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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手上沾满犹太人（还有吉普赛人、波兰人、苏联人和南斯拉夫人）鲜血的刽子手是在苏联、波兰、南斯拉夫等地犯下罪行的，但并不是由苏联等国，也不是由国际军事法庭，而是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的，不但没有苏联法官参加，就连英、法等西方国家法官也没有一人参加。1951年大幅度减刑，1958年5月全部释放，都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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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仍说“二战”期间的事。由于杀人任务过于繁重，四个特勤队常常忙不过来，不得不出动警察和德军其他部队协助。据估计在苏联境内参加过这种集体枪杀犹太人行动的德军总数达3万，不难看出杀人行动的规模有多大。1941至1942年冬天这种集体枪杀行动曾经一度中断，原因是天寒地冻，无法挖坑。但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大规模枪杀就又恢复了。在大规模枪杀乌克兰犹太人的同时，1941年秋天，大规模屠杀行动又扩展到被占领的波兰和南斯拉夫（主要是塞尔维亚），而且还发明了用特别改制的封闭厢式瓦斯车杀人的办法。1941年11月，在柏林以北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用30名囚犯做了试验，把他们塞进密封的车厢里，然后把汽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用气泵“打”进车厢，使里面的人窒息而死。此后曾由特勤B队在白俄罗斯、特勤C队在基辅地区使用。在波兰境内库尔姆霍夫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 Kulmhof，现在的波兰名字是Chełmno），最大的瓦斯车每次可杀死100~120人。在这里，仅1942年1月就用这种方法杀害了10,003人。然而，枪杀也好，用瓦斯车窒息也好，“效率”都嫌太低，不能让刽子手们满意。出于大规模杀人的需要，开始试验不同类型毒气的杀人效果。1941年9月首先在波兰奧斯威辛集中营对600名苏联战俘用剧毒氰化物气体做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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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早在1939年纳粹还开始了另一项同样反人类的罪行，那就是所谓“安乐死计划”。它所针对的，是纳粹所说心理上或者生理上有缺陷的德国人。到1941年8月因引起公众不安而不再执行为止，被这个“计划”杀害的德国人（并非犹太人！）超过万名，大多数是用一氧化碳窒息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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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在柏林市西南郊簸箕湖召集党卫队高级军官开会，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簸箕湖会议”。会议通知上附有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给海德里希的一个指示，要求他们讨论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海德里希告诉与会者，凡是不适合服劳役的犹太人都要杀死；那些经过强制劳役仍能活下来、显示了顽强生命力的犹太人也要杀死。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由“排犹”变成了“灭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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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纳粹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提出一个消灭犹太人的行动日程表，那个行动被命名为“莱因哈德行动”。为实施这个“行动”专门建立了三个毒气杀人中心，两个位于波兰东南部、离卢布林不远的别乌泽茨和索比波尔，另一个位于华沙东北的特雷布林卡。被纳粹用毒气杀死的犹太人，在别乌泽茨有60万，在索比波尔有20万，在特雷布林卡更高达75万~95万。其他集中营则兼具强迫劳役与肉体消灭两重职能，这里面最著名的无疑就是建在上西里西亚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它位于波兰南部大城市克拉科夫西南大约50公里处，原来是一个只有12,000人的小镇，有一个奥地利骑兵留下的营房。那里建了三个集中营，小一点的叫“Auschwitz I”（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建于1940年4月，当时是为了关押波兰政治犯和从德国本土转来的囚犯。大一点的叫“Auschwitz II”（奥斯威辛二号集中营），也叫“Birkenau”（比克瑙，波兰名字Brzenzinka，布热津卡，意思是“白桦林”），始建于1941年10月，1942年8月专门设立了女犯部。它是一个“灭绝营”，专门建了四个设计成淋浴室样子的毒气室，使用由杀虫剂公司生产的一种叫做“Zyklon-B”的氰化物毒气，配有四座焚尸炉，每天可杀死2万人并把他们的尸体化为青烟。在奥斯威辛周围还建了约40个“卫星营”，主要关押苦役犯，它们被统称为“Auschwitz III”（奥斯威辛三号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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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开始是用汽车运送的，后来因为运输量太大，修筑了专门的铁路线，改用火车运输。囚犯到下后即被分成三组，第一组是纳粹认为已经派不上用场的人，送往比克瑙，几小时内就直接送进毒气室。第二组是身体强壮一点的人，送到各个苦役营（Arbeitslager），为法本（I. G. Farben）、克虏伯（Krupp）等德国公司开设在那里的工厂工作。法本是德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克虏伯则是以生产大炮闻名的军火工业巨头，犹太囚犯主要是做危险和有害健康的工作。根据留下来的记录，在1940-45年间，在奧斯威辛服苦役的囚犯大约有40万人，其中34万人被折磨致死。这告诉我们，苦役营其实也是一种“灭绝营”，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苦役灭绝”。第三组是一些特殊群体，主要是双胞胎和侏儒，他们被送到有“死亡天使”之称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1979）手里，成为医学实验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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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奧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只有约7,600人。纳粹撤退时掳走了没来得及杀害的囚犯58,000多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其中就有以《安妮日记》为世人熟知的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和她的姐姐。她们被转送到汉诺威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后来因伤寒死在那里。1982年我曾去过那里，只见郁郁葱葱的树林，原来集中营的建筑只能在图片上看到了。它是1945年4月15日被英国军队解放的，为防止瘟疫扩散，一把火烧掉了一切。凑巧的是，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无意中在西安文艺路旧书店买到一本德国1983年出版的《安妮日记》德文版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为“费舍尔袖珍本图书”之一，版权页上注明是该书“未删节本”1983年3月印行的第57版，印行10万册，累计印数200万册。当时联邦德国人口还不到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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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斯威辛被用毒气杀死以及因饥饿、疾病而死亡的人有多少，已无法知晓。被送去服苦役和用作医学试验的人还留下了档案，到下后即被直接送进毒气室的人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不同研究者估计的死亡数字在150万到400万之间，曾任集中营司令官的鲁道夫·霍斯（Rudolf Ηöß，1900—1947）战后在波兰受审并被判处绞刑。他被指控杀害了350万人，但他辩解说：“不，我杀害的只有250万人，其余的人是死于饥饿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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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德国本土和东欧（首先是波兰）的犹太人，纳粹自然也不会忘记所占领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为此盖世太保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由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1906—1962）负责，把这些国家的犹太人集中起来送往波兰。一些傀儡政府，例如法国维希政府和由原国防部长维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1945）领导的挪威政府，成为可耻的帮凶。手上沾满犹太人鲜血的艾希曼后来被美军俘虏，但用“Otto Eckmann”假名混过。后来改姓更名逃到南美，1960年才被以色列情报与特别行动局（Mossad，“摩萨德”）抓获，1962年在以色列受审并被处死。那被看作是“摩萨德”最成功的行动之一，然而它不是通过正常司法途径逮捕、引渡，而是以绑架的非常手段，用以色列航空公司航班把艾希曼“走私”带回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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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的上司、希姆莱的副手海德里希，1942年5月29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郊外被两名捷克抵抗运动成员伏击炸伤，几天后不治而死。那两个捷克人是英国皇家空军空投到那里实施这一行动的，纳粹随即展开大规模报复，1,500多名捷克人被枪杀。6月10日还包围了捷克西部一个名叫“利迪策”的小村子，村里16岁以上的男子除一人幸免外全部被枪杀，妇女也有7人被枪杀，其余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往集中营，后来大多也未能生还。报复行动还从捷克人扩展到犹太人，那时柏林尚未被捕的犹太人已经很少，伏击事件发生的当天希姆莱就下令逮捕了500人，并于海德里希伤重而死的6月4日枪杀了其中152人。原来关在捷克境内特雷辛城“模范集中营”的犹太人，也有3,000人因这一事件被送往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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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利迪策大屠杀纪念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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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到底杀害了多少犹太人，是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一般认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纳粹“消灭”的欧洲犹太人总数大约有600万（也有人估计为560万？590万），其中150万是儿童。不应该忘记的是，纳粹大屠杀并不仅限于犹太人。柏林城北纳粹统治时期的鳊鱼湖监狱，战后被改建成一个纪念馆，免费发给参观者的说明书告诉我们，犹太人之外，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还有330万苏联战俘（也有资料说350万）、170万南斯拉夫人（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和150万波兰人（不包括波兰籍犹太人），此外还有约20万吉卜赛人（也有资料说50万）。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纳粹屠杀的平民总数超过1,300万，那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名副其实的“holocaust”（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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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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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30. 奥斯威辛的雪是怎么变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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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强渡西布格河，白俄罗斯与波兰的界河）进入波兰，卢布林附近的迈丹尼克集中营第一个获得解放，接着其他集中营也先后被红军解放，解放奥斯威辛的是伊凡·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一天早上，随军采访的《真理报》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突然接到他认识的一位红军军官急电：“真理报记者波列伏依中校收。欲知地狱详情，速来奥斯威辛，并通知克鲁申斯基。”克鲁申斯基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有大尉军衔，当时也随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采访。得到消息，两位记者立即乘军用飞机冒着风雪前往奥斯威辛。关于纳粹集中营虽然早就有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言，西方也已得到一些情报，但并未让苏联分享，苏联方面对它的真实情况仍然知之极少。他们两人成为有幸最先采访那个死亡集中营的记者，波列伏依写了《地狱之行》和《比克瑙的黑雪》两篇报道，第一次向世人揭开那个人间地狱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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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临奥斯威辛上空时，雪停了，两位苏联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紧挨着铁路的小城镇，显得安宁舒适，让人很难把它和血腥的屠杀联系起来。接着，一个规模庞大的“联合工厂”出现，一个个巨大的车间，参差不齐的烟囱。飞机着陆以后他们踏着开始解冻的积雪向集中营走去，首先看到的便是大门上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创造自由）。两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口号写在这种地方，真是无耻之极。”走近大门，见到大约200名幸存者，都穿着同样的帆布上衣，条纹裤子，许多人裹着毯子等御寒物品，头上戴着同样的小帽，脚上穿着木底鞋，身上发出一股石碳酸气味和衣服常年没洗的臭味。“个个骨瘦如柴，面色苍白，还泛着一层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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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见到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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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列伏依认识的那位红军军官这时正受命管理集中营，他派了一个在那里被关押两年的囚犯给他们做向导，那人名叫安托宁，捷克共产党员，会说一点俄语。安托宁先带他们看了两排双层楼房，那是专给外国来访者和国际组织考察集中营情况的人看的。关在那里的囚犯都是幸运儿，因为给他们提供了还算过得去的生活条件。但在这两排楼房后面，就是一排排半埋在地下的简易板棚，里面是三层通铺，既没有取暖火炉，也没有通风设备。接着进了一个很大的木板棚，里面存放的全是头发，头发的主人，早已经由毒气室、焚尸炉上了“天堂”，只有他们的头发还留在人间，被纳粹分子整理得井井有条，既按长短，也按颜色，严格分类存放。一部分已经打包成捆，准备运走。杀害多少人才能积攒起那么多头发？又有多少头发已经被运走，像羊毛那样成了纳粹的工业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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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看了鞋库，各式各样的鞋子堆积如山，包括很多婴儿穿的软底鞋。安托宁说，如果这些鞋子的主人突然从骨灰堆里爬出来，穿上它们行走，整个奧斯威辛都会拥挤得水泄不通。鞋库旁边是规模更大的存放死者衣物的仓库，不过为了防止传染疾病，已经封闭起来。记者还看到几名原来是珠宝商的囚犯正在清点金银珠宝，造册，除了戒指、耳环、手镯、项链等首饰和金银币，还有很多黄金和白金的假牙、齿桥。当然，这还只是纳粹掠夺的金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已经被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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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宁特意领两位记者看了一片废墟，告诉他们那里原来是实验大楼所在地，希特勒匪徒临走时炸毁了，显然是想掩盖他们最怕被人发觉的秘密。有“死亡天使”之称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就在这座大楼里用活人做医学试验。走进那座大楼的囚犯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因为试验一结束，他们就被送进焚尸炉。不过纳粹匪徒慌忙逃离时竟然“忘记”了200来个被他们当作试验品的孩子，有男有女，波列伏依说那是自己看到的最惨不忍睹的情景。孩子们一个个都失去了应有的天真，都有一张老人才该有的面孔，用冷漠疏远的眼神看着记者。他们本来应该为自己获得解放感到庆幸，但在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之后，已经失去对事情做出正常反应的能力，既不知道悲伤，也不知道高兴。一位带大尉肩章的女军医痛苦地告诉两位记者，“无论用哪国语言和他们讲话，他们都不回答。”她还告诉记者：“奇怪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双胞胎，双胞胎兄弟或者双胞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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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安托宁建议两位苏联记者“利用一下”原来集中营司令官霍斯的住宅，但两个苏联人觉得“绝对不能在这有三百万人命血债的刽子手住宅过夜”，而是住在了附近一个铁路职员家里，不过还是参观了那幢住宅。两人非常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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