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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成为“二战”苏联最著名的将领，能力出众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恐怕也与他“出身”第一骑兵军，和布琼尼、铁木辛哥等人关系密切，得到斯大林赏识有关。内战结束后他曾在布琼尼领导的骑兵总监部工作，1932年经铁木辛哥推荐到乌博列维奇任司令员的白俄罗斯军区负责整顿骑兵第4师。该师原来是第一骑兵军的一支优秀部队，但和平时期参加经济建设，荒废了军事训练。朱可夫用两年时间把这个师整顿好，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从乌博列维奇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虽然晋升“军指挥员”较晚，但1940年6月4日就与梅列茨科夫、图列涅夫一起晋升大将，1943年1月18日又成为卫国战争开始后第一个晋升苏联元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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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列夫斯基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更晚，但提拔却最快。他父亲是一名神父，母亲是一个神父的女儿。从1926年起他和三个兄弟都不再与父母来往，1940年出于斯大林的建议才恢复联系。“一战”爆发后入伍，1915年1月进入莫斯科招收普通人家子弟的阿列克谢耶夫军校，经过四个月培训成为沙俄军队一名准尉。此后当过连长、营长，“一战”结束时军衔为上尉。1919年加入红军，1930年任团长，在此期间认识了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红军重要军事理论家弗拉基米尔·特里安达菲洛夫（1894—1931）。沙波什尼科夫对他很赏识，1931年将他调到工农红军军训部，1937年10月又调到总参谋部担任战役训练处处长，1938年8月16日晋升“旅指挥员”。后来转到总参作战部，当时的部长是尼古拉·瓦图京，1941年2月起是格尔曼·马兰丁（1894—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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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晋升“师指挥员”，6月5日转为少将。1941年6月30日马兰丁调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接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0月28日晋升中将。1942年5月21日晋升上将，6月26日沙波什尼科夫因健康原因离职，华西列夫斯基正式担任总参谋长。1943年1月18日晋升大将，不到一个月（2月16日）便晋升苏联元帅。卫国战争结束前不久（1945年2月），他受命准备对日作战，总参谋长一职才由阿列克谢·安东诺夫（1896—1962）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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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开始以后，苏军将领晋升普遍“加速”，本属战争期间，正常现象，但像华西列夫斯基那样快的还不多见。卫国战争期间他和朱可夫可以说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两人经常以大本营代表身份在前线协调、指挥各个方面军作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他和朱可夫每天必须就前线情况向最高统帅作两次报告，中午12点报告一夜来发生的事情，晚上21—22点报告当天的变化。遇有重要情况，则须立即报告。此后历次重大战役基本上也都是这样。和丘吉尔、罗斯福不同，斯大林不但是“最高统帅”而且是“总指挥”，这是苏联战场与“二战”其他战场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毕竟，这里历次战役规模之大都是其他战场不能相比的，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这个统一的指挥必须及时掌握全局的情况，包括前线与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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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的指挥方式，作为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在莫斯科的时间并不多，实际负责总参事务的经常是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所以他曾多次向斯大林提出自己不当总参谋长，让安东诺夫“转正”。在回忆录《毕生的事业》里，华西列夫斯基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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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的工作作风逐步在改进，大约从1942年9月起，斯大林明显改变了对总参谋部的态度，开始真正依靠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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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战争需要，还有另外一些重要改革。1942年6月12日，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1901-1945）取代梅赫利斯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斯大林又在多个场合提出调整红军政治工作体系的问题，并于1942年10月9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在红军中取消军事委员、建立完全一长制的命令。从1919年起红军中就设有专门政治工作人员，称“политрук”，那是个由“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缩合而成的新词，意即“政治指导员”。后来改称“军事委员”（военный комиссар，一般只称комиссар），实际上还是做政治工作。卫国战争开始后这种二元首长制暴露出许多弊端，军事委员通常由不懂军事的党务工作者担任，对军事指挥员常常起掣肘作用。他们在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也差强人意，卫国战争期间获授“苏联英雄”的11,603人里只有211人是各级政治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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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对军队有较大影响，甚至形同“监军”，原因之一是红军军事指挥员，包括高级指挥员并不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前面说到沙波什尼科夫虽然于1917年就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就加入红军，但到1930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华西列夫斯基1919年就加入红军，1931年8月才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又受1933—1936年清党运动的影响，1938年3月才成为正式党员。另一位苏军高级将领列昂尼德·戈沃诺夫（1897—1955），更迟至1942年7月才申请入党，并由联共（布）中央批准，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那时他是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炮兵中将，后来晋升上将（1943年1月15日）、大将（1943年11月17日）和苏联元帅（194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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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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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26. 从德军“堡垒行动”到苏军“巴格拉季昂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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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全部投降，苏联红军士气高昂，一些人提出应该乘胜主动出击，发起反攻，斯大林也倾向这种主张。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人反对，建议采取积极防御、待大量消耗德军有生力量以后再发起反攻的策略（这也许会让人想起足球比赛的“防守反击”）。经过多次讨论，斯大林终于在4月12日会议上采纳了两人的意见。每年苏联都要发布“五一节”口号，1943年的口号便号召红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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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们！千百万在德国法西斯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苏维埃同胞正期待你们去解放他们。向西前进，解放苏维埃祖国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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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方面，虽然在斯大林格勒遭受二战开始以来最大损失，但希特勒确信“西线无战事”的形势在1943年仍将持续，决定在苏联战场发动新的进攻，实施曼施坦因制定的“堡垒行动”。原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后苏军大举反攻，收复不少失地，战线随之拉长，在俄罗斯西南部形成一个南北宽约200公里、向西突出约150公里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内有苏联两个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曼施坦因认为这是个有利战机，提出一个从南北两翼发动钳形攻势，截断弧形地带内苏军的后路，将其包围歼灭的计划。这个提议得到德军总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将军（Kurt Zeitzler，1895—1963）和中央集群司令克鲁格元帅的支持，但这时担任德国装甲部队总监的古德里安和按计划担负北翼主攻任务的第9集团军司令奥托·莫德尔上将（Otto Moritz Walter Model，1891—1945）都反对，因为在苏联战场已经损失了太多兵员，而且都是德军精锐。从1943年1月起，德国不得不把征召入伍的年龄提高到50岁，新补充的兵员训练不足，更谈不上有作战经验，古德里安在3月9日的一份报告中便说：“可惜我们现在连一个有充分战斗力的师也没有了。”兵员之外，这个大战役还需要投入大量坦克，缺口也很大。德军原有的两种中型坦克Panzer III（重23吨，装备口径50或75毫米的火炮）和Panzer IV（25吨，装备75毫米火炮）已经证明不是苏军T-34中型坦克的对手，为对付T-34专门研制的“豹式”坦克（Panther，即Panzer V。名为中型坦克，实际上重45吨，已经相当于苏军重型坦克，但火炮仍然为75毫米）和“虎式”坦克（Tiger，即Panzer VI。重57-63吨，火炮88毫米），总体性能与T-34相比仍然逊色，而且每月产量分别只达到50辆和25辆，满足不了前线的需要。苏军T-34中型坦克重26吨，起初装备76毫米火炮，后来改装85毫米火炮，所以它的两种基本型号分别称T34/76和T-34/85。T-34/85的速度和机动性大大优于德军“虎式”坦克，火力则与之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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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曼施坦因的计划，希特勒也曾一度犹豫，但最后还是采纳了，4月15日（只比苏联决定实行“防守反击”策略晚3天）签署命令，决定“只要气候条件许可，就实施堡垒攻势——今年的第一个攻势。这一攻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取得迅速而全面的胜利。这一攻势必须把今年春夏的主动权交到我们手中。”他这样决定，是因为一年多来屡遭挫折已经使他原来那种狂妄、不可一世的心态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剩下的是一种赌徒心理，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自己的威信，也恢复德军士气、振奋德国民心。然而，尽管已经决定了，在5月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莫德尔仍持异议，拿出一沓侦察机拍摄的相片，清楚显示在德军计划进攻路线上苏军已经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他再次提出应该放弃“堡垒行动”，希特勒也再次犹豫，但由于曼施坦因等人坚持，最后还是决定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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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要做好大战准备，对于已经元气大伤的德军并非易事。春季到来，地面解冻，适于作战、尤其是适于装甲部队作战以后，整个五月，并没有没发动进攻。整个六月，还是没有动静。这时，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将军有点沉不住气了，给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敦促主动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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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咱们会睡过头、会错过时机的。敌人不进攻，转眼秋天就到，咱们的计划就落空了。别再坐等了，还是主动进攻吧，我们的力量是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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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曼施坦因制订的计划，“堡垒行动”由德军两个集群实施。北翼克鲁格元帅指挥的中央集群向南进攻，担任主攻任务的是莫德尔将军指挥的第9集团军。一说它由22个师组成，其中有7个坦克师、1个坦克掷弹兵师（Panzergrenadierdivision，一种由步兵和坦克配合作战的部队），另一资料则说由21个德国师、3个匈牙利师组成，共33.5万人。协助它的是瓦尔特-奧托·怀斯（Walter-Otto Weiß，1890—1967）上将指挥的第2集团军，由7个步兵师和2个坦克师组成，9.7万人。南翼曼施坦因自己指挥的南集群向北进攻，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霍特将军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一说该集团军由19个师组成，其中9个是坦克师或坦克掷弹兵师，另有瓦尔特·内林将军（Waltber Nehring，1892—1983）指挥的第24坦克军（由1个坦克师和1个装甲掷弹兵师组成）作为预备队，总数21个师。另一资料则说它由第52步兵军、第48装甲军和第2党卫队装甲军组成，共22.4万人。此外还有一个由维尔纳·肯普夫将军（Werner Kempf，1886—1964）指挥的“肯普夫集团”（Army Detachment Kempf），10个师，12.6万人，向东北方向进攻，阻击苏联沃罗涅日方面军后方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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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部队之外，还配备了强大的空军，北翼进攻由李希霍芬指挥的德国空军第4集团军配合，南翼进攻由罗伯特·冯·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1892—1945）指挥的德国空军第6集团军配合，动用的飞机总数超过2,000架（有资料说2,11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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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德军“堡垒行动”进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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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总参谋部制订的方案，苏军也做了充分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在瑞士的“红色小乐队”（Rote Kapelle）成员，这时也发来德军“堡垒行动”情报，对苏军制订方案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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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北部，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负责防御德军北翼莫德尔第9集团军的进攻，与之配合的是谢尔盖·鲁登科（1904—1990）指挥的空军第16集团军。在其东北由马基恩·波波夫（1902—1969）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在其北面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1897—1968）指挥的西方方面军，协助中央方面军防御并准备发动代号“库图佐夫行动”（Операция Кутузов）的反攻，收复库尔斯克北面奥廖尔州首府奥廖尔（Орёл）及其周围地区。与布良斯克方面军配合的是尼古拉·纳乌门科（1901—1967）指挥的空军第15集团军，与西方方面军配合的是米哈伊尔·格洛莫夫（1899—1985）指挥的空军第1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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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弧形地带南部，以瓦图京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防御德军南翼霍特第4坦克集团军的进攻，在其后方（东面）部署了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作为战役总预备队，主要用于发起反攻，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也可用以支援沃罗涅日方面军。与沃罗涅日方面军配合的是斯捷潘·克拉索夫斯基（1897—1983）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与草原方面军配合的是谢尔盖·戈留诺夫（1899-1967）指挥的空军第5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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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领导和协调敌后日益壮大的游击队行动，一年前（1942年5月30日）便建立了由潘特雷蒙·波诺马连科中将（1902—1984）任参谋长的游击运动总参谋部，下设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区参谋部。这时也受命破坏德军后方交通线，阻断其后勤补给，搜集情报，抓“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