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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这个采石场一直由维也纳市政厅拥有，此地出产的石材主要用于铺砌奥地利首都的林荫大道。1938年德奥合并后，采石场转归党卫队名下的德国土石工程公司。这家公司不仅直到1945年都在为其产品大做广告，到处散发印刷精美的宣传册子，而且还将其产品出口到欧洲各地，用于修建纪念碑、建筑工程、工业厂房以及高速公路。囚禁于达豪的刑事罪犯建造了这座集中营，用于容纳采石场的奴工队伍，集中营的范围从平原直到邻近的小山包。这座石砌建筑显示了纳粹的高高在上，警卫室、瞭望塔以及一道固若金汤的花岗岩围墙莫不如此。采石场于1939年重新开业，周围许多公里外都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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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最早期的囚犯是政治犯和思想犯，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大学教授，所有人都被判处苦役死刑。在这些囚犯当中，有各种宗教的信徒，有各个被征服民族的成员，包括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牧师以及西班牙共和派。即使在奥斯维辛以及其他集中营于1945年年初被清空后，毛特豪森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也只占少数，而且很少有妇女（那些被迫在妓院充当军妓的妇女除外）。苏联战俘遭到最为残忍的对待，4000名战俘里只有不到200人幸存。他们不仅在采石场劳累至死，而且只得到一半口粮配给，而且被迫赤身裸体地睡在没有窗户的窝棚里。当他们为自己完成“俄罗斯营”的建筑后，他们的人数已急剧减少，营房也被改建为医务室，但那里还是保留着“俄罗斯营”的原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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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集中营是帝国境内仅有的两座“三级”惩罚营之一，它在帝国境内以其绰号而知名，号称“人骨研磨机”（bone-grinder），迅速博得环境最恶劣、死亡率最高的“赫赫威名”。根据一份报告的记载，一名纳粹高级官员于1941年公然声称：“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毛特豪森。”许多囚犯的档案被打上“RU”字样，意思是“不得放回”。毛特豪森有超过40座附属集中营，其中就包括邻近的古森（Gusen，另一座三级惩罚营）集中营。这些集中营预计能为党卫队带来巨大收益，因此享有无限量的囚犯供应。及至1944年，这座综合集中营已被证明是纳粹德国境内利润最为丰厚的集中营，每年产生超过1100万帝国马克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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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场的工作尤其艰苦，包括挖掘、爆破、雕凿大块花岗岩，而这些活经常只能徒手操作，仅有的工具也只是鹤嘴锄。每块石头平均重量为90磅，都要由囚犯扛在背上，走上一段陡峭的泥板岩悬崖。在囚犯血流如注的脚下，这段悬崖经常发生崩塌，让囚犯跌落死亡的深渊。后来，悬崖上开凿了186级粗糙的阶梯，其又被称为“死亡阶梯”（Stairway of Death）。全副武装的看守经常站在阶梯边上，骚扰、殴打、推撞那些不堪重负的囚犯，囚犯有时只能踩在已死者身上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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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采石场的死亡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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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每天都受到威胁，看守会强迫囚犯从陡峭的采石场边缘跳下去，那个地方被纳粹称为跳伞墙。看守们大笑着叫喊：“注意咯！跳伞运动员！”囚犯们站在墙上摇摇欲坠，要么撞死在石头上，要么淹死在悬崖底部的死水塘里。那些没有立即死去的人，会被扔在那里等死，死亡的过程可以持续好几天。许多囚犯宁愿跳崖自杀，也不愿在忍饥挨饿中、在极端气温中、在暴力虐待中每天筋疲力尽地连续工作12个小时。除了劳累致死，在毛特豪森还有超过60种杀人方法，包括打杀、射杀、绞杀、医学实验、注射汽油，以及花样百出的种种酷刑。这座综合集中营的最终死亡人数已经无从得知，因为许多囚犯是在流动毒气车或在附近的城堡里被毒杀的。那座毒气室从1941年起就一直存在，当时的囚犯奉命建造了用于处决自己的毒气室。估算的死亡人数相差甚远，但一般认为有大约10万人被杀害，其中超过3万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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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尸体是用卡车运到斯太尔（Steyr）或林茨去处理，但这种做法太过张扬，潜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后来就委托一家火葬场来料理此事。骨灰被撒在集中营后面的森林里，或者干脆倒进多瑙河。迟至1944年秋季，纳粹还制订了清空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计划，10座巨大的“废物焚烧炉”将会被拆卸，然后在毛特豪森重新装配，尽管在1945年2月时当地已有一家公司获得了拆装合同，但这个计划从未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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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就发生在距离美丽的河畔市镇毛特豪森几公里远的地方，而且集中营也是以市镇地名来命名的。市镇里生活着1800名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许多居民亲眼看见初来乍到的囚犯从车站出发徒步穿越市镇街道，但从来不见有人回来。居民还见证了精神崩溃的囚犯被带到墙根下执行枪决，然后他们再把血迹擦洗干净。居民听说囚犯在采石场遭到暴力虐待或蓄意谋杀，他们簇拥到渡轮上，去围观身穿条纹囚服的样子奇怪的男人被转送到下游的附属集中营。直到党卫队威胁枪决那些“好奇的观众”，居民才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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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三帝国于1938年宣告在毛特豪森设立集中营是这个地区的“特殊荣誉”，但其实并没有几个人欢迎集中营进驻。然而，大约400名党卫队看守的到来，确保了这座市镇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而且这座市镇也很快成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所在。酒吧、商店、餐厅都因为贸易繁荣而顾客盈门，而最靠近集中营的旅馆也成为党卫队员最喜爱的消遣之地。许多当地人获益于看守们花销的钱财，看守们总是豪爽地购买从苹果酒、烟熏肉到鱼等各种东西。当地也有繁荣的黑市，买卖肥皂、食物、衣服以及从集中营里偷来的珠宝首饰，有些当地妇女与看守们走得很近，个别妇女甚至与看守结了婚。当地工人和石匠到采石场去做监工，可以赚取优厚的报酬，而集中营里的奴工也会被“借给”当地从事市政工作，包括装饰市容、修剪花草、耕种粮食、修建房屋等。1943年，被囚禁于附近古森集中营的斯坦尼斯拉夫·克尔奇科夫斯基（Stanislav Krzykowski）奉命雕刻一座鹿的雕像，放置于党卫队首领的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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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看守经常与当地猎人一起打猎，他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就在囚犯修建的可以俯瞰俄罗斯营的球场上踢球。球场在主要围墙外，甚至还有一面铺满草皮的斜坡可以作为看台。一旦毛特豪森一队晋级地区联赛，所有主场比赛就在那个球场举行，主场球队得到当地球迷的热烈欢呼，这些球迷肯定已经见到、闻到、听到集中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球赛会得到当地媒体的报道，媒体轻松地评论道，囚犯们也坐在医务室的屋顶观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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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球场的地方，有一个由囚犯建造的很深的混凝土蓄水池，原本是作为营地防火灭火用的，后来变成党卫队员的游泳池。经过甄选的当地人会获邀到营地去游泳，顺便参观营地的电影院，当然，在火葬场加班加点工作的日子，营地是不开放的。营地里还有封闭的菜园和果园，囚犯们被迫种植自己永远也吃不上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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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居民完全不必想象那些身穿制服、看守山顶营地的男人有何恶毒意图。警告信息早就贴满市镇各处，上面提到，任何试图帮助囚犯的居民，一经发现，就地枪决，任何私下谈论营地状况的当地工人，一经发现，马上监禁。有一位石匠就因为抱怨集中营不人道而倒了大霉，后来被送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因此居民们很快就学会了保持沉默、低下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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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确发现了几个市镇居民发出抱怨或试图帮助囚犯的例子。有一位名叫安娜·波因特纳（Anna Pointner）的妇女，她是奥地利抵抗组织成员，她把西班牙囚犯在集中营里秘密取得的文件和照片藏匿起来。另一位年轻妇女是安娜·施特拉塞（Anna Strasser）夫人，她在火车站对面一间仓库的会计办公室工作，亲眼看见押运列车抵达。囚犯的状况让她震惊和失眠，因此每逢午饭时间，她都会出去走走，通过口袋底部的小洞，故意遗落几片面包、几袋盐和糖、几个针线包，希望后来的囚犯能够发现这些东西。她还发现了囚犯塞在车厢缝隙里的身份证和小纸条，小纸条上写着绝望的信息，请求别人“提醒我的家人”。她后来不得不停止自己的人道主义努力，她的老板是一位有家室需要供养的已婚奥地利人，此时也被逮捕，因为一名看守看见老板向几位囚犯扔面包。老板后来死于达豪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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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拉塞夫人则被发配到坦克制造厂任职，并在工厂里再次因为帮助囚犯而被揭发。她被盖世太保逮捕，然后被送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几乎在集中营里丧生，但被一位抵抗组织的医生救活，设法活到了战争结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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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发生了俄国囚犯集体逃出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事件，有几位当地农民冒着巨大风险藏匿了几位俄国囚犯。然而，许多当地人参加了所谓的“猎兔行动”，他们追踪和射杀逃亡者。当地人被告知，逃亡者都是死不悔改的罪犯，将会伤害他们的家人。在超过400名逃出集中营的俄国人当中，许多人被射杀，或者在露宿时被冻死。有2名逃亡者被当地镇长的下属藏在镇长家的阁楼里。在57名被活捉的逃亡者当中，只有11人最终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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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当地圣十字修会诊所里工作的修女，记录了市镇里那些爱莫能助的人遭受的挫折。“有些人很想帮助这些逃亡者，但又害怕党卫队的严厉规则，党卫队严禁人们施以援手，任何微不足道的帮助，都会让帮助者自己承受巨大的生命危险。”还有其他市镇居民私下开会，讨论如何帮助囚犯，但绝大多数人都太过害怕，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许多人不愿或不能确信山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害怕落得同样的下场。有些人抱怨集中营的气味，抱怨火葬场的浓烟和骨灰在市镇里四处飘散。为了平息居民的不满，党卫队指挥官下令火葬场职员只能在夜间“点燃焚尸炉”。考虑到传染病肆虐的可能性，党卫队还建立了特殊医务室（后来被称为医务室营地），医务室职员由囚犯中的医生担任，试图遏止各种传染病的蔓延，以免危及当地居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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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毛特豪森的囚犯备受虐待的正式投诉记录，是由一位名叫埃莱奥诺雷·古森鲍尔（Eleonore Gusenbauer）的农妇于1941年通过当地政党提出的。她的农舍可以俯瞰采石场，她因此见证了好几起枪决事件。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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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未被当场打死的囚犯显然还能活一段时间，他们就这样被丢弃在尸体旁边，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半天才能断气……我经常被迫见证这种罪行……（这种罪行）让我神经紧张，我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我请求明令禁止这种非人道行为，或者到其他的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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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十六天的斗折蛇行的欧洲旅程后，那些来自弗赖贝格集中营的苟延残喘的人，终于抵达毛特豪森市镇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在人群当中，有佩莉斯嘉及其出生十七天的女儿哈娜，有拉海尔及其出生九天的儿子马克，以及挺着大肚子的安嘉。三位母亲尚未认识，每时每刻都为生存而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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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90124次列车结束漫长旅程抵达毛特豪森火车站几分钟后，就有人熟练地打开插销，封闭的车厢门也被拉开。此前几天，车厢里已有许多人死去。那些还活着的人，要么因为受到惊吓而呆若木鸡，要么因为射进封闭车厢的强光而头昏目眩。她们就像野生动物，两眼圆睁，精神错乱。她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就被党卫队看守拽出车厢，三三两两地被推到专门修建的卸货站台上，这里距离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不过几百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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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瑙河北岸的美丽景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映入安嘉眼帘的是一堵高墙，墙上写着巨大的黑体字，那是这处“通行所”的地名：MAUTHAUSEN（毛特豪森）。死板冰冷的字体，不仅对她昭示着1945年4月29日星期天那个冰冷春夜的真面目，而且足以引发她的第一轮宫缩。此时此刻，就算是郝思嘉的乐观主义也救不了她。明天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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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从我看见那行我不愿看见的大字时起，我就开始疼痛了。我甚至不能转移注意力，疼痛就是疼痛。那就是事实……我如此害怕，以至于我都开始分娩了。毛特豪森与奥斯维辛就是一回事。毒气室、甄别囚犯，简而言之，就是一座灭绝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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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也有同感。“我们看见车站的名字，知道这就跟奥斯维辛差不多。我们说：‘好吧。反正都一样，这里就是终点。’我们面面相觑，我们自惭形秽，就像皮包骨头的骷髅。满身污秽，满身虱子。我们看上去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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