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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对待后两类人,也有明确规定。“半犹太人”如果自己信仰犹太教,或者与犹太人结婚,则按犹太人对待,称“Geltungsjude”(“视为犹太人”)。自己不信仰犹太教,也没有和犹太人结婚的“半犹太人”,以及所有“四分之一犹太人”,都被当作“犹太混血者”。不管怎样,所有混血者都是“非雅利安人”,实际上仍然和“全犹太人”一样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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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标准,1933年德国有近50万犹太人(详细数字499,682),2,000名“四分之三犹太人”,21万名“半犹太人”,8万名“四分之一犹太人”,加在一起约为79万人。吞并奥地利以后,又加上185,246名犹太人和约15万名不同级别的混血者,总人数超过100万。到1943年4月1日,按照官方数字,仍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以及不同级别的混血者只剩下3万人(详细数字3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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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1940年拍摄的反犹宣传片《另类的犹太人》海报,可以清楚看出对犹太人的丑化、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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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培尔领导下,纳粹还开动宣传机器大肆进行反犹宣传。1937年,纳粹党中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另类的犹太人》的反犹书籍。从1937年11月8日到1938年1月31日,在慕尼黑举办同名展览,后来又在维也纳和柏林展出。1940年拍摄了一部反犹宣传电影《另类的犹太人,关于全球犹太人的文献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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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影片中,犹太人被描述为一个邪恶、堕落、寄生的民族,“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一,但借助于所掌握的资本,他们控制了世界股票市场、世界舆论和世界政治。”影片谴责犹太人应对德国通货膨胀和失业负责,解说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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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1,000个工人里只有2个是犹太人。1933年初,柏林100个检察官里15个是犹太人,100个法官里23个是犹太人,100个律师里49个是犹太人,100个医生里52个是犹太人,100个商人里60个是犹太人。德国人平均每人拥有财产810马克,犹太人平均每人拥有10,000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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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纳粹非常懂得利用人们的仇富心理,使这部电影具有极强的煽动性。1982年圣诞节我是在哈尔茨山一个德国朋友家度过的,在戈斯拉城(Goslar)他指给我看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告诉我那些房子原来的主人都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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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医学和法律工作,并且被强迫登记财产,以便将它们充公,或者强制以低价卖给雅利安人。这一年德国犹太人已经有三分之二被迫流亡国外,可看作是犹太人的又一次“离散”。仍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必须随时随地佩戴六角星符号“大卫之星”。许多公共场所都标注有那个符号,告示:“犹太人在这里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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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共场所标注有带六角星符号的告示:“犹太人在这里不受欢迎”(Juden sind hier unerwünscht!)(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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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29. 从“领土方案”到“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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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纳粹上台,随即开始大量驱逐犹太人出境。曾经让不少中国观众感到震惊的1976年英国电影《苦海余生》,反映的就是那段历史。电影是根据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1933—)和马克斯·摩尔根-维特(Max Morgan-Witts,生年不详) 197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拍摄的,而小说又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1939年5月13日,德国远洋邮轮圣路易号载着937名乘客(其中906名是被驱离的犹太人,另外31人也多少和犹太人有关系)驶离汉堡港,前往古巴哈瓦那。尽管行前已经办好签证,但5月27日到达那里时古巴政府却拒绝接受他们,甚至不允许以旅游者身份上岸。圣路易号船长古斯塔夫·施罗德(Gustav Schröder,1885—1959)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水手,16岁就开始在海上航行,会7种语言,对犹太人非常同情。经过艰苦谈判,最终有22名非犹太人乘客被允许上岸,其余的人不得不另寻出路。圣路易号先驶往美国佛罗里达,但美国政府也不准它靠岸。施罗德甚至打算采取让轮船在近岸处搁浅的非常办法,让乘客得以上岸,但被美国海岸警备队出动舰船阻止。他尝试把乘客送到加拿大,同样被加拿大政府拒绝。最后,圣路易号不得不折返欧洲,施罗德表示在把所有乘客安置妥当以前绝不返回德国。6月17日邮轮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靠岸,288人被英国用船接去。又经过艰苦交涉,剩下的619人终于都得到安置:法国接受224人,比利时接受214人,荷兰接受181人。然而过了不到一年,纳粹德国进攻这三个国家,一些人不得不再次流亡,命运更惨的则被纳粹逮捕,有的还被送到波兰境内的死亡集中营。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总计有254人死去(其中1人死在航行途中)。也就是说,施罗德和圣路易号全体船员的不懈努力挽救了683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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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乘客安置好以后施罗德船长才驾驶圣路易号返回汉堡,战争期间再没有出海。战后他写了一本记述那次难忘航行的书《大洋上的无家可归者》(Heimatlos auf hoher See),1949年出版。1957年德国政府授予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1993年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他“国际正义人士”(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称号。此外,汉堡的一条街道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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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在那个不少国家都拒绝接受犹太难民的时候,中国是少数对他们敞开大门的国家之一,当时约有5万名犹太人在上海找到栖身之地。1993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1922—1995)访问上海,代表以色列人民向上海人民表达诚挚的谢意。1999年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访问上海,专门参观了拉希尔犹太会堂,在贵宾簿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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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许多被迫害者在上海找到了避难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在此向那些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们表达感激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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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很快就发生急剧变化。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纳粹开始考虑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这时,党卫队提出两个为犹太人建立保留地的“领土解决”方案。一个方案建议将保留地建在扩大了的德意志帝国边缘,即波兰东南部,把欧洲所有犹太人都流放到那里去。另一个方案把保留地建在印度洋西南部远离非洲大陆的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优点是可以更有效地把犹太人这个“劣等民族”隔绝起来。不过这两个方案后来都被否决了。否决前一个方案是因为1940年纳粹已经在谋划进攻苏联,那样一来拟议中的保留地就不在德意志帝国边缘而在它的中心。后一个方案被否决,则是因为纳粹打败并且占领法国以后,虽然大举轰炸英国,但并没能迫使英国投降,从地中海前往马达加斯加必须经过苏伊士运河,那条运河仍然控制在英国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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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二战”的第一个受害国是当时犹太人最多的波兰,德国攻占它的西半部以后,强迫那里的犹太人集中到隔离起来的犹太人区,大概可看作纳粹拟议中犹太人保留地的雏形。犹太人区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居住极其拥挤,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加之缺少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造成极高的死亡率,仅仅在首都华沙犹太人区,1941年就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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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也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发出消灭犹太人的号召,对犹太人的迫害迅即“升级”。7月2日,纳粹德国安全局首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发出命令,要求处死在苏联政府机构中任职的所有犹太人。但命令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大大“发展”了,先是抓获到的所有成年犹太男子不管他们是否在政府任职都被杀害,接着更扩大到被抓获的犹太女子和儿童。8月1日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发布命令,要求搜索位于白俄罗斯南部、乌克兰北部的平斯克沼泽地,“枪杀能找到的所有犹太男子,犹太女子则驱赶到沼泽里去。”然而负责执行的党卫队官员反映说:“把妇女儿童驱赶到沼泽里去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沼泽不够深,不足以把他们淹死。”于是对犹太妇女和儿童就也改用枪杀的办法。附带说说,那片沼泽地也称普里皮特沼泽地,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通行困难,尤其是机械化部队很难通行,后来成为苏联游击队的重要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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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残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希姆莱(左一)、海德里希(左二)等纳粹党卫队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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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消灭苏联境内犹太人及其他“劣等民族”的任务,入侵苏联伊始在纳粹党卫队领导下就成立了四个专门执行这项任务的“安全警察特别勤务队”。特勤A队负责德军北集群作战地区,特勤B队负责中央集群作战地区,特勤C队负责南集群作战地区,特勤D队负责德国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军队作战地区,即从摩尔多瓦经乌克兰南部到克里米亚半岛。到1941年年底,不到半年时间就报告说处死近50万犹太人,尤以Α队战绩最为“辉煌”(249,420人),其次是C队(95,000人)和D队(92,000),B队最差,也有45,467人。战后在柏林原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通常简称Gestapo,盖世太保)总部发现特勤Α队指挥官弗朗茨·斯塔列克尔(Franz Walter Stahlecker,1900—1942)1941年10月发回的一份报告,声称在自己领导下特勤A队已经处死220,250名犹太人,并且附有地图,注明各地处死犹太人的数字。值得注意的是爱沙尼亚虽然只处死963人,却注明“已无犹太人”(Judenfrei)。顺便说说,1942年3月23日,斯塔列克尔这个刽子手在一次游击队袭击中受了重伤,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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