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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关于即将进攻苏联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甚至具体到开始进攻的日期，有4月6日、4月20日、5月18日、6月22日等多种说法。5月初苏联驻德大使馆集中一批人放下日常工作，专门研究有关信息，月底写出一份相当详细的报告。尽管《我的奋斗》里关于“生存空间”的说法既非“情报”也早已不是“新闻”，报告还是不厌其烦地引述了那些话。结论是德国已经做好进攻苏联的准备，不测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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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此前发回国内的多份报告一样，莫斯科对这份报告仍然没有什么反应。6月14日苏联报纸还发布了塔斯社一则消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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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掌握的材料，德国也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关规定。因此，苏联各界认为，所传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且进攻苏联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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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6月21日，苏联外交部才有了动作，指示驻德使馆向德国政府提出建议，讨论两国关系出现的问题。但德国外交部始终以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不在为由没有安排会见。22日凌晨3点，也就是莫斯科时间5点，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别列日科夫才突然接到德国外交部的电话通知，说部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正等待会见苏联代表，还说部长的私人汽车已经停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别列日科夫作为译员随大使进入部长办公室，但还没等大使开口，里宾特洛甫就提高嗓门说现在要谈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他说，德国政府和元首认为，一切迹象都表明苏联打算从背后袭击德国。元首决定采取措施保卫日耳曼民族的生存与安全，为此一小时前德国军队已经越过苏联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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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使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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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无耻的、无端挑起的侵略行为，你们对苏联发动强盗式的进攻是要后悔的。你们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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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个苏联人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里宾特洛甫碎步急匆匆追上，轻声说他本人反对希特勒这个决定，曾经劝说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认为那是一种狂妄行为，但希特勒已经做出决定，不想听任何人的话。“请转告，我是反对这个进攻的。”后来许多人都提到里宾特洛甫当时曾反对进攻苏联，看来并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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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列日科夫回到莫斯科以后，外交部同事告诉他，与这位外交部长类似，在莫斯科奉命向苏联通报开战的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舒伦堡伯爵（Friedrich-Wern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75—1944），宣读那份电文时眼眶里滚着泪珠。这位1901年就开始外交生涯、担任驻苏大使已经6年的德国伯爵宣读后对苏联人表示，过去6年来自己一直在尽力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但是无法阻止命运。回国后他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活动，是拟议中推翻纳粹政权以后新政府外交部长的两位人选之一。1944年7月20日剌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被捕入狱，10月23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1月10日在柏林鳊鱼湖监狱被绞死，已经69岁，是该案殉难者里年龄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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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使馆两人才知道，他们刚一离开，使馆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就被掐断了。莫斯科时间早上6点是苏联各家广播电台开始一天播音的时候，他们焦急地希望听到国内的声音。但各台都和以往一样，先是广播体操，接着是少先队节目，然后是新闻，新闻里并没有提到战争的事。天亮不久街上就有报童叫卖“号外”，使馆的人发现，从前线发回的第一批照片已经赫然在目。他们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足足等了6个小时，莫斯科时间正午12点才听到他们期盼已久的声音。然而，那声音不是斯大林的而是莫洛托夫的，他宣布凌晨4点纳粹德国已经不宣而战，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在这战争突然降临的紧急关头，代表苏联发表广播讲话，谴责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径，号召苏联军民奋起抵抗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莫洛托夫，让人们普遍感到意外。后来赫鲁晓夫、米高扬都回忆说，得知德国入侵的消息以后斯大林消沉了好几天，蜷缩在他的郊外别墅拒不参加有关会议。这些说法也得到莫洛托夫的证实，他说斯大林一度十分慌乱，请他发表告人民书，遭到拒绝；请他领导最高统帅部，也不接受。莫洛托夫说的这两点看来都与史实相符。其一，在那种情况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发表的告人民书，始终没有发表。其二，德国入侵第二天苏联就成立了最高统帅部，通常称“大本营”。那是一个古斯拉夫词，本意“营帐”。斯大林虽然是7名成员之一，却没有担起主席的重任，把那个任务交给了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另外5名成员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总参谋长朱可夫和海军司令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1903—1974）。几天后斯大林才恢复常态，7月10日改组“大本营”，以沙波什尼科夫取代库兹涅佐夫，自己担任主席，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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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当天苏联即把列宁格勒军区改建为北方方面军，波罗的海特别军区改建为西北方面军，白俄罗斯军区改建为西方方面军，基辅军区改建为西南方面军，敖德萨军区改建为南方方面军。国防部长铁木辛哥还发布命令，要求苏联武装力量发起全面反攻。总参谋长朱可夫也发布有名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第3号命令，要求西方方面军包围并歼灭波兰东北部苏瓦乌基附近的敌人，6月26日晚之前夺回该地；要求西南方面军包围并歼灭沃洛基米尔－沃林斯基和布罗迪方向（位于乌克兰西北部）的敌人，6月24日晚之前攻占波兰东部重要城市卢布林。当晚朱可夫就乘飞机赶往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以保证这些命令得到执行，与他同行的有此前担任联共（布）乌克兰领导人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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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不懂军事的人恐怕也能看出，当时发出这些命令实在是过于仓促，因为国防部、总参谋部都还来不及掌握德军入侵的情况和自己的损失情况，既不“知彼”也不“知己”，所提出包围并歼灭入侵之敌的要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开战第一天，苏军补给线和弹药储藏所便遭到严重破坏，通信联络系统几乎崩溃，大量飞机被炸毁在机场上，制空权完全被对手掌握。尽管如此，不少苏军部队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例如，6月23日至30日西南方面军5个机械化军在布罗迪地区发动反攻，和德军展开一场坦克大战，苏军损失约800辆坦克，但也让对手损失了200辆。6月23日至27日西北方面军在立陶宛西部城市拉塞尼艾附近发动反攻，虽然损失惨重，但也第一次让德国人知道苏联KB-2重型坦克的厉害：一辆这种坦克曾经阻击一个德军坦克师整整一天。那是一种以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命名的重型坦克，重45吨，火炮口径76.2毫米，德国Panzer II（重7.2吨，火炮口径20毫米）和Panzer III（重23吨，火炮口径37毫米）显然不是它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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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可夫辩解说当时发布那样的命令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但根据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所说那时斯大林的精神状况，这个说法未必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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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天后，7月3日，全世界才听到斯大林姗姗来迟的声音，他发表广播讲话，号召苏联军民奋起抵抗纳粹侵略，积极投身伟大的卫国战争。讲话说及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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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像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像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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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赢得了什么呢？它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们有可能准备反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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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那纸条约的确为苏联赢得了一年半（其实还稍多一点）的和平，但那段可贵的时光真的被用来做反抗侵略的准备了吗？看看上一节所述对红军的第二次“大清洗”，答案自明。讲话第二天，7月4日，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就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7月8日，西方方面军绝大部分高级将领都被逮捕，包括参谋长弗拉基米尔·克利莫夫斯基赫（1885—1941）、炮兵司令员尼古拉·克里奇、通信兵司令员安德烈·格里戈利耶夫（1889—1941）、空军副司令员安德烈·塔尤尔斯基（1900—1942）、第4集团军司令员亚历山大·科洛布科夫（1897—1941）、第14机械化军军长斯捷潘·奥博林（1892—1941）。所有这些人，除克里奇稍晚（10月16日）才被处死外，均于7月22日和巴甫洛夫一起以“失职罪”被处决。附带说说，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一天，西方方面军空军就损失了738架飞机，其中528架是在地面上被炸毁的。当晚18
:00时，空军司令员伊凡·科佩茨（1908—1941）在办公室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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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开始，西方方面军损失惨重，巴甫洛夫等人不能说没有责任，但责任是否全在他们，或者主要在他们，恐怕就值得商榷。巴甫洛夫是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苏联内战中成长为红军指挥员，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1937年以“巴勃罗”（Pablo）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指挥一个坦克旅，因战功获授苏联英雄称号。回国后参加过对日作战和苏芬冬季战争，纳粹入侵前4个月（2月22日）刚刚晋升为大将。和他一样，科佩茨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获授苏联英雄，有击落敌机6架的战绩，也参加过苏芬冬季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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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斯大林自己兼任国防人民委员，随即建立三个“战略方向”。西北战略方向由伏罗希洛夫指挥，任务是保卫列宁格勒；西方战略方向由铁木辛哥指挥，任务是保卫白俄罗斯；西南战略方向由布琼尼指挥，任务是保卫乌克兰。29日朱可夫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由老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接任，第二天改任“预备方面军”司令员。显然，这时斯大林指望的还是一批老人。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都让斯大林失望了，9月10日不得不用朱可夫替换伏罗希洛夫，13日布琼尼也被撤职，但没有任命接替者。19日基辅沦陷，不过城内苏军仍然顽强抵抗，直到26日战斗才完全结束，接着德军便开始进攻顿河下游的重要城市罗斯托夫。德国宣传说俘虏红军60万人，还说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只有铁木辛哥表现尚可，虽然没能守住莫斯科西大门斯摩棱斯克，但将部队主力撤回，对保卫莫斯科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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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年末，德军已经深入苏联国境1,700公里，根据后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所说，苏军损失约430万人（其中被俘占了很大比例）。苏联卫国战争历时46个多月，根据不同估计，苏军兵员损失为800万至1,000万，头5个月所占比例之大令人昨舌。后来朱可夫等苏军高级将领都承认战争初期德军在军事装备、兵员训练与军事技能、军官指挥能力以及作战心理等方面都明显优于苏军，各级参谋部门的工作也做得比苏军好，“德军司令官们在那个时期比我军司令员们考虑问题更胜一筹，更深刻。我们是在战争进程中学习并且学会了战争，开始打击德军，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不能不付出高昂的学费，不只是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就连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牺牲的也很多。朱可夫的预备方面军是在原预备集团军基础上扩建的，原集团军司令员伊凡·博格丹诺夫中将便于1942年7月16日在加里宁州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22日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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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多高级将领被“清洗”，1941年战争开始时苏联红军75%的军官在任职岗位上还不足1年，红军军长平均年龄比德军师长小12岁（按兵力那时红军的军约相当于德军的师）。更值得注意的是，新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虽然比较年轻，但一些人的军事思想却显得陈旧。例如巴甫洛夫曾经是苏军装甲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而他主张只把坦克配属步兵部队作为支援性力量，而不是组建独立的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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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批高级将领被“清洗”以后新提拔起来的人中，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乌克兰犹太人（上过犹太商业学校）列夫·梅赫利斯（1889—1953），1918年加入联共（布），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21年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便是“事实上的私人秘书”。1926—1930年在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共产主义科学院”和专门培养理论人才的“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任《真理报》副主编，后升任主编，并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接连四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相继被“清洗”以后，他成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阿谀奉承之外，梅赫利斯又以擅长打“小报告”著称，对“清洗”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有很大贡献。1940年改任苏联监察人民委员，1941年6月卫国战争开始后再次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1942年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到克里米亚方面军，他的“瞎指挥”是导致战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就有战地记者评论他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刚愎自用，恣意妄为，……他禁止挖战壕，说那是为了不破坏士兵的进攻精神”，“统共16公里的正面上放了三个集团军，一个师的正面只有600~700米，……从未见过这样密集的兵力部署”，虽然战役结束后他被撤职并且降为中将，但后来又先后被派往多个方面军担任军事委员，于1944年7月29日重又晋升为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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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格里戈里·库利克。他出生在一个乌克兰农民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第二年参加红军，苏联内战期间在察里津经其好友伏罗希洛夫介绍与斯大林相识，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军炮兵司令员（不过那支炮兵部队只有3门老旧火炮）。1925年10月伏龙芝去世，伏罗希洛夫接任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成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认为他懂炮兵，让他担任红军炮兵总监。他的军事思想极其保守，甚至反对使用机关枪和冲锋枪，认为它们耗费太多子弹。他强烈反对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现代化的主张，反对建立装甲部队，说坦克和装甲车还不如战马，并且永远不可能取代战马。由于伏罗希洛夫支持生产坦克，他便批评这位老朋友，并且阻扰所用76.2毫米炮弹的生产，致使后来这些坦克投入战斗时无法配足所需炮弹。他反对在防御中使用布雷区，认为那是“弱者的武器”，是缺乏进攻精神的表现。这位炮兵总监还反对生产和使用“喀秋莎”火箭炮。然而，这样一个人却官运亨通。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军指挥员”的红军将领共52人，他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里42人在1937—1939年“大清洗”中被处死，6人被判劳教，其中4人冤死狱中，只有库利克和铁木辛哥两人于1937年6月14日晋升“二级集团军司令员”，1939年2月8日又晋升“一级集团军司令员”，1940年5月7日再晋升苏联元帅。卫国战争开始后库利克的表现正可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形容，尤其是弃守刻赤半岛，1942年3月17日一下子从苏联元帅降为少将。后来虽于1943年4月14日晋升中将，但战争结束不久（1945年7月19日）就又被降为少将。1947年1月11日因发表不当言论（据说是醉后失言）被捕，1950年8月23日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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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库利克也做过一件人们不应该忘记的事。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以后苏联按《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条约》派兵进占寇松线以东地区，波军十几万人成为苏军俘虏。鉴于历史上俄罗斯和波兰的关系一直不好，斯大林、贝利亚认为这些人对苏联的安全是一大隐患，打算将他们处理掉。苏军进驻部队军事委员梅赫利斯也同意这个做法，只有担任进驻部队司令员的库利克强烈反对，两次和斯大林激烈争论，最后有15万人被释放，但还是有大量人员（主要是军官）被处死，酿成有名的“卡廷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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