告，如果帮助任何囚犯逃跑，他们就会被射杀。他们不仅为这种有计划的灭绝行为提高了效率（也经常得到好处），而且经常在无意中成为工业化谋杀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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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行政当局洞悉这些穿越当地的“特种货运”列车的真实目的，尤其是到战争后期更加遮掩不住，于是地方行政当局拒绝让这些列车通过其辖区。令人难过的是，这通常意味着囚犯会被送回人间地狱般的集中营，或者在旅程被打断的地方被“终结”。然而，绝大多数运输行动都得到了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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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动机的轰鸣，铁路员工也许听不到乘客那悲痛的哀鸣和口渴的惨叫，但当列车由于空袭、宵禁、灯火管制或支线让行而停下时，他们就不能再假装听不到了。据报在多次停车期间，党卫队看守和铁路员工都会引诱车厢里的乘客做交易，通过索取珠宝、衣物、现金来交换对方渴望的饮用水，但经常是他们一把抢过值钱的财物，然后冷酷无情地拒绝对方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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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列车上面或列车附近工作的维修人员不得不屏住呼吸，因为车厢里滴下的尿液和粪便会发出刺激泪腺的恶臭。他们将会亲眼见证，那些中途死亡者的尸体在停车期间被扔出去。据说有些司机要求以伏特加来支付工资，以便麻痹自己的知觉，帮助忘却自己亲身参与的一切。其他司机则接受了工钱，也许是因为他们太过害怕，不得不接受。当列车在欧洲各地穿行时，每天也会在数以百计的平民面前开过，普通公民看到、听到、闻到这些隆隆作响的列车开过，然后看见这些列车空车返回。绝大多数平民无动于衷，但也有少数人冒着巨大风险，提前告知沿线其他平民，让他们在列车开过时向车厢里投掷食物、水壶、衣物、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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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平民则协助许多小型抵抗组织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包括最为致命的运输线。尽管始终受到酷刑和处决的威胁，但人们还是继续破坏铁路轨道、信号系统、制动系统和发动机，拧开蒸汽机车的水龙头，偷走蒸汽机车的煤，通过伏击和制造出轨，迫使司机让列车慢下来。勇敢的抵抗组织成员和游击队员竭尽全力去破坏纳粹的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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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弗赖贝格集中营那些病弱而饥饿的妇女却没有得到类似帮助。在风雪交加、气温骤降的天气里，她们紧紧挤在有限的空间里。克拉拉·罗伏娃说：“我们甚至不能同时坐在地板上。由于车厢短缺，他们把我们塞得满满的……4月时的欧洲还很冷，时而下雪，时而下雨，简直是人间地狱。”没有食物和饮水，长期暴露在严寒天气和昏天黑地中，她们再次等到纳粹的怜悯，列车全速前进，向着她们害怕自己有去无回的目的地驶去，消失在黑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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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一路南下，穿过被纳粹占领的苏台德区西北部，开进保护国的城镇特普利采扎诺夫，然后开往莫斯特和霍穆托夫（Chomutor）。这段旅程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铁路公司的德国领路员一改再改。一路上，她们匆匆路过许多地点，信号员多次示意列车继续前进，在光滑的铁轨上继续其死亡之旅。妇女们无助地被置于草菅人命者的控制下，似乎谁也无法逃脱那早已注定的结局。她们就像被判了死刑，她们的身体被虱子日夜叮咬，漫漫长路似乎永无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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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赖贝格出发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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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前往何处，但我们都非常害怕。车厢是露天的，有时下雨，有时下雪，尽管这也意味着我们能够喝雨水、吃雪块……有时候，我们日夜兼程，这取决于空袭的频繁程度。夜里非常寒冷，经常有人在夜里被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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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尚未丧失心智的人来说，精神折磨更是令人难以忍受。毕竟，她们都经历过每天等待死亡的煎熬，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她们坚持了如此之久，难道只是为了在更糟糕的地方被压垮吗？难道只是为了去弗洛森堡这种由囚犯管理的集中营吗？据估计，大约有10万囚犯曾经被关押在弗洛森堡，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死了，包括3500名犹太人。暴力虐待和性虐待在那里极为盛行。她们并不知道，就在她们离开弗赖贝格两天后，弗洛森堡就被疏散了，1.6万名幸存的囚犯被迫徒步踏上死亡行军之路，然后再被运牛火车送往德国境内的达豪集中营。有大约一半囚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死了，而在抵达目的地后，多数人还将死于饥饿和劳累，或者干脆被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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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盟军飞机持续出动，在这趟缓缓开出弗赖贝格的列车前后，城镇和铁轨都遭到轰炸，看守们和调度室都对列车应该开往何方莫衷一是，这造成进一步的延误。列车在两条战线之间斗折蛇行，妇女们紧紧抓住浸湿的毛毯，只能默默等待和祈祷。格蒂·陶西格说：“我们看不到外面。我们只能看到上面。我们看见飞机在头顶飞过，盟军轰炸机在寻找下一个目标，但我们太过虚弱了，以至于连挥手示意都做不到。看守偶尔会让我们出来放风，但他们总是把我们看得很紧。我们尽力拔除在铁轨之间生长的杂草。那些杂草几乎就是我们所有的食物，除非他们把少量面包扔进车厢里，人们会为了一点儿面包屑而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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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囚犯们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也只能吞食些所能得到的残羹冷炙而已。她们把那珍贵的一点点食物紧紧抓在手上，而列车的颠簸却让她们东倒西歪。丽萨·米科娃说：“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前进路线被摧毁了，所以我们只能去其他目的地。火车开开停停，每当停车的时候，他们就打开车厢门，让我们把死人扔出去。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其他火车，车上装满穿着条纹制服的囚犯。有些火车与我们并向而行，有些火车与我们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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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小心翼翼地爬到车顶张望的人，能够看到列车已经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边境，因为她们能够看见路上的捷克车站名。正如在欧洲占领区的其他地方，每座城镇都被赋予新的德语地名，但原来的地名要么还能看到，要么并未完全抹去。列车上的捷克人尤其为“回家”的念头所打动。幸存者哈娜·费舍尔洛娃（Hana Fischerová）来自比尔森（Plzeň），她说：“当我穿越祖国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回到家乡，但只能继续前往未知的地方，而到了那里，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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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空警报和防空炮火的噪音之外，妇女们还能听到“你好！”或“活着！”的叫喊，捷克人正在给她们鼓劲，让她们相信战争即将结束。捷克乡村地区的男男女女跑到车站，向妇女们投掷食物，就算看守们威胁开枪射击，人们也并不退缩。但这苦难旅程还在继续，妇女们也更加痛苦。随着列车越来越靠近目的地，在一次中途停车的时候，安嘉祈求列车折向东南，向泰雷津进发。安嘉说：“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泰雷津就像天堂，而且是触手可及的天堂……因为火车上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衣物，还下着雨，实在是难以想象又惨不忍睹，我都已经怀孕九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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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中，许多囚犯崩溃了。虱子日夜叮咬她们的身体，而她们能够做的就是不停抓痒。有些人因为过度饥饿而陷入昏迷，在站立的地方昏倒过去，或者紧紧靠在别人身上，就像在奥斯维辛时那样。她们曾被告知，要带上饭碗和汤匙，如今看来这简直是开玩笑。在污秽不堪的衣服下面，她们的身体日渐消瘦，她们的希望日渐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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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死掉的人被堆放在车厢角落里，堆成四肢惨白、毛骨悚然的尸堆，等到下次停车再作处理。死掉的人是不会再感觉到饥饿了，她们那空洞洞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别人从她们冷冰冰的脚上脱去鞋子，然后她们就被堆放在被人遗忘的角落。还有些可怜人双眼完全失去神采，她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死掉。在格蒂·陶西格栖身的车厢，第一周就有8位妇女死亡。格蒂·陶西格说：“我那年14岁，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庆幸，总算能为剩下的人腾出一点儿空间了。那里没有葬礼，也无人祈祷，她们就被扔在铁轨旁边，自然而然地腐烂下去。”在保护国的某个地区，人们发现了100多具在运送囚犯途中被丢弃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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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说，每当列车停靠在编组站场，或者停靠在支线尽头，党卫队看守就会前往附近的农场或商店，要么为囚犯讨取些食物，要么直接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通常是鸡蛋，然后看守会在自己的特殊车厢里用小火炉做鸡蛋吃。妇女们能够闻到煎鸡蛋的香味，但纳粹很少会与别人分享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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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干舌燥比饥肠辘辘更加折磨人，囚犯们不停讨水喝，“给我水！求求你了！我要喝水！”但没人理会她们。尽管如此，让拉海尔感到意外的是，一名负责这节车厢的党卫队女兵亲自用汤匙给拉海尔喂了些水和食物。车厢里的人们都对这突如其来的良心发现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满腹疑惑，但拉海尔太过虚弱，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她给我喂水，而我只是说：‘别管我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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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令人厌恶的移动监狱在颠簸中继续前进，将这些悲惨的有人性的货物运向反人性的终点。这些曾经年轻漂亮、富有教养的妇女，当中有许多人曾经代表着欧洲都市社会的精华，如今却沦落为幽灵鬼魅。她们身上爬满寄生虫，浑身散发着腐烂气息，牙齿脱落，满身脓疮。所有人都有好几个月没照镜子了，也许有好几年了，但只要她们看看其他囚犯，看见狱友干裂的嘴唇、凹陷的脸颊、蓬乱的头发，她们也就知道自己的样子，从而更加绝望。安嘉说：“没有食物。没有盥洗设施。满身煤渣油垢，让你觉得自己不再是人了。真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