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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们已经感觉到危机四伏，但这四位年轻妇女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在波兰的330万犹太人当中，只有30万人在战争中幸存，而且他们回到家园后，据估计仍有1500人死于谋杀，而许多谋杀案的动机正是出于反犹。这类暴力行径初现端倪，让拉海尔及其妹妹们感到害怕，而且让她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大。如此众多的难民想要出国寻求庇护，但许多可能的目的地都已向难民关上了大门。英国、法国、加拿大接纳了数以千计的难民，但英国也开始限制前往巴勒斯坦的难民配额，那里正是许多难民梦寐以求之地。美国最终接纳了大约40万难民，但拒绝更多难民进入国境。由于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受欢迎，许多波兰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返回那个已经沦为苏联附庸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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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为长姐的拉海尔已经26岁，并且再次承担起长姐如母的角色，拉海尔不仅要为自己和婴儿考虑，而且要为三位妹妹考虑。战争结束时，萨拉23岁，伊斯特20岁，芭拉19岁。她们年轻生命中本该最美好的六年，却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里面度过的，除了帕比亚尼采或罗兹，她们也别无去处。唯一令人感到鼓舞的消息来自两位在毛特豪森偶遇的波兰朋友，对方向她们保证，两周前最后一次见到她们的父亲以及弟弟贝雷克时，两人都还活着。当时大家都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但之后就失散了。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她们家的男人也会尽快前往帕比亚尼采，也许已经在家里等待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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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年轻妇女看上去“蓬头垢面”，她们爬上公共汽车，然后转乘运牛卡车，开始了另一段漫长旅程，一路上因为轰炸毁坏、燃料短缺、道路阻断等状况而走走停停。在纳粹残酷镇压华沙起义后，华沙早已面目全非，她们没有停留太久，之后她们搭乘另一班拥挤的火车，然后转乘有轨电车，最终抵达了帕比亚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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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后，她们发现一切都变了。她们这辈子所认识的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被从历史上抹去。父母那座漂亮的公寓以及所有珍贵的财产已被盗窃一空。一名曾经的雇员占据了她们的房子，而且拒绝腾退，声称那座房子已经不再属于她们了。那人声称自己被党“选中”，代表当局照看这些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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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和邻居也都不问自取、顺手牵羊，所以她们孩提时代那座优美雅致、繁花似锦的家园，那座母亲法伊加称为“城堡”的家园，早已不复存在。母亲精心选购的艺术品和陶瓷器皿也都不翼而飞，伴随她们度过早年生活的动人音乐和欢声笑语也都只剩回忆了。姐妹们所得到的仅有的宝贵财产，是父母委托最忠诚的雇员代为保管的，这些雇员好心地把财产归还给了她们。姐妹们饱受创伤、无家可归，她们请求负责安置返家难民的地方当局给予帮助。她们被分配到一处小公寓，之后就在那里等待，满怀希望地等待与父亲和弟弟“终有一日”能够团聚。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她们被迫变卖宝贵的财产以换取金钱，否则她们都要活不下去了，而她们的希望也都落空了。萨拉缝补衣服以帮补家用，但这个小小的家庭已经开始意识到深深的失落，她们曾经拥有的亲人，她们曾经拥有的事物，几乎全部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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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被逐出帕比亚尼采的1.2万名犹太人当中，只有500人幸存，马克是唯一的新生儿。每次姐妹们前往曾经留下许多快乐回忆的市镇，她们不仅仅能看到满目疮痍，她们在那里也并不受欢迎，拉海尔甚至听到一名妇女抱怨道：“他们烧了又烧，但还是有那么多人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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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们的家园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园。整座城市都敌视我们。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公墓，我们在这里谁都不认识。”金发碧眼的萨拉曾经在学校里广受欢迎，但现在却找不到熟悉的面孔。她心烦意乱，迫不及待地想要拜访以前的美术老师，让对方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的老师曾经多么喜欢我，她曾经为我画了一幅画。我告诉家人：‘她会很高兴见到我的！我会告诉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她打开门时却说：‘你的意思是你还活着？’然后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她甚至都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那样关上了大门，如同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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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返家一个月后，姐妹们收到一封信，是一位身处纽约并且与波兰当局有所联系的叔父转来的。叔父在信中提到，她们的弟弟贝雷克正在瑞典一家医院养伤，他是被红十字会送到瑞典的，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还在集中营里受了其他创伤。姐妹们欣喜若狂，她们联系到贝雷克，贝雷克给她们寄来一张自拍照，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萨拉说：“他没有提及父亲，我们便都知道，父亲没能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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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十几岁的弟弟莫涅克下落不明，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被清空的时候，他曾经如此勇敢，自告奋勇去陪伴那些年幼的孩子。姐妹们后来听说了海乌姆诺灭绝营的故事。母亲法伊加杳无音信，还有脆弱的弟弟妹妹多拉及其孪生兄弟赫涅克，两人时年14岁，以及家里最受宠爱的“宝宝”马纽西亚，她时年12岁，同样杳无音信。姐妹们当时都已知道奥斯维辛的惨况，不得不接受母亲、弟弟、妹妹的笑声已经永远沉寂的事实。姐妹们只能祈求失去的家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聚拢在一起，没有承受太多痛苦便已离去。萨拉说：“弟弟妹妹们年轻漂亮，本该过上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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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父母双亡、姊妹失散的现实，与贝雷克始终最为亲密的芭拉突然宣布，自己将前往瑞典照顾贝雷克。芭拉说：“他需要我。”芭拉想方设法去了瑞典，并且在那里照顾贝雷克许多年。从芭拉那里，姐妹们得知，贝雷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拼死保护父亲，因此被看守打翻在地，最终失去了一只眼睛。“他设法保护父亲，因为父亲已经太过老弱，不可能从事任何工作，但贝雷克被勒令禁止帮助父亲。他拒绝服从命令，被看守一脚踢在脸上，就这样失去了一只眼睛。”就在集中营解放之前三天，父亲沙伊阿惨遭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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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莫尼克仍然音讯全无。拉海尔猜想，丈夫可能在罗兹等她，同时正在让工厂恢复正常。拉海尔克服了巨大困难，穿越这个实际上已经没有公共交通或基础设施的国家，她在几位男性旅伴的保护下抵达罗兹，却只发现工厂也被占据了。战争爆发前，罗兹的犹太人口曾经超过20万，此时锐减到不足4万，绝大多数人准备迁居或移民。她的家族已经举目无亲、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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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婴儿马克与萨拉、拉海尔和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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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们那时候知道，我们不想留在波兰。我们在那里一无所有。”在战后欧洲的混乱局面中，姐妹们想要前往慕尼黑的美国占领区，因为她们确信，从那里出发，她们可以重新安置在任何地方。姐妹们抵达饱受轰炸的城市，只带着随身衣物和一两件行李。由于有传言说来自波兰罗兹地区的幸存者被安置在慕尼黑，因此有更多的朋友和邻居前往慕尼黑，迅速组成一个相互扶持的新社区。拉海尔继续询问任何从集中营归来的人，是否知道她丈夫的下落，但听到的多半是坏消息，且始终没有可靠的消息，而莫尼克也没有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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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拉海尔终于接受莫尼克肯定已经死了的事实，尽管她从未得知具体细节，也不知道丈夫的遗骸散落何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拉海尔相信莫尼克很可能是被送进奥斯维辛，并且被毒死了，但有来自罗兹并且认识弟弟贝雷克的人向她保证，莫尼克设法脱逃了清空隔离区的最后一次遣送行动，并且设法留在了隔离区。莫尼克最终在罗兹的大街上被“手持左轮手枪的德国人”射杀。无论莫尼克是怎么死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忠诚的年轻妻子得以幸存，并且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将永远长眠在不知名的墓地里，妻子将永远无法为他竖立墓碑，也永远无法带儿子到父亲的墓碑前面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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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已经习惯了悲痛，并且决心继续生活下去，为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于是她在慕尼黑又停留了四年。儿子马克在慕尼黑上学，他的第一语言变成德语。母亲和姨妈们只有在不想马克听懂的时候才说波兰语。1946年3月19日，拉海尔再婚了。索尔·奥尔维斯基（Sol Orviesky，后来缩写成奥尔斯基）是一位擅长经营的犹太珠宝商，拉海尔早在战前就已认识对方。拉海尔知道，索尔会成为她儿子的好父亲，尽管在此后许多年里拉海尔都为自己太早再婚而感到愧疚，甚至有时会想，如果莫尼克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前，又会如何呢？拉海尔说：“我再婚了，因为对于孤儿寡母来说，生活太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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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拉海尔与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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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时年40岁，出身于帕比亚尼采一个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战前有过家庭和一个儿子。在一次围捕行动中，一名德军士兵从他怀里一把夺过了婴儿，他在余生中一直自责，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奋起抵抗呢？除了侄子亨里克（Henrike），以及两个逃到美国的兄弟，他已失去所有亲人，包括妻子和孩子。战争期间，他在一座处理死人财产的劳动营里度过。等到解放时，他的体重只剩下不到70磅，在40出头的年纪便已掉光所有牙齿，并且身受严重病痛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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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索尔帮助阿布拉姆丘克姐妹以及他自己的家庭在战后维持生计。索尔与一位德国化学家合作，后者发明了一种化学步骤，能够把欧洲标准黄金转化为成色比较低的美国标准黄金，索尔赢得了一份合约，帮助德国各大银行在海外从事黄金转化业务。拉海尔和妹妹们帮忙跟进这项业务，美国人似乎更乐意与大屠杀幸存者谈生意，而不太乐意与德国人打交道。她们总是使用美元交收，因为德国马克已经形同废纸，于是她们找到了合适的谋生手段，整座城市也围绕她们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她们甚至开始接纳和接济来自帕比亚尼采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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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海尔和索尔结婚三年后，两人就有了合法移居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的移民资格，拉海尔早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她说服丈夫，他们应该生活在以色列。一家人搭上从法国马赛开出的第一班轮船，定居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佩塔提夫卡（Petach Tivka），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十年。索尔在那里无法作为珠宝黄金商人而谋生，他放弃了自己的业务，在一家钢铁厂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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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拉海尔失去了与亡夫莫尼克的所有结婚照片。但在以色列，拉海尔遇到莫尼克的前女友，对方拥有一张莫尼克学生时代的小幅照片，拉海尔说服那位妇女把照片让给她。那张照片一直陪伴着拉海尔，最后传给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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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曾经发誓终生保护马克，她拒绝与索尔再要一个孩子，以免索尔钟爱自己的孩子多于拉海尔那奇迹般幸存的孩子。然后，尽管一家人并不说英语，拉海尔还是于1958年举家迁往美国，以免马克被以色列军队征召入伍。索尔重新成为珠宝钟表商人，但他有好几次心脏病发作，最终于1967年去世，享年61岁。为了确保索尔留下的生意能够继续运转，拉海尔“累得像条狗”，但她终于能够保证儿子不虞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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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拉海尔的妹妹伊斯特嫁给了亚伯·弗里曼（Abe Freeman）。亚伯来自帕比亚尼采，曾经是她们的弟弟贝雷克的朋友。亚伯在奥斯维辛度过了四年，身上被打上了刺青。这对夫妇后来搬到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两人当时在慕尼黑一个交易会上听信了某犹太援助组织的宣传，对方保证纳什维尔距离纽约“并不遥远”。但当他们抵达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纳什维尔“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但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快乐又成功，他们就在解放者的祖国度过了余生。他们有两个女儿，雪莉（Shirley）和法耶（Faye），还有五个孙辈。伊斯特于2003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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