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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欧洲犹太人被杀害还产生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后果，那就是两种犹太人常用语言的衰落。一种是意第绪语，也称“犹太德语”（Judeo-German），主要使用于德国、奧地利、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匈牙利、捷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中东欧国家，大屠杀殉难者中约85%（500万）是说这种语言的。另一种是拉迪诺语（Ladino），亦称“犹太-西班牙语”（Judeo-Spanish），主要使用于南欧、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各国，说这种语言的犹太人也大量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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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中还有苏军战俘，人数仅次于犹太人，在总共570万战俘里有约330万被杀害，占总数的57%。最大量苏军被俘发生在战争的头几个月，而最大量被杀害也发生在这段时间，即1941年6月至1942年1月，有约280万人被杀害，大多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集体枪杀的，另外的50万人后来死于集中营或者苦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被德军俘虏的23万名英、美战俘里，只有8,300人被杀害（其中一些是犹太人），仅占3.6%。英、美等西方同盟国战俘都囚禁在战俘营，而苏军战俘几乎全部关押在集中营，根本不执行《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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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注意，日本对待战俘之残暴，与纳粹德国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它也在1929年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但不管是对中国战俘，还是对其他同盟国战俘（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等众多国家），都不按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办事，大量战俘被任意杀害、强迫劳役、用于医学实验，还有许多人因饥饿、受伤和疾病得不到应有治疗而死亡。1943年3月20日，日本海军更接到命令，处死他们俘虏的所有同盟国军人。这时在太平洋战场与日本作战的主要是美国，俘虏的同盟国军人自然也主要是美国人。根据战后东京审判材料，被日本俘虏的西方战俘死亡率高达27.1%，是纳粹德国相应数字（3.6%）的7.5倍，其中美国战俘死亡率尤高，达到40.4%。而中国战俘死亡率还更高，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俘虏的中国军人无疑也最多，但日本投降后获释的英国及大英帝国成员国战俘有37,583名，荷兰战俘有28,500名，美国战俘有14,473名，中国战俘只有5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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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动工、1943年10月建成，以“死亡铁路”闻名的泰缅铁路，是日军残暴对待战俘和强迫劳工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修这条长415公里的铁路，直接死于施工的就有9万名亚洲劳工和12,399名同盟国战俘，其中英国战俘6,318名、澳大利亚战俘2,815名、荷兰战俘2,490名、美国战俘356名，平均每公里付出250条生命的惨重代价！战后法国小说家皮埃尔·布勒（Pierre Boulle，1912—1994）以此为背景写成小说《桂河大桥》（Le Pont de la Rivière Kwai），1952年在法国出版，当年即获得以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命名的“圣伯夫奖”。1954年小说的英译本出版，英国著名电影导演大卫·利恩（David Lean，1908—1991）随即把它搬上银幕，拍成的同名电影1957年夺得第30届学院奖（奧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最佳摄影共七个奖项，还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成为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包括中国观众在内，世界上许多人都是通过这部电影知道“死亡铁路”的。不过应该指出，布勒是一名擅长科幻题材写作的作家，他写的这部小说和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受到许多幸存战俘、包括小说及电影中尼科尔森上校生活原型菲利普·图赛（Philip John Denton Toosey，1904—1975）的批评。他们指出，实际上日军对战俘要残暴得多，生活条件之恶劣和劳役之繁重、艰苦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战俘们一个个瘦骨嶙峋，远不是电影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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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死亡铁路”的澳大利亚战俘和荷兰战俘（1943年），一个个骨瘦如柴，远不是人们在电影（桂河大桥》里着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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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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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32. 众多“辛德勒”，众多“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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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纳粹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直至“最终解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不少人像施罗德船长那样，向犹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53年以色列议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从它建成起，到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领导人都会到这里进行悼念和谢罪。安格拉·默克尔第一个总理任期从2005年11月开始，2006年到访以色列便曾这样做。不知日本领导人是否会想到这对他们是一个提醒，应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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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纪念遇难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纪念那些冒着极大风险、甚至牺牲自己生命救助犹太人的各国非犹太人士，他们被称为“国际正义人士”。截止到2012年1月1日，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共授予来自47个国家24,356人这个荣誉称号。这些人里最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就是1993年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所以有“英国的辛德勒”、“瑞典的辛德勒”等说法。该片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从他的姓“Spielberg”来看，应该是德国犹太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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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过犹太人的企业家并非只有辛德勒一个，德国著名大企业博世公司创始人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1861—1942），就以生产需要为由，保护了不少犹太员工。荷兰飞利浦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当时负责公司事务的弗里茨·飞利浦，也以同样理由庇护了382名犹太员工。该公司立陶宛工厂负责人，同时也为荷兰领事馆工作的扬·兹瓦腾蒂克（Jan Zwartendijk，1896—1976），为大量犹太人（约6,000~10,000名）办了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厄运。在这方面，德国负责军工生产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与希姆莱、戈培尔等人的矛盾，客观上提供了一定条件。首先，公司里确有许多重要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是犹太人，离了他们，生产经营困难重重。其次，虽然德军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人员损失都很少，但从进攻苏联起减员就非常严重，为补充兵员，不但放宽了征兵年龄限制，还不顾斯佩尔反对把大量工人、包括熟练工人乃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征召入伍，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还有苏军战俘）成了最廉价而且维持生产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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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几千名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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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过许多犹太人的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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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兹瓦腾蒂克那样通过办理签证帮助犹太人逃脱厄运的外交官很多，其中就有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从1938年到他1940年5月奉调回国，两年间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已无从准确知晓，但从现在见到的签证看当以千计，一份1938年6月的签证号码是200号，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的签证号码为1906号，说明仅约半年时间就签发了近2000份签证。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也不顾外务省训令，给犹太人（其中不少是从波兰逃亡到立陶宛的犹太人）发放了超过2,000份签证，并且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让他们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太平洋岸，再转往其他地方。后来有人问杉原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犹太人也是人，他们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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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外交官里，最应该说一说的恐怕就是瑞典人拉乌尔·瓦伦别格（Raoul Gustaf Wallenberg，1912—1947？），他在救助匈牙利犹太人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匈牙利是犹太人众多而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受十月革命影响1919年春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要领导者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1939？）便是犹太人。但它存在仅133天，8月1日即以失败告终，军队领导人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1957）成立没有国王、由他担任“摄政”的匈牙利王国。注意，匈牙利人和我们一样，姓在前而名在后，这与其他欧洲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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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霍尔蒂开始效仿纳粹德国，实行歧视、限制犹太人的政策。到1941年8月，先后发布了三个反犹法令，不过没有大量逮捕、驱逐犹太人，更没有把他们送往纳粹集中营，这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差别明显。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惨败，参战的匈牙利第2集团军也受到重创。3月霍尔蒂任命卡莱·米克洛斯（Kállay de Nagykálló Miklós，1887—1967）为总理，取代亲纳粹的巴多希·拉斯洛（Bárdossy de Bárdos László，1890—1946）。卡莱政府拒绝配合纳粹德国大量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往波兰境内的集中营，并且秘密与英、美西方同盟国接触。这当然是希特勒不能允许的，1944年3月德国派兵占领了匈牙利，霍尔蒂被软禁并被迫任命亲纳粹的斯托扬·德迈（Sztójay Döme，1883—1946）为总理。斯托扬上台后立即全面配合纳粹大量逮捕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往波兰。前面说到过的“犹太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便于这时来到匈牙利专门负责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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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刻，1944年7月，拉乌尔·瓦伦别格被派到布达佩斯担任瑞典王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在使馆其他人员、尤其是二等秘书佩尔·安格尔（Per Anger，1913-2002）协助下，给许多犹太人发放了“保护护照”（Schutz-Pass），称他们是等待回国的瑞典国民。又以“瑞典图书馆”、“瑞典研究所”等瑞典资产名义租用32幢房屋供犹太人居住，以避开纳粹的搜查。还有一些犹太人直接就在瑞典大使馆里避难。通过各种形式得到救助的犹太人不下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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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1945年1月17日瓦伦别格被苏军逮捕，此后下落不明。后来苏联官方称他已于1947年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去世，但被捕原因、死亡经过等至今都不清楚。1983年以色列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上面用希伯来文和英文引用了《圣经·旧约·箴言》的一段话：“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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