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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小心翼翼地爬到车顶张望的人，能够看到列车已经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边境，因为她们能够看见路上的捷克车站名。正如在欧洲占领区的其他地方，每座城镇都被赋予新的德语地名，但原来的地名要么还能看到，要么并未完全抹去。列车上的捷克人尤其为“回家”的念头所打动。幸存者哈娜·费舍尔洛娃（Hana Fischerová）来自比尔森（Plzeň），她说：“当我穿越祖国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回到家乡，但只能继续前往未知的地方，而到了那里，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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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空警报和防空炮火的噪音之外，妇女们还能听到“你好！”或“活着！”的叫喊，捷克人正在给她们鼓劲，让她们相信战争即将结束。捷克乡村地区的男男女女跑到车站，向妇女们投掷食物，就算看守们威胁开枪射击，人们也并不退缩。但这苦难旅程还在继续，妇女们也更加痛苦。随着列车越来越靠近目的地，在一次中途停车的时候，安嘉祈求列车折向东南，向泰雷津进发。安嘉说：“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泰雷津就像天堂，而且是触手可及的天堂……因为火车上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衣物，还下着雨，实在是难以想象又惨不忍睹，我都已经怀孕九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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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中，许多囚犯崩溃了。虱子日夜叮咬她们的身体，而她们能够做的就是不停抓痒。有些人因为过度饥饿而陷入昏迷，在站立的地方昏倒过去，或者紧紧靠在别人身上，就像在奥斯维辛时那样。她们曾被告知，要带上饭碗和汤匙，如今看来这简直是开玩笑。在污秽不堪的衣服下面，她们的身体日渐消瘦，她们的希望日渐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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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死掉的人被堆放在车厢角落里，堆成四肢惨白、毛骨悚然的尸堆，等到下次停车再作处理。死掉的人是不会再感觉到饥饿了，她们那空洞洞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别人从她们冷冰冰的脚上脱去鞋子，然后她们就被堆放在被人遗忘的角落。还有些可怜人双眼完全失去神采，她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死掉。在格蒂·陶西格栖身的车厢，第一周就有8位妇女死亡。格蒂·陶西格说：“我那年14岁，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庆幸，总算能为剩下的人腾出一点儿空间了。那里没有葬礼，也无人祈祷，她们就被扔在铁轨旁边，自然而然地腐烂下去。”在保护国的某个地区，人们发现了100多具在运送囚犯途中被丢弃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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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说，每当列车停靠在编组站场，或者停靠在支线尽头，党卫队看守就会前往附近的农场或商店，要么为囚犯讨取些食物，要么直接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通常是鸡蛋，然后看守会在自己的特殊车厢里用小火炉做鸡蛋吃。妇女们能够闻到煎鸡蛋的香味，但纳粹很少会与别人分享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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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干舌燥比饥肠辘辘更加折磨人，囚犯们不停讨水喝，“给我水！求求你了！我要喝水！”但没人理会她们。尽管如此，让拉海尔感到意外的是，一名负责这节车厢的党卫队女兵亲自用汤匙给拉海尔喂了些水和食物。车厢里的人们都对这突如其来的良心发现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满腹疑惑，但拉海尔太过虚弱，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她给我喂水，而我只是说：‘别管我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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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令人厌恶的移动监狱在颠簸中继续前进，将这些悲惨的有人性的货物运向反人性的终点。这些曾经年轻漂亮、富有教养的妇女，当中有许多人曾经代表着欧洲都市社会的精华，如今却沦落为幽灵鬼魅。她们身上爬满寄生虫，浑身散发着腐烂气息，牙齿脱落，满身脓疮。所有人都有好几个月没照镜子了，也许有好几年了，但只要她们看看其他囚犯，看见狱友干裂的嘴唇、凹陷的脸颊、蓬乱的头发，她们也就知道自己的样子，从而更加绝望。安嘉说：“没有食物。没有盥洗设施。满身煤渣油垢，让你觉得自己不再是人了。真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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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她们的列车停靠在支线上，普通客运列车和军用列车就从她们身旁开过。每当囚犯们颤颤巍巍地蹲在地上休息，或者绝望地寻找能够食用的野草时，她们就会看见营养良好且衣着光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对方漠然地看着她们，仿佛她们并不存在。更加悲惨的是，囚犯们有时会在路过的民居边上闻到烹饪的香味，肉或面包、蔬菜或鱼，这些芳香气味简直要把她们逼疯。她们已经很久没有设计食谱或谈论食物了，她们不想再受“折磨”。通常，大家就把自己锁在各自的地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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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说，由于看不到尽头，绝大多数人干脆自我封闭、很少说话。有人则是不停说话，试图提升大家的情绪。“我们会问：‘你能看见些什么呢？’‘你知道些什么吗？’或者‘你听说过那个地方吗？’我们都陷入深深的绝望中，但我们试图让大家振作起来，无论是身体还是情绪都要振作起来。”但就在这麻木不仁的气氛中，她们继续冷漠地驶向黑暗。列车有时会令人紧张地长期停靠，没有任何明显理由。每当临时停车时，妇女们就会继续叫喊着讨水喝，但双目无神的党卫队军官毫无反应。有一次，几位妇女跌跌撞撞地奔向一个肮脏的水坑，但不可理喻的看守向她们鸣枪示警，警告她们不得接近水坑，然后把她们赶回列车上。每当遇到空袭，列车就会停下，党卫队员要么作鸟兽散，要么趴在车厢底下。又一次，妇女们祈求自己被炸弹炸死，她们彼此勉励：“如果我们现在被击中就好了！他们就躲在我们下面，我们将会压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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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最为关注的事情是如何鼓励小小的哈娜吃奶，但她的乳房扁平地垂在胸前，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营养让她分泌乳汁。在怀孕期间，她每天至少应该进食500卡热量的食物，应该比她战前的食量还要多些才行，但她和另外两位母亲每天只能依靠150～300卡热量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而且食物当中缺乏铁质和蛋白质。更加糟糕的是，三位母亲每天都要从事长达12～14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每周工作7天，而且工作期间气温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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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车后面的某个地方，拉海尔的体重只剩下70磅，再也无法支撑日益隆起的肚子，所以她勉强躺下，置身于露天车厢坚硬地板上那些瘦骨嶙峋的行尸走肉之间。她的预产期快到了，或许她的死期也快到了，尽管得到那名党卫队女军官的关照，但她难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分娩。除了自己身体不适，她还遭到一名疯癫妇人的严重骚扰，对方坚持要把浮肿的双脚支起来。拉海尔说：“她腿脚不好，而唯一的高处……就是我的肚子，她就把双腿支在我的肚子上。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当时的情景，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有时候会问自己：‘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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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也在努力保持振作。“有时下雨，有时下雪，有时日晒，我们就挤在煤渣里面……忽冷忽热，忽热忽冷，又脏又饿……每当下雨，煤灰就飞溅到我们身上，可想而知我们的样子有多狼狈。幸好我看不到自己……我并未消沉下去，这让我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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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4月18日，列车驶进特里布茨辛（Triebschitz）附近的铁路支线，那里距离莫斯特不远，这次停靠是为了让运载军需品和伤兵的列车优先通过。来自弗赖贝格的妇女们在那里静静等待了好几天，直到列车可以安全通过为止。在平行的铁路支线上，还停靠着一列来自德国境内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苦工营和集中营的列车，布痕瓦尔德早在4月初就被解放了。部分囚犯在解放之前被撤运出来，妇女们可以向对方打听消息。在这两趟列车之间，人们甚至可以互相抛掷沾满虱子的外衣，直到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继续向莫斯特进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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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特当时被德国人改名为布吕克斯（Brüx），位于波希米亚中部高地与矿石山脉之间，是一座重工业城市，拥有一处重要的铁路枢纽，服务于城里的石油化工企业与合成燃料企业。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参加了被称为“二次大战油料战争”（Oil Campaign of World War Ⅱ）的行动，反复对这座城市进行空袭。尽管轰炸持续不断，尽管捷克铁路系统混乱不堪，但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还是继续前进，慢慢靠近钢铁城镇霍穆托夫。然后，在越发严重的混乱局面中，列车又原路返回，远离步步进逼的美军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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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某个地方，她们的列车停了下来，这样另一列装载着大约900名囚犯的列车就能与她们的列车连接起来，那些囚犯来自弗洛森堡及其附属维纳斯山（Venusberg）集中营。其中也有些囚犯来自一个生产巴祖卡火箭炮和反坦克火箭筒的劳动营，但来自弗赖亚工厂的妇女们并不知道后续车厢里发生的故事，更不要说这趟旅程的终点了。她们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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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被迫停留在容易遭到攻击的地点，从天上俯瞰是非常清楚的攻击目标，她们那蜿蜒前进的列车就困在莫斯特与霍穆托夫之间，而这两座城市在4月19日还都遭到了猛烈空袭。那天深夜，在空袭期间，拉海尔的羊水破了。当盟军飞行员在远处的土地上扔下致命炸弹时，拉海尔正要分娩。拉海尔摊开四肢，平躺在粪水横流的车厢地板上，周围还躺着几位刚刚死去的妇女，而她则躺在浸湿的毛毯上瑟瑟发抖。拉海尔第一次感觉到下体出现宫缩，她知道，她与莫尼克在罗兹隔离区的小房间里怀上的孩子，似乎就要降生了。她决定，无论世界变得如何，她都要把孩子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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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喘着粗气，紧紧抓住妹妹芭拉的手臂，强烈的宫缩导致她整个身体都扭曲了。看守呼叫协助，有人找来捷克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她曾经帮助佩莉斯嘉生下哈娜，她也是弗赖贝格医务室的负责人。看守举起火把，医生就能看见婴儿的头部开始娩出了。列车里传言四起，说有个孩子要出生了，因此来自其他车厢的看守也爬上车厢看热闹，毫无疑问，看守们又在打赌了。拉海尔有点愤愤不平：“你能想象在露天运煤车厢里，一群妇女围着你看你生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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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防空炮火照亮了夜空，而4月的春雨浸湿了拉海尔的皮肤，她强忍阵痛，在车厢地板上弓起后背。然后，在深夜或凌晨某个时候，在又湿又冷的环境中，她发出最后一声尖叫，生下一个脆弱的小生命。这个孩子看上去刚刚具有人形，而且如此瘦小，有人告诉拉海尔，是个男孩。一名党卫队看守大笑着叫喊道：“又一个献给元首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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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赖贝格那黑暗的床铺上，在拉海尔悄悄孕育孩子的时候，她就暗下决心，要把孩子取名为麦克斯（也就是后来的马克）。孩子身上还沾染着母亲的血污，他的身体蜷缩着，长着一张小小的皱巴巴的脸。他肯定还不到3磅重。孩子的母亲太过虚弱，甚至都感觉不到快乐，只觉得天旋地转。“我在想，‘我有孩子了，或者我失去孩子了。’我们都不知道此后将会如何。”在难以形容的肮脏环境中，手边没有任何锋利的手术器械，谁也不知道如何割断曾经让母子相连的脐带，谁也不知道如何救活这个孩子。有人建议拉海尔咬断脐带。最后，一名党卫队看守给医生递来了肮脏的剃须刀。拉海尔说：“她们甚至找到一个用来装面包的纸皮箱，把婴儿放了进去。当时正在下雨夹雪，所以我总是把孩子放在纸皮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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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的是，就像佩莉斯嘉那样，拉海尔开始分泌乳汁，能够哺育她那新生的孩子。拉海尔并不知道，这些营养不良的孕妇生下的孩子如此瘦小、如此脆弱，而分泌乳汁需要消耗大量脂肪，甚至会耗尽脂肪，从而让母亲陷入危险中。拉海尔说：“我很高兴，我奶水还够。”但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擦洗她的儿子，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孩子保暖，或者让孩子免受恶劣天气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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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问道：“今天几号了？”无论儿子最后是生是死，她决心记住儿子的生日。谁也无法确定，但那名关照她的党卫队看守说：“就说那男孩是在希特勒的生日出生的吧：4月20日。这或许能救他的命。”当时，拉海尔甚至还得到一点儿“额外”的面包，但这不是因为她刚刚分娩，而是因为看守们意识到这孩子是在元首诞辰出生的。在那个人性难觅的时候，另一名看守给拉海尔拿来一件旧衬衣，用来包裹她的婴儿。拉海尔还穿着那件附带裙腰的、在奥斯维辛领到的“残疾人”外衣，在连续穿了几个月后，那件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她也因为寒冷和休克而瑟瑟发抖。在她娩出胎盘后，有人给她找来一件大衣，披在她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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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非常虚弱，询问能否让两个妹妹来看她，于是看守走到列车末端，把萨拉和伊斯特叫来。当那两位隔着几节车厢的年轻女性第一次听到别人叫她们的名字时，她们甚至不敢回答，但最后她们还是应答了。看守告诉她们：“你们的姐姐生了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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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吃惊地问道：“我们可以去看她吗？”当看守说可以的时候，她们甚至更为惊讶。她们第一次在白天被扶下车厢，蹒跚地走向新生的外甥所在的车厢，她们找到了这对状况堪忧的母子。萨拉说：“她蜷缩在角落里，盖着一件大衣。那可不是一幅美丽的图景。”车厢里恶臭不堪，里面横躺着已死或垂死的妇女。“她病得如此严重，我们都确信，那个婴儿活不下来，我们甚至无法为她感到高兴。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回原本所在的车厢了。我们都哭了，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再也无法看见这对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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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无止境的痛苦中，列车继续前行，此时还加速了，高速通过遭到轰炸的霍穆托夫，向着扎泰克（Zatec）进发。这已经是她们在路上的第八天了，她们再次停下来，一等再等。安嘉说：“时不时有人把面包扔进车厢让我们吃。那实在难以形容。”绝大多数情况下，负责看守她们的看守会把面包夺去，拒绝与她们分享，但有时候她们也能够抓住面包，迅速吃掉。安嘉挺着大肚子，从来抢不到面包。安嘉半躺半坐，形容自己就是“活活挨饿的象征”，她从一位在车顶上张望的狱友那里听说，车顶上飘扬着纳粹旗帜。看守解释道：“那是希特勒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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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虚弱地回答道：“那也是我的生日。”安嘉的朋友试图逗她开心，笑说那红黑旗帜就是为她准备的。安嘉努力回想起自己正置身于什么年份，她意识到这肯定是1945年，这就意味着她已经28岁了。看守听说这天也是安嘉的生日，意外地给她扔来一些面包。在她挨饿如此之久后，这天赐粮食就如同小小的奇迹。她紧紧抓住这一小块如同奖赏的食物，自从她于1917年4月20日出生以来，自从她作为斯坦尼斯拉夫·考德尔和伊达·考德洛娃的孩子降生于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以来，她从未如此庆幸，自己竟然跟元首同一天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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