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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撕开一条面包，发现里面有一张用捷克语写的小纸条：坚持住！要坚强！困境不会持续太久！她在此时此刻感觉到了久违的快乐。其他人也在面包卷和三明治里找到类似的信息，她们同样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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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车后面的车厢里，拉海尔及其儿子当晚却没有收到任何东西。拉海尔与佩莉斯嘉相似，对于能够转移到更加温暖的货运车厢感到很庆幸，但妇女们拥挤在只有一扇通风小窗的车厢里，空气很快就变得极其浑浊，而且在这种车厢里，她们再也无法喝到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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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置身于列车远端的车厢里，甚至都不知道分发衣物和分配食物的事情。她逐渐丧失了对现实和生活的把握，只能庆幸列车停靠的时间还比较长，车厢门被打开时，她还能短暂喘息片刻。关于那段时间，安嘉说：“那不是能不能活到下一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到下一个小时的问题。”在看守的看管下，她只能站在车厢门口，满身流脓，皮肤被煤灰染得漆黑。她就靠希望支撑下去，当她吸入森林里的清新空气时，她回想起与朋友或家人在森林里漫步的时光。这种思乡之情简直是精神折磨，于是她再次用文学偶像郝思嘉的话语来提醒自己：“明天再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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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补充道：“我庆幸自己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的一生中，这种天性帮了我很多很多……这纯粹是一种笨拙的乐观主义，除此无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对自己说：‘明天再想吧。’而到明天已经时过境迁了……我如此幸运，竟然没有死，而我本来在当天任何时刻都可能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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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听到声音，于是朝外看去，看见一群人正在匆匆走过，想必是沿路分发食物的。安嘉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会看见什么。他们当中有一位农夫，在铁轨边上停了下来。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当时他看见我这具正在怀孕的行尸走肉，我也许只剩下65磅了，还挺着一个大肚子……我几乎就是活着的骷髅，没有头发，肮脏得难以想象。”安嘉还说，那位农夫吓得脸色煞白，他肯定以为自己看见世界末日了。“你也会想，人们也许已有心理准备，但他们完全不知道会看见如此景象。”一名拿着枪和皮鞭的党卫队指挥官正好就在旁边，军官怒视那位农夫，直到他悻悻而去。尽管如此，五分钟后，那位农夫又提着一瓶牛奶折回来，大胆地靠近车厢，把牛奶递给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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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我怕喝牛奶……我之前之后都没喝过牛奶，但在当时，我喝了。”就在安嘉喝牛奶的时候，那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举起皮鞭，想要鞭打安嘉。“那位农夫非常震惊，几乎要跌坐在地上。他一言不发，但我能够从他眼中读到些什么。面对此情此景，他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指挥官放下了手中的鞭子，而我也喝光了牛奶，那简直就像起死回生的神药。我享受牛奶的味道……那味道甜美得如同甘露……我当时想，那瓶牛奶也许救了我的命。喝完那瓶牛奶后，我觉得自己健壮如牛……那瓶牛奶让我重新变成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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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用手背擦擦嘴，接着把瓶子还给那位好心人。然后，她用地道的捷克语表示感谢，接着就回到满是煤渣的牢房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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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位母亲中，佩莉斯嘉是最为幸运的。除了整套婴儿用品，她还拿到了帕夫利切克先生亲手给她的面包和果酱，“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安嘉说人们“排着队”来帮忙，当来自弗赖贝格的某些看守看见此情此景，他们也凑过来打听工厂里那对母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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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难以置信地喊道：“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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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活下来。就在那天，就在霍尔尼-布日扎的列车上，就有19个男人和19个女人死去，他们那无足轻重的尸体就被扔在铁轨上。帕夫利切克先生看见他们像垃圾一样被扔出来，于是坚持必须为他们举行体面的葬礼。帕夫利切克先生说：“我请求指挥官告诉我，那些死者的姓名或编号，因为他们死在铁路范围内。但我一无所获，而且指挥官告诉我，‘那些人对于这个世界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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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利切克先生为指挥官的态度感到震惊，于是站长通知当地警察局，警察局派来穿制服的警官约瑟夫·舍夫勒（Josef Šefl）调查此事。警官向押运指挥官出示了镇公所开具的官方文件，确认总共有38具囚犯尸体被移出列车。警官和帕夫利切克先生总算能够为死者挽回一点点尊严，当晚深夜，在夜幕覆盖下，德国人挖了几个坟坑，让死者安息在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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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夜幕降临，指挥官终于同意，允许小镇居民把精心准备的大量食物从旅馆拿到车站来。计划是给每位囚犯一碗传统的捷克土豆汤、一条货真价实的白面包，再加上一些咖啡、糕点、水果。据说那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相当“震怒”，因为站长坚持必须由站长本人以及当地居民亲手把食物发放给囚犯，而不是经由看守发放。又经过紧张的谈判，站长冒着食物被拒收或毁掉的风险据理力争，指挥官最终同意了站长的要求，但表示只能允许帕夫利切克先生和维尔特先生发放食物以及探望封闭区域内的囚犯。其他人只能远远地站在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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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尼-布日扎公墓纪念碑，纪念在此地被扔下火车的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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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森牙医的女儿哈娜·费舍尔洛娃及其母亲也得到了食物。“铁路巡视员以及其他铁路员工想方设法为我们做点什么。他们真的很好。他们在食堂里熬汤，我敢肯定那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喝的汤。”其他囚犯也表示同意。其中一位囚犯说：“我永远无法忘记那面包和土豆汤，当我吞咽的时候，我的眼中流下了热泪。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那是伴随我终身的记忆，一段美好的回忆。”另一位囚犯说，要不是有那条白面包，她就活不下去了，她禁不住流下泪水，感谢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问候”。囚犯们与世隔绝如此之久，她们认为自己已被世界遗弃，直到站长及其邻居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她们为止。微弱的光芒短暂地刺破了她们黑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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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什卡·鲁道夫回忆道：“当天晚上，几乎所有被押运的囚犯都已领到汤和面包。每个人都喜极而泣，人们说：‘我们穿越乌克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法国，没有人来看我们！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如此热心……我们永远忘不了霍尔尼-布日扎。’”克拉拉·罗伏娃说：“整个村庄的居民都拿着汤和面包赶来……看上去就是个奇迹。我们认为这里就是家园，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是他们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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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罗斯拉夫·朗格及哥哥米兰躲在森林里，看见一节又一节车厢的囚犯得到喂养。朗格说：“我们躲在远处保持安静，我们看不太清楚，但我们可以断言，得到喂养的囚犯既沮丧又疲惫。他们不得不互相搀扶着才能走路。许多人还穿着囚服，他们对善心人不停道谢。”这两个男孩看不清楚那些囚犯是男是女。“他们被扶出车厢，两边还站着看守，这样他们就无法逃跑了。他们没有碗，所以不得不逐一领取食物，有人就用双手拿着食物往嘴里塞。分发食物用了很长时间，因此火车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领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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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夫利切克先生想让每一位囚犯都领到食物，但还是有许多人一无所获。尽管囚犯们逐一得到喂养，但党卫队以帮忙提高分发速度为借口，偷取了许多食物，以至于那些关押在最远端车厢的囚犯被完全忽略了。丽萨·米科娃说：“就在我们停靠的位置，居民要求给我们分发食物。党卫队指挥官说他们会代为分发，但党卫队拿走了绝大多数食物，只留给我们几个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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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罗斯拉夫·朗格当时仍然与哥哥在丛林里向列车张望，他后来说：“我们看见一位囚犯要求得到食物，一个德国人上前去鞭打他，但他迅速躲开，并且夺路而逃。我们看见有人逃脱也非常害怕。然后又下起了雨，天色越发昏暗，我们能够听见追踪者在开火，还听到飞机的声音。德国人开始叫骂，还开了好多枪，我们赶紧跑开。第二天，我们听说有些囚犯冲破警戒线逃脱，有些囚犯则从车厢里偷偷溜走了。”朗格平静地补充道：“那种经历让你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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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塞尔扎洛娃（Hana Selzarová）时年23岁，来自布拉格，体重只剩下77磅，她就是在那个雨夜逃离车厢的妇女之一。当时她穿着破衣烂衫，从一名正在站岗的、穿着防水雨披的党卫队看守身后悄悄走过，磕磕绊绊地消失在森林里。枪声响起的时候，她看见远处有一点灯光，于是就朝着灯光走去，却发现那里是警察局。当她走进警察局的时候，警察们惊呼：“天啊！快走。我们本来要逮捕你的！”警察们让她到当地人家里暂避，当地人答应会为她提供协助。“在那里，他们给我换上其他衣服，还给了我一条围巾，因为我没有多少头发。他们给了我一些食物，甚至还给了我一些旅费，告诉我去什么地方赶火车。”她在当地人家里过了一夜，然后于次日清晨前往布拉格，最后，布拉格的一位朋友收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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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斯特帕内克（Vaclav Stepanek）来自霍尔尼-布日扎，时年17岁，当时两位逃脱看守看管的妇女敲响了他们家的大门，他们的木屋距离车站只有300米。那两位妇女中的一位可能就是哈娜·塞尔扎洛娃，她们自称分别来自比尔森和布拉格，想要知道这里距离比尔森还有多远。瓦茨拉夫说：“她们还穿着囚服，饥饿不堪。我的父母给了她们食物和衣物。当时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押运行动了，大家都对她们感到非常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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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的父亲是个木匠，他同意让两位妇女躲进谷仓。瓦茨拉夫说：“她们可不是我父母藏在谷仓的第一批人。母亲非常害怕，但我们希望，即使她们被发现了，我们也还可以声称我们不知道她们在那里。她们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从那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们的消息。我倒是很想知道她们后来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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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利切克先生已经喂养了尽可能多的囚犯，包括佩莉斯嘉和拉海尔，他还打算做更多事。剩下的食物被移交给指挥官，指挥官对站长撒了个谎，说随后会把剩下的食物分发给囚犯。当站长收到从比尔森发来的指示，获悉前方的铁路已经最终修复完毕后，他再也没有理由拖延发车了。在与指挥官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站长试图说服对方把囚犯留在铁路支线上，然后带着看守赶紧逃命，但那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完全不可理喻”，决心把职责履行到底。对方甚至问帕夫利切克先生，走什么路线前往巴伐利亚最为便捷，当站长说不可能活着到达那么远的地方时，对方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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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幸存者海尔格·魏斯（Helga Weiss）说：“我们听到指挥官与站长的对话，站长试图说服他把我们留在这里。站长说，当地人会照顾我们，食物，以及其他一切所需物资……（他）听不进去，他只想不顾一切地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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