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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坦克”高大笨重，重27吨，用51毫米厚的钢板做装甲。车身高3.12米，两侧有车门，进出方便，但目标大，容易被击中。公路上最高时速42公里，野地时速仅26公里。主炮侧置，虽然口径较大（75毫米），但炮筒短，而且只能向前方射击。副炮置于车顶旋转炮塔内，虽然可以向各个方向射击，但口径只有37毫米。鉴于实战中表现不佳，1943年美国便不再生产，改而生产“谢尔曼坦克”（Medium Tank M4 Sherman），它得名于美国内战中的著名将领威廉·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重30吨，装甲厚63毫米，高2.74米，火炮口径75毫米，最高时速40~4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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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曼战役英军司令官蒙哥马利乘用的美国“格兰特坦克”，现陈列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格兰特坦克”是一种中型坦克，得名于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军总司令、后来连任两届美国总统（1869—1877年）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1822—1885）。这种坦克美国总共生产了6,258辆，其中的2,855辆根据《租借法案》给了英国，而它首次投入战斗便是在1942年的北非；另有1,386辆给了苏联，红军战士对它评价不高，给它起了一个诨名“БМ-6”，意思是“六人集体坟墓”，因为这种坦克可以容纳六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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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坦克就更差了，它原来只有L3/33、L3/35两种“小坦克”。意大利坦克型号以分数形式表示，分子中的字母表示车型（L轻型、M中型、P重型，相当于英语heavy的意大利语词是pesante），其后的数字表示车重（吨）。分母表示开始生产的年份，如33即1933年。L3/33实际上仅重2.7吨，L3/35也才3.2吨，都只装备机枪而没有火炮。意大利第一种中型坦克是1939年开始生产的M11/39，火炮口径仅37毫米，而且横向转动范围仅15度。总共生产了100辆，其中72辆投入北非战场。后来改进的M13/40型是意大利军队使用得最多的型号，重13.5吨，火炮口径47毫米。车速很慢，公路上行驶最高也只达每小时32公里。这两种坦克以及1942年开始生产的M15/42型（重15.5吨，总共只生产了118辆），按一般标准都只能算轻型坦克。二战期间意大利生产的唯一重型坦克是P26/40型，重26吨，也只相当于一般的中型坦克。那时其他国家的坦克装甲都已经改用焊接技术连接，而包括P26/40型在内的意大利坦克还使用铆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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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战役更不能相比的是它们对战争全局的影响，阿拉曼战役只是一个次要战场上局部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才是主战场上事关“二战”全局的转折点。说阿拉曼只是一个次要战场，是因为北非对纳粹德国并不重要，希特勒是为了帮他那志大才疏的伙伴墨索里尼一把才出兵北非的。从19世纪末开始，意大利就一直想称霸地中海地区。1940年9月，意大利借德军、法国战役大败英法军队之机，派兵进攻英国殖民地埃及，10月又进攻希腊。但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实在差得出奇，很快就被希腊军队打败。接着，英军又打败了进攻埃及的意大利军队，并攻占了与埃及相邻的意大利北非殖民地昔兰尼加（Cyrenaica），即利比亚东部。“二战”期间丘吉尔所说的英军，包括大量殖民地军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但高级指挥官通常都是英国人。墨索里尼请求希特勒支援，希特勒派出的德国远征军1941年2月到达利比亚。起初仅为团级规模，后来扩建成第5轻装师（5. leichte Division），隆美尔任师长。在“师”（Division）前面加了形容词“轻”（leicht），意思与人们熟悉的“加强营”、“加强连”正好相反，指其人员和武器装备都没有达到通常“师”的规格。这个师名为“坦克师”，其实所属部队只有一个坦克团。后来虽然扩大、发展成“德国非洲军”，主要力量也仅为第15坦克师和由第5轻装师改编成的第21坦克师。“非洲军”只是一个“军”，不是“集团军”，更远非“集群”，而且它并不是原来就成建制的部队，而是由先后派往北非的一些小部队拼凑起来的。装备的坦克也多数是比较老的“Panzer Ⅱ”轻型坦克（重7.2吨，火炮口径仅20毫米）和“Panzer Ⅲ”中型坦克（重23吨，火炮口径37或50毫米），新的只有“Panzer Ⅳ”中型坦克（重25吨，火炮口径75毫米），没有“二战”期间德国最著名的“豹式”（Panther，重44.8吨，火炮口径75毫米）和“虎式”坦克（Tiger I，重57吨，火炮口径88毫米），因为那两种坦克是专为对付苏联T-34坦克设计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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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曼战役不但不能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也不能和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战役相比。那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四艘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全部被击沉，而美国海军只损失了一艘约克城号（USS Yorktown，CV-5）。日本海军丧失了主动进攻能力，太平洋战场形势就此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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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抬高阿拉曼战役地位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大捧德军统帅隆美尔，给他送上“沙漠之狐”的称号。丘吉尔是用捧高对手的办法表明自己更高明。所以在炮制“隆美尔神话”上，丘吉尔与希特勒这两个对手却是配合默契。隆美尔是希特勒提拔最快的德军军官，1940年法国战役他还只是少将，1942年6月22日便晋升为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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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20日希特勒47岁生日那一天，第一次有德军将领晋升元帅，获此殊荣的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布隆别格（Werner Eduard Fritz von Blomberg，1878—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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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4日，纳粹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成为第三帝国第二个获授元帅军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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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法国战役大获全胜，7月19日希特勒一次就下令晋升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等12名将军为元帅，同时将戈林晋升为新设的“帝国元帅”。到此时为止，获该军衔的再无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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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31日，授予84岁高龄的原奥匈帝国陆军元帅爱德华·冯·柏姆-厄尔默利男爵（Eduard Freiherr von Böhm-Ermolli，1856—1941）荣誉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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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派隆美尔去北非战场，为快速提拔他创造了条件，因为在那里他是“独当一面”。在法国战役中，隆美尔只是德军10个坦克师长中的一个，他指挥的第7坦克师隶属第15坦克军，军长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1885—1971），1938年就担任第15摩托化军中将军长。法国战役结束后，1940年7月19日，他与另外14名将领一起晋升大将，其中包括另外两位著名坦克将军海因兹·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和埃里希·赫普纳（Erich Höpner，1886—1944）。古德里安是“二战”最著名的坦克将军之一，1938年2月4日，德国组建第一个坦克军，军长就由他担任。从波兰到法国再到苏联，在历次重大战役中他都担负重要任务。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事件以后，还担任了德国陆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赫普纳也是德国装甲部队创建人之一，1938年担任第16坦克军中将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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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论资历、名望，都远在隆美尔之上，后来都指挥过“坦克集团军”。那是以坦克部队为主，多兵种混合编制的集团军级单位，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时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坦克集团军，便由3个坦克军（Panzerkorps）、1个步兵军组成，另外还配备了1个“赫尔曼·戈林防空团”。库尔斯克战役中，霍特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由19个师组成，其中9个是坦克师或坦克掷弹兵师，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如果到了苏联战场，隆美尔大概很难超越他在法国战役的顶头上司霍特，也不容易超越其他几位坦克将军。他们在苏联战场上打过的大仗、硬仗、恶仗，更是隆美尔不能相比的。但直到1945年“二战”结朿，他们也没能晋升元帅，赫普纳且因参与1944年7月20日谋剌希特勒事件被捕，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8月8日在柏林城北鳊鱼湖监狱（Plötzensee Prison）被施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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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希特勒在波兰前线视察，希特勒的左侧是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隆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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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晋升得这么快，显然另有原因。原来，“二战”不少德军高级将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对纳粹的态度有所保留，而隆美尔不同，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德国人民受到太阳的指引与领导，这一切或许是上天注定。”隆美尔把希特勒比作“太阳”，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在给友人的信里，末尾也总不忘加上一句毫不相干的“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纳粹对希特勒的致敬语）1936年9月纳粹党纽伦堡大会期间，军衔还只是中校的隆美尔担任“元首卫队”指挥官，第二年10月晋升上校。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时，隆美尔仍然负责希特勒的警卫工作，在“元首”身旁形影不离，他在前一个月（8月1日）刚晋升少将。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听说我快速晋升是因为元首在帮我说话，你该知道我对此有多么高兴，我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行动能获得元首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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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法国战役开始前，隆美尔要求上前线，“一战”期间他是在步兵服役，曾经在符腾堡山地营（Württembergischen Gebirgsbataillon）担任连长，陆军人事部门准备任命他为山地师师长。山地师是欧洲一些国家一种较为特殊的步兵部队，担负山地、沙漠以及特殊气候条件下的作战任务。但隆美尔希望去指挥装甲部队，为此求助于希特勒。虽然陆军方面仍然反对，最后还是不得不按照元首的旨意让他做了新组建的第7坦克师师长。2月27日他怀着感恩的心情向希特勒辞行，获赠了一本《我的奋斗》，希特勒还亲笔题词：“给有着愉快相处回忆的隆美尔将军”。法国战役期间，对这个自己“钦点”的坦克师长希特勒关注有加，在他授意下，5月26日隆美尔成为第一个获授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师长。6月2日希特勒召见德军高级将领，被召见的都是集团军司令官和军长，135名师长中只有一人获此殊荣，那就是隆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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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隆美尔在法国战场上的表现，希特勒和纳粹党高官评价甚高，而军中同僚、部下则多有保留。法国战役结束不久，1940年夏，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炮制了一部宣传德军辉煌战果的电影《西线的胜利》，隆美尔应邀参加摄制，在影片中频频露面，俨然银幕上的大明星。他的一个主要参谋人员弗里德里希·冯·麦伦廷（Friedrich Wilhelm von Mellenthin，1904—1997），参加过波兰、法国、北非、苏联以及战争末期西线几乎所有重大战事，战后写了一部内容详实，被军事界评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回忆录《坦克战》（Panzerschlachten）。在那部回忆录中，麦伦廷对隆美尔的评价就不高，说他主观武断，常常不听取参谋人员的意见。看来，隆美尔与参谋人员的关系颇有一点像希特勒与普鲁士将军们的关系。普鲁士军人是把军事当作一门专业看待的，重视的是客观实际和军事规律，而希特勒常常不顾客观情况而凭主观意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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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胜利，隆美尔往往不顾部队伤亡，这在德军指挥官中很少见。法国战役中，德军共投入135个师，平均每个师阵亡、失踪363人（德军一个步兵师人数约1.8万人，装甲师少一点）。一般情况下装甲师伤亡都比步兵师少，而隆美尔的装甲师阵亡、失踪人数竟达924人。“二战”期间德军伤亡明显少于对手，这既得益于德军装备优良、士兵训练严格、司令官指挥得当，也与它保持了普鲁士军队爱护士兵、十分注意保护下级的传统有关。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指挥官通常会命令部队停止进攻甚至撤退，“二战”期间不少德军高级将领因此被希特勒撤职。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空军头号“王牌飞行员”埃里希·哈特曼（Erich Alfred Hartmann，1922—1993），他总共击落敌机352架，却从未让一名僚机飞行员丧生。空战中长机的任务是攻击，僚机的任务是掩护长机、保障其安全，一般情况下僚机比长机容易受到敌机攻击，哈特曼没让一名僚机飞行员丧生，实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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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中隆美尔往往不依常理出牌，而那并非偶然。他自恃与元首关系不一般，颇有点“胆大妄为”。隆美尔曾为渡河抢夺友邻第5坦克师的架桥器材，还拒不归还。他又常有违反上级命令之举，5月17日甚至无视Α集群司令官卡尔·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停止前进的命令，为求战功继续追击。尽管伦德施泰特那道命令是得到希特勒批准发出的，事后希特勒对违令的隆美尔也没有追究。德军高级将领不少人出身于普鲁士军人世家，按照普鲁士传统，非常重视军事专业训练，基本上都是参谋学校出身，做过各级参谋军官，不少人还有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历。隆美尔则不同，他出生在普通市民家庭，父亲、祖父都是中学数学教师，他没有上过参谋学校，是由元首近侍“外放”，直接担任军事主官的。同僚们对他只夸说自己而不大提及友邻部队、尤其是空军的贡献的做法也不无微词。要知道，与进攻波兰时相比，在法国战役期间德国陆军与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已经有很大提高，地面部队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以后，往往在15至20分钟内战斗机掩护下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就会飞临战场，呼啸着扑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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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22日，隆美尔晋升元帅，他对此事反应如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欣喜若狂，另一种说法则是表现平静，表示宁可多要一个师的兵力。鉴于那时德军在北非的处境，希望多得兵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那时的德国，苏联战场已经不啻一个深陷其中拔不出来的泥潭，希特勒还抽得出兵力支援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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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发生刺杀希特勒未遂的“7·20事件”以后，在对德国军队进行大清查过程中发现隆美尔也涉嫌卷入，这不能不让希特勒极其恼怒。就在刺杀事件的前三天（7月17日），隆美尔驱车前往诺曼底前线途中遭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扫射受伤，这时正在家疗养。10月14日，从柏林德军总部来了两位将军，威廉·布尔格多夫（Wilhelm Emanuel Burgdorf，1895—1945）和恩斯特·麦塞尔（Ernst Maisel，1896—1978），向他传达德军“荣誉法庭”负责人、主管军队清查工作的威廉·凯特尔元帅（Wilhelm Bodewin Gustav Keitel，1882—1946）的话，说元首对他一直格外器重，他的背叛不能不让元首极为痛心，但还是决定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要么被捕并被送上“人民法庭”接受审判，要么私下自行了断。若选择前者，不但隆美尔自己会被处死，他的家人和有关幕僚也将受到牵连；若选择后者，将让他作为英雄享有国葬荣誉，家人也会得到政府发放的抚恤金。考虑了几分钟，隆美尔便表示选择后者，带着元帅权杖，随两位将军乘车驶离村子。途中，隆美尔服下了氰化物胶囊。德国官方宣称他死于心脏病或伤情恶化，希特勒下令于10月18日举行盛大国葬，并指派伦德施泰特元帅代表他出席。伦德斯泰特在悼词中指出：隆美尔在战争初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这倒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称赞他在法国与北非的勇气与成就，还着重指出：“他的心属于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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