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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从欧洲各地运来的囚徒到达奥斯威辛的时候，门格勒是他们在站台上最先见到的人之一。身着白大褂，把一些人指向左边，另一些人指向右边，样子很像一位“白衣天使”。但囚徒们不知道，被指向右边的人将被送往苦役营，人生道路尚不致立即走到尽头，被指向左边的人则很快被送进毒气室，然后送进焚尸炉，一些人连奥斯威辛像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化着青烟上了“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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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被红军俘虏，最后时刻包括门格勒在内的大量纳粹分子选择逃往西方，向美军投降。虽然早在1944年他的名字就登记在同盟国战犯名单上（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曾多次提到），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很快（1945年6月）就被释放。而且进入战俘营时是以真名登记的，释放时发给他的证件上名字却变成“弗里茨·霍尔曼”（Fritz Hollmann），这使他得以在美占区巴伐利亚一个小村子安然生活了将近4年（1945年7月—1949年5月），并一直和妻子以及一个名叫汉斯·塞德迈尔（Hans Sedlmeier）的老朋友保持联系，最终在那个老朋友帮助下逃往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操旧业，主要做非法人工流产，有一次还因流产导致孕妇死亡而被警察拘押，但他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被发觉。直到潜逃南美的另一纳粹分子、以“犹太屠夫”闻名的阿道夫·艾希曼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Mossad）抓获带回，1962年在以色列受审并被处死，他害怕被发现，才移居巴拉圭。这时的巴拉圭军事独裁者、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 Matiauda，1912—2006）是德裔并且众所周知有亲纳粹倾向，他统治下的巴拉圭成为不少纳粹分子的庇护所。1967年门格勒又移居巴西，1979年2月7日在圣保罗州一处海滩上游泳时死亡，原因可能是溺水或者心脏病突然发作，以“沃尔夫冈·格哈德”（Wolfgang Gerhard）名字下葬。六年以后德国警察在搜查当年帮助门格勒逃亡南美的朋友塞德迈尔住宅时得到地址簿、信件等相关物品，这才发现他的线索。1985年6月6日开棺验尸，通过医学检验证明就是门格勒。1992年又经DNA检测，7年前的医学检验得到确证。就这样，门格勒至死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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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70年来，每到苏联红军解放奧斯威辛集中营那一天都要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举行庄严的纪念活动。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更通过决议，把那天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正值严冬，纪念活动经常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举行，“银装素裹”，一片白茫茫。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当年那里的雪却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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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种资料，主要是对犹太历史、尤其是对纳粹“大屠杀”有深入研究的美国犹太女作家露西·达维多维茨（Lucy Schildkret Dawidowicz，1915—1990）1975出版的《针对犹太人的战争，1933—1945》（The War Against the Jews，1933—1945）、美国犹太历史学家劳尔·希尔别格（Raul Hilberg，1926—2007） 1961年出版的三卷本厚达1,273页的巨著《欧洲犹太人之被毁灭》（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还有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资料，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大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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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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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战俘：200万~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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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犹太波兰人：180万~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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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赛人：22万~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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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士：20万~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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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会员：8万~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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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人：2万~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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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5,0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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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见证人：2,5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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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和派：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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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露西·达维多维茨的资料，欧洲各国“二战”前共有近900万犹太人（886.18万），大屠杀受害者近600万（593.39万），约占三分之二（见表）。导致全球犹太人数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从“二战”前（1939年）近1,700万减少到1,100万。直到今天，犹太人人口也没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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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欧洲犹太人被杀害还产生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后果，那就是两种犹太人常用语言的衰落。一种是意第绪语，也称“犹太德语”（Judeo-German），主要使用于德国、奧地利、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匈牙利、捷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中东欧国家，大屠杀殉难者中约85%（500万）是说这种语言的。另一种是拉迪诺语（Ladino），亦称“犹太-西班牙语”（Judeo-Spanish），主要使用于南欧、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各国，说这种语言的犹太人也大量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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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中还有苏军战俘，人数仅次于犹太人，在总共570万战俘里有约330万被杀害，占总数的57%。最大量苏军被俘发生在战争的头几个月，而最大量被杀害也发生在这段时间，即1941年6月至1942年1月，有约280万人被杀害，大多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集体枪杀的，另外的50万人后来死于集中营或者苦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被德军俘虏的23万名英、美战俘里，只有8,300人被杀害（其中一些是犹太人），仅占3.6%。英、美等西方同盟国战俘都囚禁在战俘营，而苏军战俘几乎全部关押在集中营，根本不执行《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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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注意，日本对待战俘之残暴，与纳粹德国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它也在1929年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但不管是对中国战俘，还是对其他同盟国战俘（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等众多国家），都不按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办事，大量战俘被任意杀害、强迫劳役、用于医学实验，还有许多人因饥饿、受伤和疾病得不到应有治疗而死亡。1943年3月20日，日本海军更接到命令，处死他们俘虏的所有同盟国军人。这时在太平洋战场与日本作战的主要是美国，俘虏的同盟国军人自然也主要是美国人。根据战后东京审判材料，被日本俘虏的西方战俘死亡率高达27.1%，是纳粹德国相应数字（3.6%）的7.5倍，其中美国战俘死亡率尤高，达到40.4%。而中国战俘死亡率还更高，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俘虏的中国军人无疑也最多，但日本投降后获释的英国及大英帝国成员国战俘有37,583名，荷兰战俘有28,500名，美国战俘有14,473名，中国战俘只有5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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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动工、1943年10月建成，以“死亡铁路”闻名的泰缅铁路，是日军残暴对待战俘和强迫劳工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修这条长415公里的铁路，直接死于施工的就有9万名亚洲劳工和12,399名同盟国战俘，其中英国战俘6,318名、澳大利亚战俘2,815名、荷兰战俘2,490名、美国战俘356名，平均每公里付出250条生命的惨重代价！战后法国小说家皮埃尔·布勒（Pierre Boulle，1912—1994）以此为背景写成小说《桂河大桥》（Le Pont de la Rivière Kwai），1952年在法国出版，当年即获得以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命名的“圣伯夫奖”。1954年小说的英译本出版，英国著名电影导演大卫·利恩（David Lean，1908—1991）随即把它搬上银幕，拍成的同名电影1957年夺得第30届学院奖（奧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最佳摄影共七个奖项，还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成为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包括中国观众在内，世界上许多人都是通过这部电影知道“死亡铁路”的。不过应该指出，布勒是一名擅长科幻题材写作的作家，他写的这部小说和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受到许多幸存战俘、包括小说及电影中尼科尔森上校生活原型菲利普·图赛（Philip John Denton Toosey，1904—1975）的批评。他们指出，实际上日军对战俘要残暴得多，生活条件之恶劣和劳役之繁重、艰苦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战俘们一个个瘦骨嶙峋，远不是电影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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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死亡铁路”的澳大利亚战俘和荷兰战俘（1943年），一个个骨瘦如柴，远不是人们在电影（桂河大桥》里着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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