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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提一下新加坡战役，该战役3.6万日本军队打败了8.5万英军，两军伤亡数字相近（日军4,485人，英军5,000人），但却有8万名英军在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Arthur Ernest Percival，1887—1966，中文名字“白思华”）率领下投降。和帕西瓦尔一起成为战俘的还有指挥印度第3军的刘易斯·希斯中将（Lewis Macclesfield Heath，1885—1954）和指挥英军第18步兵师的默顿·贝克维斯-史密斯少将（Merton Beckwith-Smith，189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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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持英国国旗者）在白旗引导下前往日军山下奉文中将（1885—1946）司令部签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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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战场的失利使丘吉尔在英国国内广受批评，7月1—2日下院甚至讨论过对内阁的不信任问题。现在这位首相最需要的就是一场能够轻易取得而又能够有效安抚舆论的胜利。7月8日他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在1942年发动条件尚未成熟的战役，只会以失败告终，并且会妨碍1943年的大规模行动，他确信“法属北非的战役，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场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是真正的第二战场。”罗斯福当即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到伦敦，7月20日开始和英国人协商。美国将军们仍然反对分散兵力的做法，认为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瑟堡是最适合的登陆地点。第一，它能鼓舞苏联人，因为它将实际体现盟国从东线引开德军的意图；第二，将为1943年盟军战役提供一个出发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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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相左，协商陷入僵局。丘吉尔召开内阁会议，让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Francis Brooke，1883—1963）汇报与美国人协商的情况，内阁成员一致反对1942年在法国作战。丘吉尔把这个情况通报美国代表，美国代表随即报告了罗斯福。罗斯福对这一情况并没有感到意外，他随即同意1942年不在法国而在北非作战。7月25日，英美两军参谋长决定于1942年在北非实施代号“火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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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经不是战时内阁成员的比弗布鲁克告诉苏联驻英大使：首相“实际上始终是第二战场的反对者，他一度稍许改变态度，也仅仅是迫于形势”。也就在这个时候（7月18日），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信，告知英国将终止取道北方海路向苏联运送援助物资，因为英国不能冒着让自己的舰只被击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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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美两国这样的决定苏联会做何反应，舆论又会作何反应，可想而知。罗斯福不得不考虑怎样向苏联人解释。7月22日他会见苏联驻美大使表白自己：“始终坚持在法国登陆，但丘吉尔反对这样做。”7月23日，法国流亡政府领导人夏尔·戴高乐也在伦敦对马歇尔等几位美国将军说：“从盟国的战略观点看，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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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7月31日丘吉尔给斯大林写信，表示希望亲自和他会晤，并且说将考虑在9月的第一周派遣船队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运送援助物资。苏联当天就向他发出访苏邀请，8月12日，丘吉尔在布鲁克等人陪同下到达莫斯科。同机前来的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威廉·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后来（1943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苏大使，直到“二战”结束（1946年）。丘吉尔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解释说，英美两国仔细研究了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在9月（最后一个有好天气的月份）实施在法国北部的战役，但准备在1943年发动几个大战役，并且说“欧洲第二战场并不是唯一的第二战场”。8月14日丘吉尔在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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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举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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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所说“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的“火炬行动”是英美两国计划在法属西北非进行的一个“大规模战役”，以美军7个师、英军5个师攻占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沿岸地带。这个计划后来的确实施了，只是时间略有推迟（1942年11月8日—16日）。那确实是“二战”中英美两军对轴心国的第一次“大战役”，美国“二战”名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巴顿等人都是在那次战役中首次亮相的，英军指挥官有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康宁汉（Andrew Browne Cunningham，1883—1963）、第1集团军司令肯尼斯·安德森（Kenneth Arthur Noel Anderson，1891—1959）等人。盟军共10.7万人，对手是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6万守军，没有意大利军队，德国也只有恩斯特·卡尔斯上尉（Ernst Kals，1905—1979）指挥的两艘潜艇在摩洛哥以西的大西洋海域活动，并于11月12日击沉3艘美国货船，总吨位约3.6万吨。这个“大战役”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和苏联战场上众多战役一比便很清楚。维希法国军队自然无心为德国卖命，有的观望，有的投降，有的倒戈，只有少部分军队抵抗，英美盟军仅付出很小代价（479人阵亡，720人受伤）便大获全胜，维希法国军队有1,346人阵亡，1,997受伤。确如丘吉尔所愿，是一场轻易取得而又可大做文章的胜利，它是否确如英国人所说“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也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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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对苏联的访问，丘吉尔的最大收获恐怕就是深信即使英美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将继续战斗。他给罗斯福通报访苏情况的信中提到：“整个会谈期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将停止战斗，我个人感觉斯大林满怀信心，他将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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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丘吉尔访问苏联的8月，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社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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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主力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远离西欧和德国本土，……必须把第二战场看成不仅是减轻俄国压力的一种手段，也是英美进行反希特勒德国战争的唯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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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泰晤士报》9月10日社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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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盟国在进行殊死斗争，而其他盟囯仍然处于准备阶段，……尽管对此可以用某些挫折来做部分解释，但仍然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一种耻辱。整个民族、全体国民和军队关心的是要洗掉这一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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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创刊于1827年、很有影响的英国报纸《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2009年以后称London Evening Standard）也在9月17日发表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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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德国人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对这一问题迫切性的认识，应当压倒其他一切感情。历史对我们的评判，不是根据我们在自己的盟友处于困难境地时准备给予何种程度的援助，而是根据我们选择什么时候提供这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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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谈及近来英苏两国由于第二战场问题产生的困难。他表示自己从来就不想发表关于第二战场的公报，只是因为那已经写进了苏美两国公报，英国人除了仿效美国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而美国人“也许不如我们明智”。还告诉苏联大使，丘吉尔首相认为，“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俄国人”，“干扰德国人”，在公报里讲点有关第二战场的话是有益的。英国领导人显然感受到了本国和美国舆论的压力，四天后英国驻苏大使奉命会见莫洛托夫，转达艾登的意见，希望苏联报刊不要再刊登关于第二战场的文章，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忘掉这个问题”，否则可能会造成两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印象，让“希特勒非常高兴”。莫洛托夫应允苏联报刊不再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不能不转载英、美两国报刊的文章。因为英美两国领导人可以无视他们本国的舆论，苏联政府却不能不让自己的人民知道英美两国舆论真诚地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履行诺言，给盟友以真正的援助，还提醒大使注意：“让希特勒最感到高兴的，并不是他在报刊上读到了什么，而是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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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当然不会看不到第二战场一直没有开辟这个事实，而且英美两国领导人的所言，尤其是他们的所行，已经足以让他确信，至少在1942年不会有第二战场，1939年他入侵波兰时出现过的“西线无战事”局面不但已经重演而且会延续下去，德国不会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巴巴罗萨行动”初期的辉煌曾经让他误以为很快就能解决苏联问题，开始考虑从东线撤回一部分军队以重新进攻英国，现在他再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于是重新调集兵力，在苏联战场上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进攻，这样就有了1942年夏季开始的“蓝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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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然在1941—1942冬季战争中保住了首都莫斯科，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整体上仍处于劣势。与德军相比，苏军官兵素质本来就差得很多，在大量官兵伤亡、被俘之后，新补充的兵员更是训练不足，新提拔的指挥员要想在短时间内称职也不容易做到。要形成足够生产能力仍然需要时日，武器、装备供应受到的影响自然不小。加之主要产粮区乌克兰完全落入敌人之手，俄罗斯南部也有不少地方失陷，对军需、民生都造成极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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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夏战事，却是从苏联错误发动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5月12—30日）开始的。是役，德军重创由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试图夺回哈尔科夫的苏军，此后铁木辛哥即没再获重用。接着德军B集群发动沃罗涅日战役（6月28日—7月24日），占领了莫斯科以南450公里顿河上重要的战略城市沃罗涅日，从那里沿顿河南下直逼斯大林格勒。到8月10日，德军已经把顿河西岸的大部分苏军清除，23日进抵斯大林格勒城下，“二战”期间战斗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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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沃罗涅日战役结束的那一天，德军Α集群攻占了临近顿河入海口（亚速海）的重要城市、库班和高加索地区的门户罗斯托夫，从那里南下，8月3日攻占斯塔夫罗波尔，10日攻占石油城迈科普。由于来不及撤走，苏联不得不把所有油井和石油设施炸毁，以免被德国人利用。12日，德军攻占克拉斯诺达尔，25日攻占莫兹多克，9月11日攻占黑海重要港口新罗西斯克。直到9月末，德军攻势才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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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联军民极其困难的1942年夏天，英美两国却中断了对苏联的物资援助，原因是要把运输船队用于北非。虽然9月曾派出一支船队，但很快就停了下来，英美通知苏联到1943年1月物资援助依然不可能恢复。11月7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5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指出目前纳粹德国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主要原因就是盟国没有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从而使希特勒得以把他能够动用的一切力量都用于苏联战场。但是，苏联军民有信心渡过眼前的难关，取得最后胜利。他说的不是空话，因为红军已经为反攻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过了不到两周，11月19日，苏军便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发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攻。经过两个多月苦战，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消息传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一年前莫斯科战役结束时一样，丘吉尔又及时发来了贺信，称“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罗斯福也来信祝贺，说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史诗般的战斗和苏联军队取得的成果，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他还给苏联政府寄来一份表彰斯大林格勒的荣誉状，称赞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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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清楚了这是战争转折点的英、美两国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这时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让他们更忧虑的已不是如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而是打败法西斯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政治格局，他们担心苏联会变得过于强大，担心那个他们当年未能扼杀在摇篮里的“红色幽灵”会在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作祟。于是，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推到1943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再次被推延。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还在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丘吉尔对支援苏联表现得异常积极而且绝非“表演”的时候，他的一位重要阁僚、1941年5月1日接替比弗布鲁克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约翰·摩尔-布拉巴宗（John Theodore Cuthbert Moore-Brabazon，1884—1964）就说：“让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战争结束时英国将成为欧洲局势的主宰者。”此人后来因为在英苏关系上一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不得不于1942年2月22日辞职。在大西洋对岸，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三天，《纽约时报》报道了当时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的一篇谈话，其中有一段话清晰表露出西方各国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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