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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将领大多对自己所犯战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件事他们闭口不谈，那就是元首在经济上给他们的诸多好处。当初知道这件事的人本来就不多，相关账目不是被销毁了就是在战乱中丢失了，所以纽伦堡审判时几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战争期间希特勒的陆军副官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1896—1944）到前线去的时候，常常会给将军们带去元首托交的一个有“帝国密件”字样的信封，只有极少数最受信任而且直接办理此事的人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战后那些未被以战犯罪判刑的人，不得不补交为数不菲的税款。例如里布元帅，元首给他的“小意思”总计达88万帝国马克，如果以“二战”后发行的德国马克计算，其价值当10倍于此数。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60岁生日的时候，希特勒一次就送给他25万（一说50万）帝国马克，还为他妻子的农场建了一个牛厩。而且，所有这些犒劳都是免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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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50多年，直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研究德国战争历史的学者和一位前联邦德国将军经过调查，才初步弄清楚这件事，揭露出当年许多德国高级将领“受贿”的事来。原来，希特勒每年都要从第三帝国国库拿出高达2,200万马克的巨款来犒劳他的功臣和宠臣，除元帅和将军外，还有他的老朋友和为他出过力的“党内同志”。让人惊讶的是，元首偶尔也会对自己从前的对手表示宽宏大量，例如曾经给原来的国会议长、社会民主党人保罗·略伯（Paul Löbe，1875—1967）增加了退休金：“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和我作对，就让他挨饿。”遗憾的是希特勒当时不知道，略伯参加了反对他的密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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犒劳没有一定的理由，不过祝贺生日常常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犒劳的数目，则是随心所欲任意决定的。希特勒所看重的，是花了钱要见到效果，毫不隐瞒那就是为了让军官们顺从。1940年法兰西战役结束时，他曾对副官格哈德·恩格尔（Gerhard Engel，1906—1976）说过，一位将军从元首那里得到了荣誉，他就会感到有义务服从元首的命令。这时希特勒刚刚决定将12位将军擢升为元帅，并且在原来的收入之外，每人每月都将得到4,000帝国马克的补贴。上将得到2,000马克，比一位部长的收入还高。给元帅和将军们的这种额外酬劳，一直发放到1945年4月，也就是他自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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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国军官中也有不贪财者。例如，当希特勒提出要给他的陆军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ßbach，1894—1980）每月一笔“补助”，数额相当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时，那位上校竟然婉言谢绝了，表示从元首那里拿钱是违反他个人信念的。不过另一位副官，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空军上尉尼可劳斯·贝洛，就没有拒绝。他说那不会妨碍他个人的独立性，何况他还确实需要这笔钱来应付日常开支。贝洛是1937年6月希特勒前任空军副官空难死亡后被选中继任的，在赴任前空军总司令戈林曾经指示他，作为军事副官，他只接受元首一个人的领导。但到副官处报到以后，霍斯巴赫上校却对这位新同事说：“希特勒的副官并非介于元首和武装部队各总司令部之间的中间环节，而是武装部队各军种驻元首与帝国总理府的代表”，因此副官处的全称是“元首与帝国总理府武装部队副官处”。不过霍斯巴赫显然并不是个合适的副官，仅仅过了几个月，1938年1月，他就被希特勒撤换了，继任者正是前面提到过的施蒙特少校。贝洛观察发现：“希特勒和霍斯巴赫两人之间只存在工作关系。”他看出“霍斯巴赫是个职业军官，他的性格、气质和见解容不得半点虚伪与妥协”，“委派这样一名军官去担任既要求具有坚定性又要求具有灵活性的工作，是陆军总参谋部的一个失误”。他本人无疑兼具做副官所需要的这两种性格，所以他担任元首空军副官一直到最后时刻，军衔从上尉升至上校，并且参加了希特勒与埃娃的婚礼，在他们自杀前夕才逃离总理府。后来贝洛写了一本书，题为《1937-1945年为希特勒做副官》（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1980年在联邦德国出版。书里介绍了他作为元首副官的所见所闻，记述颇详，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过自然没有提到希特勒贿买军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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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希特勒曾经告诉他的将军们，战争最后胜利以后，在分配土地和庄园时，不会忘记他们。战争的最后胜利虽然落空了，将军们却并非两手空空。不过最贪婪的还是坦克将军古德里安，由于元首允许他“自行选择合适的地方”，便察看了一处又一处庄园，最后选中波兰境内波兹南以北的一处，价值超过120万马克。这使其他德国将领欣羡不已，就连曼施坦因也想知道他是怎么把那么漂亮的庄园弄到手的。至于庄园原来的波兰主人，古德里安说他几乎没有想过，“当我接管时，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曼施坦因原来想在西里西亚得到一个庄园，后来随着战线逼近，改为奥得河以西。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奖励给将军们的地产都应该在“东部地区”，也就是原来的波兰境内，这样面对苏联红军的进攻，他们的“卫国”与“保家”就完全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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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贪婪敛财上，所有这些德国将领都赶不上戈林，毕竟他是第三帝国唯一的“帝国元帅”。他从各被占领国搜刮的金银财宝难以计数，还有大量古玩和艺术品。希特勒在犒劳手下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自己。他当上总理，特别是当上集总统与总理于一身的“元首”以后，《我的奋斗》便成了德国人不可不拥有的“圣经”。以前这本书一年通常只卖出几千册，他当上总理的第一年（1933年）销量便猛增到一百万册。那是本厚达782页的大书，售价自然不菲。他又把自己的版税从10%提高到15%，所以光是这一年，德国人通过这本书转到他个人账户上的钱就超过100万帝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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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这似乎也适用于德国。像曼施坦因那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军人，1934年还反对把犹太军官从军队中清除出去，1941年就改而下令“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了。古德里安在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事件发生以后被任命为新的陆军总参谋长，而他上任后（7月24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传统军礼，以纳粹党举手礼代之，以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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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战役结束之时，这些晋升元帅的高级将领，还有为数更多同样获得晋升的军官，无不皆大欢喜，弹冠相庆。然而曾几何时，到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情况就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妙了。尽管战争之初似乎都还顺利，但很快就全线受阻，希特勒开始大量撤掉元帅、将军的职务，斥责他们作战不力。这让人们明白，“胡萝卜”之外还有大棒。如果只是撤职，那还要算幸运的了。出于镇压军队中反对者的需要，战争开始后德国专门设立了军事法庭，从1939年9月到希特勒自杀的1945年4月，不到6年时间这个法庭就处死了9,400多名官兵，这还不包括1944年7月20日刺杀事件的有关人员，因为他们或者未经审讯就被处决，或者是由所谓“人民法庭”审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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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9. 曼施坦因：普鲁士军人与希特勒关系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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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4月20日布隆伯格晋升元帅开始到1945年4月25日罗伯特·冯·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1892—1945）晋升元帅，纳粹德国先后授予28人元帅军衔，其中2人为海军元帅，1人为“荣誉元帅”。在这些人中，获授不算早（1942年7月1日）的曼施坦因被许多人认为是“二战”德军将领中最杰出的一个。从他的经历，我们也许可以对普鲁士军人与希特勒的关系看出一点眉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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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冯·曼施坦因1887年出生在柏林一个普鲁士军人世家，是炮兵上将爱德华·冯·莱文斯基（Eduard von Lewinski，1829—1906）的第10个孩子。他母亲的妹妹嫁给了陆军中将格奥尔格·冯·曼施坦因（Georg von Manstein，1844—1913），两人不能生育，埃里希出生前，父母已决定要把他过继给他们，这样他一生下来用的就是养父的姓。他的两位祖父（生父的父亲和养父的父亲）以及一个舅舅，也都是普鲁士将军，他的另一个姨父则是大名鼎鼎的兴登堡元帅。出生在一个如此典型、如此显赫的普鲁士军人世家，小埃里希想不从军而走其他道路恐怕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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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施坦因13岁开始少年军校生活，6年后（19岁）入伍，以见习军官身份在近卫步兵第3团服役。1913年（26岁）进入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普鲁士军官学校。那是普鲁士最重要的军事学校，只有在这所学校毕业，才有可能进入总参谋部工作。西方军事理论奠基人、《战争论》（Vom Kriege）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1—1831）便是这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1801年），并于17年后（1818年）担任其校长。“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克劳塞维茨最为人知的名言，原话“Der 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mit anderen Mitteln”（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后来许多著名普鲁士将领，包括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元帅（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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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曼施坦因在东西两线都作战过，并且在波兰战场受过重伤，具备实战经验，战争结束时是一名上尉参谋军官。战后他仍然在魏玛共和国军队中服役，1927年晋升少校并且进入总参谋部工作。这时，负责部队摩托化的奥斯瓦尔德·卢泽将军（Oswald Lutz，1876—1944）及其助手海因茨·古德里安提出要把坦克作为独立军事力量使用，不像“一战”那样只用于配合、协助步兵作战。但这个意见并不容易被较为保守的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等人接受，曼施坦因便提出发展自行火炮（Sturmgeschütze）的建议，后来这种武器在战争中确实发挥了不小作用。附带说说，1935年11月卢泽被任命为德军摩托化部队司令官，成为德国第一位坦克将军。但他1938年即退役，这样古德里安就成了第一位真正指挥坦克部队作战的德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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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日，曼施坦因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的助手，他和贝克一起抵制过纳粹党向军队的渗透，并且因为在1938年2月新成立的最高统帅部里为陆军与戈林领导的空军争权，被调离总参谋部，到西里西亚省里格尼茨（Liegnitz，现在波兰的Legnica）担任第18步兵师师长。在苏台德危机期间，他曾经致信老上级贝克将军，表示同意他对进攻捷克的看法，但又希望贝克不要辞职，“不要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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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20日是希特勒50周岁生日，曼施坦因发表过一个讲话，称希特勒是“上帝派来拯救德国的领导者”。这种赞颂国家领导人的做法并非普鲁士军人的传统，不大好用职业军人的职责来解释。有人认为，他后来受希特勒重用，除法国战役的谋划得其欣赏外，那个称颂恐怕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和许多国防军将领一样，直至“二战”结束，曼施坦因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在他们看来，国防军毕竟不是“党卫军”，属于国家，并不属于某一个政党，他们听从希特勒指挥，因为他是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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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曼施坦因担任南集群参谋长。1940年5月法国战役，担任A集群参谋长，两次都在伦德施泰特手下。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他担任第56坦克军军长，属埃里希·赫普纳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在威廉·冯·里布元帅（Wilhelm Ritter von Leeb，1876—1956）指挥的“北集群”，以夺取列宁格勒为目标。不过到9月12日，他就被调到伦德施泰特指挥的“南集群”指挥第11集团军，因为原来的司令官尤金·冯·索伯特上将（Eugen Siegfried Erich Ritter von Schobert，1883—1941）在一次飞行观察交战阵地后降落位置正好是苏军布雷区，机毁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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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集团军由德军第30军（3个步兵师）和第54军（1个装甲师、3个步兵师）以及数量可观的炮兵组成，另外还有1个罗马尼亚山地军（2个山地师、1个步兵师）和部分意大利海军，配合作战的是德国空军上将沃尔弗拉姆·冯·李希霍芬指挥的空军第8军，有约600架飞机。从指挥一个军到指挥一个集团军，对曼施坦因无疑是一次重要迁升，但他的任务也极其艰巨：攻占克里米亚半岛。他于9月12日上任，1942年7月4日才攻下塞瓦斯托波尔，历时9个多月，其中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Belagerung von Sewastopol，苏联称Оборон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历时250天，大大阻滞了南线德军的进攻。战事之惨烈，与此前的波兰战役、法国战役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苏军付出沉重代价，但德军损失也不小，减员极其严重。它的第170步兵师就不得不撤掉一个旅，把人员编入其他部队，以保持战斗力。曼施坦因自己承认损失24,000人（包括战死和失踪，失踪者后来被证明绝大多数也已死亡），而这还只是德军的损失。后来塞瓦斯托波尔成为苏联卫国战争12座“英雄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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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塞瓦斯托波尔以后论功行赏，希特勒立即将曼施坦因提升为元帅，超越了他不久前的上级赫普纳。尽管克里米亚战役打得也很艰苦，历时之久，付出代价之高昂，都是德军原来没有想到的，但与当时苏联战场其他部队表现相比，已经算的上是一个大大的“亮点”了。“南集群”其他部队的虽然于11月20日攻下俄罗斯南部重要城市罗斯托夫，但苏联红军随即展开猛烈反攻，德军难以招架，11月28日，伦德施泰特在得到总参谋部同意的情况下命令部队撤离。然而两天后希特勒就下令停止撤退，伦德施泰特再次恳求撤退，遭到元首拒绝，便以治病为由提出辞职并获得批准。接任的是瓦尔特·冯·赖歇瑙元帅，但他上任仅一个多月，1942年1月17日便在飞回莱比锡治病途中飞机迫降时身亡。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防军高级将领里赖歇瑙是少有的纳粹积极拥护者，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就由他叔父（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介绍认识希特勒并且加入纳粹党，而在当时是禁止军官加入政党的。他曾劝说戈林解决“冲锋队”以换得军队对纳粹党的支持，希特勒两次想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都因其他将领的反对没能成功。入侵波兰时，他任南集群第10集团军司令官，法国战役指挥B集群所属第6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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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布元帅指挥的“北集群”以攻占列宁格勒为目标，虽然11月8日就攻下外围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季赫温，但苏军随即发动猛烈反攻，12月9日夺回该城。季赫温之役不仅牵制了大量德军（包括装甲部队），而且造成德军重大伤亡。希特勒把这归咎于里布，说：“里布已经老糊涂了，……失去了他的胆识，有如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只会祈祷而不会进行战斗。”1942年1月，里布离职，此后再也没有被启用，接任的是原第18集团军司令官格奧尔格·冯·屈希勒将军（Georg K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Küchler，1881-1968）。与当时不少国防军将领不赞成进攻苏联不同，屈希勒是支持进攻苏联的，所以他和赖歇瑙一样也是希特勒中意的人。此后他一直指挥北集群，尽管1942年6月30日希特勒又提升他为元帅，但始终没能攻下列宁格勒。1944年1月苏联红军突破德军封锁，屈希勒要求撤退以挽救北集群使其免遭全歼，但这使他也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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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元帅指挥的“中央集群”是三个集群中兵力最强的一个，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在1941年10月2日发起对莫斯科的进攻。那一天希特勒异常兴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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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月准备之后我们终于有可能在冬季到来之前粉碎我们的敌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今天开始年内最后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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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铁的史实却是德军不但没能在冬季到来之前粉碎苏联红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仍然攻不下莫斯科，面对反攻的苏军不得不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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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1942年7月曼施坦因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喜讯。此后他转战南北，几乎到过苏联境内所有主要战场，参加过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任务是救援被围德军突围）、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第聂伯河诸战役，而且经常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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