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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20日苏联决定实行军衔制，但为了与沙俄及其他“旧制度国家”相区别，对于将官没有采用传统的军衔用语，而是以首字母缩略词方式新创独有的军衔。不过元帅、校官和尉官仍然采用传统术语，例如Мáршал（元帅）、полкóвник（上校）、майор（少校）、капитан（上尉）、лейтенáнт（中尉）。最高军衔为“Мáршал Совéтского”（苏联元帅），以下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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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集团军司令员”。“командарм”是个组合词，由“командир”（司令员）和“армии”（集团军）组成，标识为四个菱形符号再加一颗星形符号。“一级集团军”（армии 1-горанга）是内战时期红军最大建制单位，约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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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集团军司令员”，领章为四个菱形符号，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四星将军”，例如德国的“大将”。二级集团军，是由两个以上“军”组成的单位，约相当于二战期间苏联的“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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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撤销“集团军”建制，改按地域设置“军区”。大多数军区司令员由“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担任，只有基辅、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四个最重要军区的司令员由“一级集团军司令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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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指挥员”，领章为三个菱形符号，相当于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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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指挥员”，领章为两个菱形符号，相当于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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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指挥员”，领章为一个菱形符号，相当于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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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些军衔实际上表示的都是所任职务，但常常出现职务提升而军衔依旧的情况，例如已经担任军长的人的军衔可以仍为“师指挥员”。1940年5月7日，苏联恢复使用与其他国家——致的军衔术语：генерáл-майóр（少将）、генерáл-лейтенáнт（中将）、генерáл-полкóвник（上将）、генерал армии（大将）。但原来的“军指挥员”只转为中将，“师指挥员”、“旅指挥员”依此类推，转为少将、上校，这与苏军一度取消“旅”的建制，“师”之下即为“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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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9日，领章、肩章上的三角形、方形、菱形符号改为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五角星符号，同时增设“兵种主帅”包括炮兵主帅、航空兵主帅、装甲兵主帅、通信兵主帅和工程兵主帅，不过他们都低于“苏联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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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一级集团军司令员”领章的约那·亚基尔（189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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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突然改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这是明显的降级使用，但没有说明原因。人们都清楚，不说明原因就是有原因，有不便说明的原因。果然，改任不久，5月22日就被秘密逮捕带回莫斯科。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约那·亚基尔（1896—1937）、耶洛尼姆·乌博列维奇（1896—1937）、罗伯特·埃德曼（1895—1937）、奥古斯特·科尔克（1887—1937）、维托弗特·普特纳（1893—1937）、鲍里斯·费尔德曼（1890—1937）、维塔里·普里马科夫（1897—1937）等7名红军高级将领，他们被控犯反苏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和为纳粹德国充当间谍罪，未及一个月就被判处死刑，6月11—12日夜晚枪决，这就是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案”。此案还有一名牺牲者，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玛尔尼克（1894—1937），他是图哈切夫斯基许多军事主张和改革措施的积极支持者，曾被任命为审判该案的特别军事法庭成员，但因坚持主张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无罪，最后以自杀了结生命，死后也被列入阴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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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案也称“反苏托洛茨基军事集团案”。原来，虽然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中担任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但1918年4月8日就改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因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第一要务。1918年9月2日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也由他担任。红军总司令起初是原“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尤吉姆·瓦彻提斯（1873—1938），因为十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881—1970）随即命令沙俄第3骑兵军军长彼得·克拉斯诺夫（1869—1947）率部反扑，粉碎这反扑的正是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1919年7月改由谢尔盖·加米涅夫（1881—1936）担任。注意，别把他和列夫·加米涅夫相混淆。此外，当年的列宁卫队也主要由拉脱维亚水兵组成，值得注意的是200人里有70名在俄华工。整个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一直是苏联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红军许多高级将领与他在工作上有联系是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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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说，反扑失败后克拉斯诺夫被俘，承诺不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后获释。但后来他食言参加“白军”，与红军为敌，再次失败后流亡德国，“二战”期间又组织在德“白俄”与纳粹合作。“二战”结束时率部向英军投降，后来被移交给苏联，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1947年1月17日以绞刑方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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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次被西方视为“作秀审判”的公开审判不同，“图哈切夫斯基案”是秘密审判的。为此专门组建了以瓦西里·乌利赫（1889—1951）为首的特别军事法庭，成员有瓦西里·布柳赫尔（1889—1938）和谢苗·布琼尼（1883-1973）两位苏联元帅，还有雅科夫·阿克斯尼斯（1897—1938）、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伊凡·别洛夫（1893—1938）、巴维尔·德边科和尼古拉·卡希林（1888—1938）等多名高级将领。然而，除乌利赫、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三人外，其他人后来都没能逃脱自己也被清洗的厄运。乌利赫出生在拉脱维亚，父亲是一名德裔拉脱维亚革命者，母亲是俄罗斯贵族，全家曾因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十月革命后经托洛茨基介绍进入“契卡”，后来转到苏联最高法院。除图哈切夫斯基案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叶若夫等人的案件也都是由他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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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前，图哈切夫斯基案常常被视为纳粹德国的“离间计”，然而它的受益者并非只有纳粹德国，斯大林同样受益，使他在取得联共（布）党内唯我独尊地位以后又取得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具体做这件事的苏联方面是尼古拉·斯科布林（1892—1938？），纳粹德国方面是盖世太保第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斯科布林原来是一名白俄将军，后来成为一个既为“契卡”，也为流亡国外的白俄、还为纳粹德国服务的“三面间谍”。不过像其他许多执行秘密任务的人一样，他最后也“下落不明”，被认为已于1938年死去。怎么死的？说法至少有三种，都难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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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被“选”作这个阴谋集团首领的人是图哈切夫斯基？耐人寻味。要知道，他曾被看作红军中最有才干的将领，魏玛德国甚至有人称他为“红色拿破仑”。1935年发布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命令并不是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他列第二位，在伏罗希洛夫之后、布琼尼之前。获授苏联元帅时年仅42岁，而伏罗希洛夫是54岁，布琼尼和叶戈罗夫都是52岁，布柳赫尔也已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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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1922年12月30日以后则为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4月8日至1925年1月26日是托洛茨基，他下台后第二任是米哈伊尔·伏龙芝（1885—1925）。但伏龙芝任职未及10个月，1925年10月31日就因胃溃疡手术引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于是由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1881—1969）继任。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的名气很大，但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在《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一书中却告诉读者，当他接任时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并表示不满，认为那个职务应该由一个比他更有威望、更懂军事的人担任。书中还记载了朱可夫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对伏罗希洛夫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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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他担任的职务是不大内行的，他一直到最后在军事问题上也只是略识门径，从未有过深刻认真的了解。但是他担任了高级职位，有了名气，自认为是一个精通军事问题的真正军人。而实际上人民委员部的相当大部分工作当时是由真正的军事专家图哈切夫斯基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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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称图哈切夫斯基是“真正的军事专家”，并非没有理由。图哈切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1914年毕业于沙俄亚历山大军事学校。那是1831年在莫斯科建立的一所军事学校，红军第二任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也是其校友。“一战”初期，图哈切夫斯基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少尉，1915年被德军俘虏。四次越狱都被抓回，但又第五次越狱并且获得成功，1917年10月回到俄罗斯。在德国战俘营里，他认识了同为战俘，也曾多次越狱均未成功，“一战”结束才得以重获自由，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尽管出身贵族，图哈切夫斯基却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由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诺夫推荐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当即把指挥红军第5集团军的重任交给年仅25岁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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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哈切夫斯基受到重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红军建立之初扩充很快，急需大批军事指挥人才，像他那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虽未加入但赞成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原沙俄军官大多得到重用。就连一些尽管不赞成，但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的军官也被当作“军事专家”聘用，不过有时会采取扣押他们家属做人质的办法。1920年8月，红军有约48,000名原沙俄军官、10,300名原沙俄军队管理人员和21万名原沙俄军队的士官。1922年内战结束时，红军83%的军、师两级指挥员都是原沙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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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以后，对红军进行整顿、改造，目的是建立一支正规化军队，而图哈切夫斯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1925年11月至1928年5月担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后来朱可夫在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说，图哈切夫斯基在战略问题上博学多才，具有深思熟虑、冷静、善于分析的头脑，不但主张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正规化军队，而且看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主张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组建独立的坦克部队，而不是把坦克仅仅当作辅助步兵、骑兵进攻的武器。别忘记，坦克曾经有步兵坦克、骑兵坦克（也叫快速坦克）之分，这对传统的偏重骑兵的做法是一个重大挑战。然而，这被斯大林（还有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拒绝，并且将他调离，改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31年才重新任命他为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后改称副国防人民委员），1936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是支持西班牙民主阵营的主力，派出空军参战，T-26（9.6吨轻型步兵坦克）、T-27（2.7吨“小坦克”，tankette）和T-28（28吨中型坦克），也都在西班牙战场“亮相”。和支持弗朗哥的纳粹德国一样，苏联也把西班牙战场当作了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的武器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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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献还指出，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看到使用伞兵作战可能性的人，并且早在1931年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伞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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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是，在苏联军人中，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看到在希特勒独裁统治下德国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这与他和德、英、法等国高层人士多有接触有关。1932年他应邀率领一个11人代表团访问魏玛德国，为期4周，会见了总统兴登堡元帅和多名德军高级将领，包括当时担任国防部长、11月出任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后来担任德国战争部长的布隆伯格，后来反希特勒密谋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卡尔-海因里希·冯·史图尔普纳格（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1936年他作为外长李维诺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的登基大典，途中在柏林停留，又会见了一些德军高级将领，包括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茨。在伦敦他会见了时任英国战争大臣、第二年（1937年）改任海军大臣的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1890—1954），此人后来成为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内阁成员中最有名的公开批评其绥靖政策的人，《慕尼黑协定》签字第二天即以辞职表示抗议。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会见了贝当元帅、法国外长皮埃尔·弗拉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1889—1958）和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1872—1958），还会见了多名“一战”期间曾经是德国战俘营难友的法国军官，包括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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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红军“大清洗”的受害者远不只是“图哈切夫斯基案”这8个人。1935年11月20日苏联恢复军衔制，首批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有5个人，而这5人中便有3人（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被清洗，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人保留下来并且受到重用。他们都是能让斯大林放心的人，据说当“大清洗”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位骑兵将军对时任红军骑兵总监的布琼尼说：“谢苗，看看正发生什么！他们在一个接一个地把人整死。”布琼尼回答：“别担心，他们不会碰我们的，他们要收拾的只是那些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