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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清洗”红军高级将领的恶果，在1939—1940年苏芬“冬季战争”中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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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互不侵犯协定，但是列宁格勒距苏芬边界仅32公里，苏联觉得这个重要城市的安全难以保障，1938年4月提出交换领土的建议，并且希望两国联合抗御纳粹德国。具体内容是芬兰从列宁格勒附近边界后撤25公里，把最南端汉科半岛（Hanko Peninsula）租借给苏联建设海军基地，为期30年，苏联则把北方面积约两倍于此的领土割让给芬兰。然而谈判一年多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39年11月初芬兰提出一个让步较小的方案，也被苏联拒绝。1939年11月26日苏芬边界附近发生一起炮击事件，炮弹落在苏联领土内约800米的小村庄曼尼拉，故称“曼尼拉事件”。苏联声称是芬兰所为，芬兰否认并建议由中立国进行调查。苏联不同意，要求芬兰赔礼道歉，把军队后撤20到25公里。芬兰拒绝了，苏联便于28日宣布废除苏芬互不侵犯协定，29日宣布断绝外交关系，30日出动23个师共45万兵力，超过2,500辆坦克和3,800多架飞机发起进攻，还轰炸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芬兰随即向国际联盟提出控告，12月14日苏联被国际联盟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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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纳粹德国进攻波兰“闪电战”成功的鼓舞，自己又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当时芬兰常备军只有3万余人，坦克32辆，作战飞机114架），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1896—1948）等人都相信能够很快取得胜利，只有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持审慎态度，认为不能轻敌。总参谋部拟订的作战计划要求集中大量兵力和武器装备，受到斯大林奚落：“你呀，为了应付这么一个最……竟然要求调用这么多兵力和装备。”接着问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梅列茨科夫：“为了对付一个芬兰，你们真的需要那么大的支援吗？”梅列茨科夫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需要计算，需要做一番思考。支援是必须的，但也许不需要刚才所说那么大的规模。”于是斯大林拍板：整个对芬作战完全交给列宁格勒军区去办，总参谋部不要管此事。还在索契给沙波什尼科夫安排了一个别墅，要他去那里疗养。总参谋部其他人员也都另有安排，随沙波什尼科夫参加那次讨论的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便被派去做与立陶宛划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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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虽然注意到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的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 Isthmus）有大小湖泊700余个，许多地方被湖泊、河流、沼泽分割，陆地部分几乎被森林覆盖，而且是冬季也不落叶的针叶林，要将部队顺利部署并展开行动十分困难，但仍声称芬兰最多只能抵抗两周。然而，打了一个多月，伤亡惨重而进展不大，斯大林只好召回沙波什尼科夫，采纳他原先提出的计划。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但这时也只好另外物色人选。讨论会上一时寂静无声，最后还是谢苗·铁木辛哥表示愿意承担此重任，1940年1月7日被任命为对芬作战司令员。战后（1940年5月）取代伏罗希洛夫担任国防人民委员，并且晋升为苏联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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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辛哥上任后又打了两个多月，终因实力相差悬殊，芬兰被迫于1940年3月12日与苏联签订《莫斯科和平条约》，割让包括第二大城市维堡在内的大片国土，撤离相当于其人口12%的居民，但苏联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伤亡超过32万，其中死亡、失踪12万多人，受伤近19万人，被俘5千多人，还损失了上千辆坦克，超过200架飞机。作为比较，芬兰伤亡约7万人，其中死亡、失踪2.5万人，受伤4万多人，被俘约1千人，损失坦克20~30辆、飞机62架，还有957名平民死于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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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更大的损失是在道义上，这一行动被普遍视为侵略行为，战争开始不久它就被国际联盟开除，而芬兰却得到许多国际援助，有来自丹麦、挪威、瑞典、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志愿者，其中来自瑞典的志愿者超过8000人。苏联空军对芬兰城市的轰炸造成不少平民死亡，莫洛托夫却声称那是在为饥饿的芬兰工人空投面包，于是这些炸弹被戏称为“莫洛托夫面包篮”。由于武器装备不足，芬兰人还使用了西班牙内战期间发明的燃烧弹，通常以酒瓶为容器，内装汽油等易燃物品，戏称“敬献给莫洛托夫的鸡尾酒”，简称“莫洛托夫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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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25日芬兰便开始旨在夺回失地的“后续战争”，不过只前进到距列宁格勒3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战前苏芬边界就停止了，并且保持到1944年夏。1944年夏苏军发动战略反攻，作为纳粹德国盟友的芬兰战败，9月19日签订《莫斯科停战协定》，1947年2月10日签订《巴黎和平条约》，在冬季战争失去的土地之外又被迫割让东北部的佩琴加省，还以南部波卡拉半岛取代汉科半岛租借给苏联50年（1956年赫鲁晓夫当政时提前结束），并且赔款2.26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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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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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23. 1940—1941年红军第二次“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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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0年苏芬“冬季战争”暴露出许多问题，而且都不可谓不严重，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弦易辙。从1940年3月战事结束到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一年多时间里许多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这与1940年10月在红军和军事工业部门开展的新一轮“清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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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5月间，由于空军事故频发，5月且有一架德国容克斯公司生产、昵称“容大妈”（Auntie Ju）的Junkers Ju 52型运输机在莫斯科降落而防空部队并未察觉，多名空军高级将领被捕，怀疑他们是德国间谍，并且和1937-38年“大清洗”中处决的那些密谋分子有关。接着又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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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格里戈里·施特恩（1900—1941），1941年6月7日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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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1938年2月22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前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罗吉奥诺夫（1893—1941），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前三天（1941年6月19日）被捕。此前6月8日，继他担任空军司令员、1939年11月19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雅科夫·斯穆什凯维奇（1902—1941）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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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斯穆什凯维奇担任苏联空军司令员的巴维尔·雷恰戈夫（1911—1941），于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入侵的第三天被捕。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与上面三位将军一起同于10月28日被处决，年仅30岁，而且他的妻子也被处决。这位年轻的空军中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有击落敌机20架的战绩，还来华参加过对日作战，担任苏联航空志愿队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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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西班牙内战的部分苏联空军飞行员，后排左起第三人是巴维尔·雷恰戈夫（193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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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吉奧诺夫，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在苏联南方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与“白军”邓尼金、弗兰格尔等部作战，1935年获授“军指挥官”军衔。1937年11月原空军司令员雅科夫·阿克斯尼斯被捕、随后被处决，他接任该职，1939年11月又由斯穆什凯维奇接替。1940年7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入苏联，他担任新组建的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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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穆什凯维奇，拉脱维亚人，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17日以“杜格拉斯将军”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为苏联空军指挥员，6月21日获授“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5-8月苏日诺门罕战役中，担任参战苏联空军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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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恩是乌克兰犹太人，1919年（年仅19岁）就担任红军旅长，内战结束后进入红军军事学院学习，1937年1月至1938年4月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军事顾问。回国后作为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布柳赫尔指挥1938年7月30日至8月11日的哈桑湖战役。后来又指挥诺门罕战役，当时朱可夫便是他手下的一名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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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诺门罕战役期间的施特恩（左）、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乔巴山和朱可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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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湖战役只打了不足两个星期，可以说只是一次“军事冲突”。诺门罕战役历时整整四个月（1939年5月11日至9月16日），而且规模不小，是一场真正的战役。日本关东军出动7万5千人，苏军出动兵力虽然较少（5万7千人），但投入坦克500辆（日本135辆）、飞机809架（日本250架），大大超过日本。是役以日本战败结束，日方称战死8,440人，受伤8,766人，苏联则说日军伤亡6万人，另有3,000人被俘。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苏军死亡7,000人，失踪1,000人，另有1万6千人受伤。战役结束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1875—1962）、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1886—1967）均被撤职转入预备役。植田谦吉后来再未获启用，矶谷廉介则在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任日本驻香港总督，日本投降后被南京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但只服刑两年即被释放。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1886—1940）被撤职召回东京，1940年10月6日病故，但有人怀疑是自杀。另有多名大佐战死、自杀或者被撤职。日本军衔中将之上即为大将（同样，中佐之上即为大佐），陆军最大作战单位是“师团”，师团长通常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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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文献都说那次战役苏军主将是朱可夫，把战功记在他名下。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朱可夫也有夸说自己、贬低施特恩的言辞。其实当时施特恩、斯穆什凯维奇两人军阶、职务都在他之上，不但有苏联内战的经验，还有西班牙内战指挥空军、装甲兵作战的经验，而诺门罕战役苏军获胜，空军和坦克的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朱可夫此前当过骑兵团长、旅长和师长，战役进行期间（1939年7月31日）晋升为“军指挥员”，只有骑兵作战的经验。当时对施特恩评价很高，战役尚未结束就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8月29日）。后来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员，参加苏芬冬季战争，1940年6月5日晋升大将，6月22日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后来赫鲁晓夫平反冤假错案，施特恩是最早（1954年8月）获得平反、恢复名誉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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