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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种资料，主要是对犹太历史、尤其是对纳粹“大屠杀”有深入研究的美国犹太女作家露西·达维多维茨（Lucy Schildkret Dawidowicz，1915—1990）1975出版的《针对犹太人的战争，1933—1945》（The War Against the Jews，1933—1945）、美国犹太历史学家劳尔·希尔别格（Raul Hilberg，1926—2007） 1961年出版的三卷本厚达1,273页的巨著《欧洲犹太人之被毁灭》（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还有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资料，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大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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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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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战俘：200万~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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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犹太波兰人：180万~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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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赛人：22万~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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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士：20万~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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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会员：8万~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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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人：2万~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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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5,0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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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见证人：2,5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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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和派：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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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露西·达维多维茨的资料，欧洲各国“二战”前共有近900万犹太人（886.18万），大屠杀受害者近600万（593.39万），约占三分之二（见表）。导致全球犹太人数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从“二战”前（1939年）近1,700万减少到1,100万。直到今天，犹太人人口也没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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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欧洲犹太人被杀害还产生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后果，那就是两种犹太人常用语言的衰落。一种是意第绪语，也称“犹太德语”（Judeo-German），主要使用于德国、奧地利、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匈牙利、捷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中东欧国家，大屠杀殉难者中约85%（500万）是说这种语言的。另一种是拉迪诺语（Ladino），亦称“犹太-西班牙语”（Judeo-Spanish），主要使用于南欧、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各国，说这种语言的犹太人也大量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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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中还有苏军战俘，人数仅次于犹太人，在总共570万战俘里有约330万被杀害，占总数的57%。最大量苏军被俘发生在战争的头几个月，而最大量被杀害也发生在这段时间，即1941年6月至1942年1月，有约280万人被杀害，大多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集体枪杀的，另外的50万人后来死于集中营或者苦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被德军俘虏的23万名英、美战俘里，只有8,300人被杀害（其中一些是犹太人），仅占3.6%。英、美等西方同盟国战俘都囚禁在战俘营，而苏军战俘几乎全部关押在集中营，根本不执行《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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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注意，日本对待战俘之残暴，与纳粹德国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它也在1929年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但不管是对中国战俘，还是对其他同盟国战俘（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等众多国家），都不按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办事，大量战俘被任意杀害、强迫劳役、用于医学实验，还有许多人因饥饿、受伤和疾病得不到应有治疗而死亡。1943年3月20日，日本海军更接到命令，处死他们俘虏的所有同盟国军人。这时在太平洋战场与日本作战的主要是美国，俘虏的同盟国军人自然也主要是美国人。根据战后东京审判材料，被日本俘虏的西方战俘死亡率高达27.1%，是纳粹德国相应数字（3.6%）的7.5倍，其中美国战俘死亡率尤高，达到40.4%。而中国战俘死亡率还更高，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俘虏的中国军人无疑也最多，但日本投降后获释的英国及大英帝国成员国战俘有37,583名，荷兰战俘有28,500名，美国战俘有14,473名，中国战俘只有5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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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动工、1943年10月建成，以“死亡铁路”闻名的泰缅铁路，是日军残暴对待战俘和强迫劳工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修这条长415公里的铁路，直接死于施工的就有9万名亚洲劳工和12,399名同盟国战俘，其中英国战俘6,318名、澳大利亚战俘2,815名、荷兰战俘2,490名、美国战俘356名，平均每公里付出250条生命的惨重代价！战后法国小说家皮埃尔·布勒（Pierre Boulle，1912—1994）以此为背景写成小说《桂河大桥》（Le Pont de la Rivière Kwai），1952年在法国出版，当年即获得以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命名的“圣伯夫奖”。1954年小说的英译本出版，英国著名电影导演大卫·利恩（David Lean，1908—1991）随即把它搬上银幕，拍成的同名电影1957年夺得第30届学院奖（奧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最佳摄影共七个奖项，还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成为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包括中国观众在内，世界上许多人都是通过这部电影知道“死亡铁路”的。不过应该指出，布勒是一名擅长科幻题材写作的作家，他写的这部小说和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受到许多幸存战俘、包括小说及电影中尼科尔森上校生活原型菲利普·图赛（Philip John Denton Toosey，1904—1975）的批评。他们指出，实际上日军对战俘要残暴得多，生活条件之恶劣和劳役之繁重、艰苦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战俘们一个个瘦骨嶙峋，远不是电影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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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死亡铁路”的澳大利亚战俘和荷兰战俘（1943年），一个个骨瘦如柴，远不是人们在电影（桂河大桥》里着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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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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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32. 众多“辛德勒”，众多“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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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纳粹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直至“最终解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不少人像施罗德船长那样，向犹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53年以色列议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从它建成起，到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领导人都会到这里进行悼念和谢罪。安格拉·默克尔第一个总理任期从2005年11月开始，2006年到访以色列便曾这样做。不知日本领导人是否会想到这对他们是一个提醒，应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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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纪念遇难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纪念那些冒着极大风险、甚至牺牲自己生命救助犹太人的各国非犹太人士，他们被称为“国际正义人士”。截止到2012年1月1日，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共授予来自47个国家24,356人这个荣誉称号。这些人里最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就是1993年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所以有“英国的辛德勒”、“瑞典的辛德勒”等说法。该片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从他的姓“Spielberg”来看，应该是德国犹太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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