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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只是把那片墓地当作花园，但过了不久，当我偶然留意那一座座墓碑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原来，安息在这里的大多是“二战”期间阵亡的士兵。战争结束已近40年，按年龄判断，扫墓的老太太应该是阵亡者的妻子或者姐妹，少数甚至可能是他们的母亲。中国有清明节扫墓的习俗，而这里的许多老人，几乎我每次去都能遇到，看来给亲人扫墓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青壮年男子死亡，战后德国成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许多失去丈夫的妇女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到墓地祭扫，不啻与亲人“对话”。三十多年过去，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战争在她们心灵刻下的伤痕一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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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一张“老照片”：当火车载着从战俘营回家的人驶进车站的时候，妇女们举着失踪亲人的照片询问：“有谁认识他吗？”“他还活着吗？”但是，她们大多数都没能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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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妇女是不幸的，战争年代和她们相伴的孩子，难免也要经历苦难的童年，1998—2005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44—）便是一个例子。1944年4月7日，施罗德出生在离哥廷根不远的小村子莫森贝格。未及半岁，施罗德的父亲，一位德军“代理班长”就在罗马尼亚前线做了纳粹炮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长什么样，儿子也从未见过父亲。施罗德13岁学会开拖拉机，下地帮母亲干活，14岁辍学当学徒，17岁到哥廷根，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一般19岁就能完成的完全中学学业，他22岁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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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把灾难强加给别人的民族，自己也只能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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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城周围都是树林，树林里有一些木头长凳，散步的人累了可以坐在那里休息。星期天我常常出外远足，有一次坐在长凳上休息，刚好来了一位老先生，大概也走累了，他点点头坐在我身旁。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但那次交谈却让我知道了许多书本不会告诉我的事情。老人告诉我，在德国，人们看到的许多“二战”士兵墓其实都是衣冠冢，亲人埋葬的只能是逝者的衣帽、生前常用物品。当年客死异乡，成为“身死魂孤骨不收”望乡鬼的德国兵，恐怕不少。2004年夏天，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到罗马尼亚访问，专门祭扫了他父亲的坟墓。他和母亲在家乡祭扫的父亲的坟墓，恐怕也只是座空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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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空穴墓”，如果有亲人祭扫，也要算幸运的了。在哥廷根西郊一个公墓里，有一大片排列整齐的“二战”阵亡士兵墓，墓碑样式统一，让人觉得它们还像当年的士兵那样排着队列。这是一些无主的坟墓，没有人知道亡灵的亲人在哪里，是否还在人世，还是和他们一样也已葬在无主的坟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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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西郊公墓里“二战”阵亡士兵墓（戴问天摄，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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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与德国其他的城市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它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大学城。当年拿破仑的铁蹄踏遍欧洲大陆的时候，他曾说过：“哥廷根属于整个文明世界。”有传言说：当年希特勒德国与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曾经达成默契，德国不轰炸英国的牛津与剑桥，英国也不轰炸德国的哥廷根和海德堡。不管传说是否属实，事实是这四座大学城的确都在那次大战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损毁甚少。相应地，哥廷根平民的伤亡也就远比其他城市少。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有一节题为“大轰炸”，讲的是他在哥廷根挨轰炸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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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我根本无动于衷，拥被高卧。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顶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连忙狼狈下楼，钻入地下室里。心里自己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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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也承认：“哥廷根总共被炸过两次，都是极小规模的，铺地毯的光荣没有享受到。”德国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战后季先生到了离哥廷根不远的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才真正知道“大轰炸”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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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大吃一惊：这还算是一座城巿吗？尽管从远处看，仍然高楼林立；但是，走近一看，却只见废墟。剩下没有倒的一些断壁残垣，看上去就像是古罗马留下的斗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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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季先生感到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的是，街道两旁高楼断壁之下，地下室外的垃圾堆旁，摆满了花圈。原来，高楼被炸塌以后，许多在地下室里躲避轰炸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被埋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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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到德国的时候，一座座城市都已“整旧如旧”，恢复了昔日的面貌。老城外面或者旁边，盖起一幢幢现代化高楼大厦，又让人看到它前进的巨大步伐。但是，在许多地方，德国人有意留下一些战争的伤痕，没有去抹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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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道选帝侯大街（也译为库达姆大街，中国人称之为“柏林王府井”），在靠近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有一座为纪念威廉皇帝而建的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然而，现在它让人们想到的已经不是那位德国皇帝，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教堂在英、美空军大轰炸中被炸成一片废墟，战后没有修复，而是在旁边另建了一座六方柱形极其时髦的新教堂。每天从早到晚，废墟都看着身旁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而乘车或者步行经过的人，也不由得会朝它投去沉思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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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南部最大的城市慕尼黑，我参观过1826—1836年间建成的老画廊和“二战”后新建的新画廊。前者是欧洲最著名的画廊之一，藏有中世纪至19世纪初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在1944—1945年大轰炸中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战后修复了，但1983年参观的时候外墙上仍然可以看到炸弹破片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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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有许多博物馆，其中一个十分特别，那就是位于市中心“宫廷花园”（Hofgarten）东侧的巴伐利亚军队博物馆，地图上标注为“废墟”。博物馆建筑相当宏伟，正对“宫廷花园”的一侧是一个持枪士兵的卧像，两边刻着两行字，一边是“我们倒下的士兵”，另一边是“他们还会站起来”。我猜想，建立这个博物馆的目的，也许就体现在这两句话上。废墟南边墙上有一处涂鸦：“再不要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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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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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2. 纪录片中的“二战”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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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国两年，几乎每周都要看一个题为“Vor 40 Jahren”（《四十年前》）的电视节目。这档节目收录的是德国40年前的文献记录电影。这些老电影主要是40年前纳粹德国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例如《德国新闻周报》（Deutsche Wochenschau），类似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的《新闻周报》或者《新闻简报》，这档节目还收录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苏联）的同类纪录片。纳粹德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当然都是按照当时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指示拍摄的，但它们毕竟记录有不少真实的历史画面，那些画面不是解说词能任意歪曲的。据当年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回忆，“元首”非常重视这些影片，通常在配音前就要看，由一名军官在旁朗读后期会加入的解说词。希特勒看后会提出意见，修改之后才能正式配音。40年后，德国电视台按照原样重新播出这些电影，包括解说词在内都不作任何改动。当年它们的作用是欺骗，现在它们的作用则是警示。德国电视台常年安排这样一个节目，目的便在于此。跟随这些电影，观众似乎重走了一遍“二战”历程。可惜的是，我没能跟随这个节目走完全程，只走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一段，不过那也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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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10月17日到1983年1月30日，德国电视一台在每星期天晚上20点15分的黄金时段播出13集文献纪录片《纳粹卐字下的欧洲》。这部纪录片根据罗曼·布洛德曼（Roman Brodmann，1920—1990）的同名书籍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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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从柏林1936年奥运会讲起，在那次奥运会上希特勒拒绝为夺得四枚金牌、创造了新的200米世界纪录的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1913—1980）颁奖，并怒气冲冲地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