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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给张伯伦发来电报，只有两个词：“Good Man”（好人）。但一直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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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英国的张伯伦，在伦敦机场向人们展示有他和希特勒签字的《慕尼黑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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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这样一条致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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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英“背弃忠实的盟国”，还有两个国家也对捷克施加压力，提出领土要求，迫其就范，那就是与捷克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的波兰和已经与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的匈牙利。就在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提出警告、丘吉尔向伦敦报界发表声明的9月21日，波兰提出得到捷克北部波兰人聚居区特青的要求，第二天匈牙利也要求得到匈牙利人聚居的卢塞尼克地区。为此两国分别调兵到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边境，做出要配合德国“动武”的样子。苏联和捷克不接壤，按照与捷克签订的条约出兵援助就必须假道波兰，但波兰政府拒绝让苏军过境，。9月23日苏联政府向波兰发出警告：如果波兰侵犯捷克，苏联将废除《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但这时的波兰政府一心只想从“助桀为虐”中分得一杯羹。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波、匈两国果然如愿以偿，波兰得到约1,650平方公里土地，但那里228,000居民中倒有133,000人是捷克人；匈牙利得到近2,000平方公里土地，上面居住着约50万匈牙利人和27万斯洛伐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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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慕尼黑协定签字以后，苏联仍然努力促使英、法、苏三国结成反对纳粹德国的同盟，最好还加上与法、苏两国都签订了互助条约的波兰。1939年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建立“三国同盟”的建议，但鉴于事态的发展，也不得不做另一手准备。5月3日，坚决反对纳粹侵略政策、一直致力于促成英、法、苏三国结盟的李维诺夫“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由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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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发出了政策调整的信号，8月12至21日苏联仍然和英、法两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尽管英、法两国都只派出级别很低的代表，苏联仍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挂帅”，再次提出三国结成同盟并签订军事条约的建议。但是，英、法两国以及波兰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终于做出重大政策调整。22日伏罗希洛夫对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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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去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的时候，我们等待法国的音信，但始终没有消息。我们的军队是准备着的，……法国和英国政府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谈判都一味拖延，而且已经拖延太久了。既然如此，出现某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是不能加以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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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这段话后来被丘吉尔引用，写进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显然，法国军事代表团回国后向政府如实做了汇报，法国也通报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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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伏罗希洛夫说这些话的第二天，8月23日，“出现某种政治事件”便由“可能”变成现实。这一天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全权证书到达莫斯科，直接见到斯大林，当晚就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通常称为《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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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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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刚好一个星期，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就发动了对波兰的“闪电战”。在苏台德危机中助桀为虐分到一杯羹的波兰无疑是做好了配合德国入侵捷克准备的，但却没有做好抵御德国侵略的准备。一周以后，纳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通告说，波兰战事“进展之神速甚至也出乎我们的预料”，希望知道“苏联政府的军事意图”。9月15日又对苏方表示：“欢迎苏联现在就采取军事行动”。9月17日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表示鉴于波兰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同波兰缔结的一切协定也就失去效力。也就在这一天，按照此前与德国签订的条约，苏联出兵至“寇松线”。波兰再次亡国，这时发生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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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苏联占领的“寇松线”以东地区，不少犹太人要求回到被德国占领的“寇松线”以西去。《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牧惠先生《排队送红包去哪里》、5月2日严秀先生《前苏反犹问题真相待考》，都提出这个问题，似乎“苛政猛于虎”，在犹太人眼里社会主义的苏联比纳粹德国还要坏。牧惠先生引用《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话说：“盖世太保代理人急切地接受贿赂，发了财，并且把这些人直接送到毒气室去。我们完全无法阻止他们。……他们本应知道德国人是怎样处理犹太人的。”他感叹道：“明明知道回去后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仍排着长队，送上红包希望尽快地回到老家去，而不选择社会主义的苏联呢？”这里赫鲁晓夫的话有误，倒是严秀先生那个“很不成熟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些犹太人当时对希特勒要彻底消灭一切犹太人的政策可能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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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波兰犹太人“希望尽快地回到老家去”，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他们中不少人是1921年《里加条约》签订以后移居到“寇松线”以东地区的，现在想回“老家”。他们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普遍较高，担心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会被当成“资产阶级”甚至“人民的敌人”。其二，纳粹反犹政策有一个发展过程，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是1942年簸箕湖会议才定下来的，1939年的政策还是“排犹”而不是“灭犹”。犹太人不可能知道“回去后是死路一条”，许多人还在做到德占区以后被驱逐出去、流亡他国、开始新生活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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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现在人们熟悉、但知道得并不清楚的“卡廷事件”，那得专门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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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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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38. 卡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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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红军进驻“寇松线”以东地区时，波兰军队没有抵抗，几十万人成为苏联战俘。约25万人被就地释放，约12.5万人被送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中42,400名士兵随即被释放，另外43,000名出生在“寇松线”以西的士兵被转交给德国。这样，到1939年11月19日，战俘营里大概还有4万名波兰战俘，包括约8,500名军官、6,500名警官，其余为士兵。逃亡到苏联的还有约32万波兰平民，一些人后来加入了在苏联重新建立的波兰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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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就处理波兰战俘问题专门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数量庞大的波兰战俘对正在备战的苏联是一个很大的包袱，要花费不少财力、物力，还认为他们当中许多人对苏联持敌对态度，是一个安全隐患。报告建议先除掉军官，这样士兵们就闹不起事来。报告很快得到斯大林批准，4月初，处死行动开始在卡廷等地秘密进行，枪杀了两万多人，主要是军官，包括14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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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5日，在英国政府斡旋下，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Eugeniusz Sikorski，1881—1943）和苏联驻英大使伊凡·麦斯基开始谈判，7月30日签署《西科尔斯基-麦斯基协定》，决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8月14日双方在莫斯科签署军事同盟协定，1941年年末西科尔斯基亲率多名高官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同意在苏联境内建立对德作战的波兰军队，并根据西科尔斯基提名由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Władysław Anders，1892—1970）指挥，通常称“安德斯军”，即后来的波兰第二军。长期不和甚至敌对的两国关系开始出现好转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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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基出生在一个俄罗斯化的波兰人家庭，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圣彼得堡大学开除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长期居留西欧，1912—1917年在伦敦期间结识了包括萧伯纳在内的不少英国名人。十月革命后回国从事外交工作，曾经在伦敦、东京、赫尔辛基等地任职。1932年重回伦敦，担任苏联驻英大使，直到1943年，他和丘吉尔、艾登都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麦斯基会说英语和法语，而艾登毕业于牛津大学，主修东方语言，法语、德语、波斯语都讲得很流利，也会俄语和阿拉伯语，这为两人交流、沟通带来了便利。“二战”期间，他和驻美大使李维诺夫是苏联两个最重要的外交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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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服装、食物组建起来的“安德斯军”却拒绝在苏联战场与德军作战，1942年正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吃紧的时候，它的77,000名战斗人员以及约41,000名波兰平民却取道“伊朗走廊”离开苏联，经伊拉克到达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成为波兰流亡政府主要军事力量。这一事件使本来对波兰流亡政府就缺乏信任的苏联对他们更不信任，改而扶持波兰人中的亲苏势力。1943年4月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破裂，6月成立“波兰爱国者联盟”，另行组建“波兰人民军”，由齐格蒙特·贝林将军（Zygmunt Henryk Berling，1896—1980）指挥，通常称“贝林军”。1944年3月改组为波兰第一军，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此后历次战役，包括解放华沙和最后解放柏林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