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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主力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远离西欧和德国本土，……必须把第二战场看成不仅是减轻俄国压力的一种手段，也是英美进行反希特勒德国战争的唯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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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泰晤士报》9月10日社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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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盟国在进行殊死斗争，而其他盟囯仍然处于准备阶段，……尽管对此可以用某些挫折来做部分解释，但仍然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一种耻辱。整个民族、全体国民和军队关心的是要洗掉这一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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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创刊于1827年、很有影响的英国报纸《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2009年以后称London Evening Standard）也在9月17日发表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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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德国人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对这一问题迫切性的认识，应当压倒其他一切感情。历史对我们的评判，不是根据我们在自己的盟友处于困难境地时准备给予何种程度的援助，而是根据我们选择什么时候提供这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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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谈及近来英苏两国由于第二战场问题产生的困难。他表示自己从来就不想发表关于第二战场的公报，只是因为那已经写进了苏美两国公报，英国人除了仿效美国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而美国人“也许不如我们明智”。还告诉苏联大使，丘吉尔首相认为，“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俄国人”，“干扰德国人”，在公报里讲点有关第二战场的话是有益的。英国领导人显然感受到了本国和美国舆论的压力，四天后英国驻苏大使奉命会见莫洛托夫，转达艾登的意见，希望苏联报刊不要再刊登关于第二战场的文章，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忘掉这个问题”，否则可能会造成两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印象，让“希特勒非常高兴”。莫洛托夫应允苏联报刊不再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不能不转载英、美两国报刊的文章。因为英美两国领导人可以无视他们本国的舆论，苏联政府却不能不让自己的人民知道英美两国舆论真诚地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履行诺言，给盟友以真正的援助，还提醒大使注意：“让希特勒最感到高兴的，并不是他在报刊上读到了什么，而是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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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当然不会看不到第二战场一直没有开辟这个事实，而且英美两国领导人的所言，尤其是他们的所行，已经足以让他确信，至少在1942年不会有第二战场，1939年他入侵波兰时出现过的“西线无战事”局面不但已经重演而且会延续下去，德国不会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巴巴罗萨行动”初期的辉煌曾经让他误以为很快就能解决苏联问题，开始考虑从东线撤回一部分军队以重新进攻英国，现在他再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于是重新调集兵力，在苏联战场上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进攻，这样就有了1942年夏季开始的“蓝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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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然在1941—1942冬季战争中保住了首都莫斯科，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整体上仍处于劣势。与德军相比，苏军官兵素质本来就差得很多，在大量官兵伤亡、被俘之后，新补充的兵员更是训练不足，新提拔的指挥员要想在短时间内称职也不容易做到。要形成足够生产能力仍然需要时日，武器、装备供应受到的影响自然不小。加之主要产粮区乌克兰完全落入敌人之手，俄罗斯南部也有不少地方失陷，对军需、民生都造成极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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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夏战事，却是从苏联错误发动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5月12—30日）开始的。是役，德军重创由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试图夺回哈尔科夫的苏军，此后铁木辛哥即没再获重用。接着德军B集群发动沃罗涅日战役（6月28日—7月24日），占领了莫斯科以南450公里顿河上重要的战略城市沃罗涅日，从那里沿顿河南下直逼斯大林格勒。到8月10日，德军已经把顿河西岸的大部分苏军清除，23日进抵斯大林格勒城下，“二战”期间战斗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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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沃罗涅日战役结束的那一天，德军Α集群攻占了临近顿河入海口（亚速海）的重要城市、库班和高加索地区的门户罗斯托夫，从那里南下，8月3日攻占斯塔夫罗波尔，10日攻占石油城迈科普。由于来不及撤走，苏联不得不把所有油井和石油设施炸毁，以免被德国人利用。12日，德军攻占克拉斯诺达尔，25日攻占莫兹多克，9月11日攻占黑海重要港口新罗西斯克。直到9月末，德军攻势才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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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联军民极其困难的1942年夏天，英美两国却中断了对苏联的物资援助，原因是要把运输船队用于北非。虽然9月曾派出一支船队，但很快就停了下来，英美通知苏联到1943年1月物资援助依然不可能恢复。11月7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5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指出目前纳粹德国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主要原因就是盟国没有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从而使希特勒得以把他能够动用的一切力量都用于苏联战场。但是，苏联军民有信心渡过眼前的难关，取得最后胜利。他说的不是空话，因为红军已经为反攻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过了不到两周，11月19日，苏军便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发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攻。经过两个多月苦战，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消息传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一年前莫斯科战役结束时一样，丘吉尔又及时发来了贺信，称“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罗斯福也来信祝贺，说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史诗般的战斗和苏联军队取得的成果，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他还给苏联政府寄来一份表彰斯大林格勒的荣誉状，称赞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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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清楚了这是战争转折点的英、美两国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这时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让他们更忧虑的已不是如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而是打败法西斯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政治格局，他们担心苏联会变得过于强大，担心那个他们当年未能扼杀在摇篮里的“红色幽灵”会在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作祟。于是，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推到1943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再次被推延。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还在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丘吉尔对支援苏联表现得异常积极而且绝非“表演”的时候，他的一位重要阁僚、1941年5月1日接替比弗布鲁克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约翰·摩尔-布拉巴宗（John Theodore Cuthbert Moore-Brabazon，1884—1964）就说：“让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战争结束时英国将成为欧洲局势的主宰者。”此人后来因为在英苏关系上一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不得不于1942年2月22日辞职。在大西洋对岸，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三天，《纽约时报》报道了当时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的一篇谈话，其中有一段话清晰表露出西方各国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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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德国。让他们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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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充分理由相信“西线无战事”的状况在整个1943年仍将持续，希特勒决定在苏联战场实施曼施坦因元帅制定的“堡垒行动”，这样就有了从1943年7月5日开始的库尔斯克战役。那是德军在苏联战场上最后一次主动发起进攻，此后战争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了。这时，迟迟拒不开辟拟议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的英、美两国，正加紧筹划在北非、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乃至东欧的行动。他们认为，从意大利北上，可以比苏联更快进攻到维也纳；从巴尔干半岛北上，可以抢先控制东欧。这样就有了与库尔斯克战役基本同时（1943年7月9日—8月17日）的西西里岛战役。由意大利将军阿尔弗雷多·古佐尼（Alfredo Guzzoni，1877—1965）指挥的西西里40万守军，超过36万是意大利军队，其中还包括海岸警备队、港口守卫队等非正规部队。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免去首相职务并被软禁，意大利政局陷入混乱。新任首相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面表示将继续做德国的盟友，一面却和英、美秘密谈判停战事宜。意大利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在这样情况下的斗志如何，不言自明。德军也只做了有限抵抗，大部分撤回亚平宁半岛。由于对手的“不抵抗”，此役自然取得了如丘吉尔所宣传的“辉煌”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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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四分仪”的英美首脑会议，于1943年8月17—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通常称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因为1944年9月又有一次。罗斯福、丘吉尔分别率领两国三军参谋长与会，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1874—1950）也参加了部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却没有邀请苏联领导人与会，甚至没有让苏联驻美大使就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英美双方都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美国军方领导人认为，与任何其他行动相比，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应该无条件地占有优先地位，并且建议将行动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这与英国意见相左，为什么会这样？看看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俄国的地位》便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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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俄国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当全力援助它，尽一切努力同它搞好关系。而且轴心国失败后，它无疑将在欧洲具有极大影响力，这就更有必要保持和发展同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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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一个更实际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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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俄国关系中美国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如果俄国成为对日作战的盟国，这场战争就能更快结束，（美国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就会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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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美国希望尽快在欧洲打败纳粹德国，让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美国的压力。美国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时只有中国在亚洲大陆与日本侵略者奋战，战争初期英军便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投降，太平洋战场完全由美国独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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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会前刚从伦敦回来的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提醒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领导人，英国人虽然口头上同意“霸王行动”，内心却是不赞成的。果然，会上丘吉尔不能公开反对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便采取为那个行动设置种种先决条件的办法尽量拖延。他坚持把进攻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置于优先地位，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苏联阻挡在多瑙河以东。会后丘吉尔、罗斯福分别向斯大林通报了情况，虽然都再次重申要开辟第二战场，但又一次回避了最具体的问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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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国关系，有两个美国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哈里·霍普金斯，他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之一。1940年5月被罗斯福总统邀请住进白宫，此后整个“二战”期间都住在那里，与罗斯福朝夕相见，以致被戏称为“影子总统”。罗斯福与同盟国领导人的所有会见都有他陪同，有些会见美国方面只有两人参加，那便是总统和他。整个“二战”期间，他始终是罗斯福最倚重的人，是罗斯福最重要的外交顾问。霍普金斯没有正式职务，这让他更适宜做一些正式外交官不大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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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援助，负责这件事的就是霍普金斯。当时纳粹德国还没有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所以受援国主要是英国。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7月霍普金斯就飞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代表罗斯福总统表示要尽力对苏联提供援助，“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败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回国后他建议把苏联也列入援助对象，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对“二战”期间与苏联的关系维护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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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前在索契，中间侧身与罗斯福总统谈话的便是哈里·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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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应该说一说的是亨利·史汀生。1867年出生的他，“二战”开始时已经年逾古稀，早在1911—1913年就担任美国战争部长，1929—1933年又担任国务卿。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1940年总统罗斯福请他这位共和党人出任战争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