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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抗集团计划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1938年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时将他以及纳粹其他重要人物逮捕，以战争罪把他们送上法庭。但由于英、法两国固执地执行绥靖政策，和德、意法西斯签署《慕尼黑协议》，希特勒无需动武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将军们也就失去逮捕他、把他送上法庭的理由。不过那时贝克已经因抗议希特勒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政策辞去总参谋长职务，由他的副手弗朗兹·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1884—1972）接任。哈尔德同样是反对希特勒战争政策的，计划中逮捕希特勒的命令便将由他发出，在这件事上可说是也“接”了贝克的“班”。逮捕希特勒的计划没能付诸实施，参与此事的将军和军官也就没有暴露。然而，作为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也就身不由己地随之运转。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战死沙场，成为他们反对、但没能阻止的那场战争的牺牲品。法国战役后哈尔德也晋升大将，不过1942年2月24日就被转入预备役，此后再没获用。7月20日刺杀行动失败，第二天他也被捕，尽管没有找到他参与此事的证据，希特勒还是认为他可能是反对派领袖，将他送进集中营。幸而1945年5月4日在提洛尔和其他囚犯共140人被美军解放，在美军战俘营囚禁两年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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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内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联邦德国著名作家和电影导演威尔·贝尔托德（Will Berthold，1924—2000）写过一本《谋刺希特勒的42起案件》（Die 42 Attentate auf Adolf Hitler），1981年由慕尼黑的威廉·戈尔德曼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的42起案件只有4起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前，其余都发生在他上台以后，而且大多数是由军队里的人策划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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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斯陶芬贝格成功引爆了维塞尔·冯·洛林霍温上校（Wessel Freiherr Freytag von Loringhoven，1899—1944）为他藏在公文包里的炸弹，希特勒的位置距炸弹很近（图中位置①），但竟奇迹般地没被炸死，甚至没怎么受伤。原来，陆军副总参谋长阿道夫·霍辛格（Adolf Heusinger，1897—1982）的助手海因兹·布兰德上校（Heinz Brandt，1907—1944）为了能看清地图把那个公文包移动了一下，移到结实厚重桌腿的另一侧。布兰德自己紧靠炸弹（图中位置④）当即被炸断一条腿，第二天不治身亡。受伤者中还有三个人后来也因伤重身亡，即空军参谋长君特·科尔滕上将（Günther Korten，1898—1944，图中位置③），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施蒙德（Rudolf Schmundt，1896—1944，图中位置⑦），速记员海因兹·别尔格（Heinz Berger，图中位置）。希特勒旁边的霍辛格（图中位置②）受伤不重，盖世太保怀疑他与事件有关，也被逮捕。后因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而于10月释放，但被转入预备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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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20事件”后，戈林视察爆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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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爆炸发生时“狼穴”内希特勒及其他人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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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月20日事件”，已经出过许多书，还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尽管“细节”有多种“版本”，不尽相同，但基本轮廓人们已不陌生，这里就不再赘述。根据档案资料，由于这个事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至少有7,000人，其中4,980人被处死，包括维茨勒本和被迫自杀的隆美尔2名元帅（另有克鲁格元帅自杀）、19名将军、26名上校、2名驻外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长以及3名国务秘书，还有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这些人里，89名最重要的犯人是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的，而且希特勒下令：“要像牲畜那样绞死”。没有用一般的绞刑架，而是用琴弦钢丝把犯人“挂”在屠宰场用的大铁钩上。希特勒还命令审判和处决都要拍成电影，立即送他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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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很早就知道德军内部反抗集团的存在，并曾答应参加他们的行动。1941年底他接替博克担任中央集群司令官，而中央集群参谋长赫尔曼·冯·特列斯科将军（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就是反抗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接受希特勒一笔重金（有资料说50万马克）受到特列斯科批评，他表示接受批评并同意会见密谋集团主要人物戈德勒，后者是在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Canaris，Wilhelm Franz，1887—1945）安排下乘飞机秘密前来中央集群司令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的。会见时克鲁格答应在希特勒下一次到东线视察时逮捕他，但后来他又一次接受希特勒的“礼物”，改变主意，还阻止了特列斯科的一次刺杀行动，不过也没有告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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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时，克鲁格正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与斯陶芬贝格刺杀行动“同步”，德国驻法占领军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将军（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下令逮捕了驻巴黎的党卫军、盖世太保主要官员，并且和空军上校凯撒·冯·霍法克（Hofacker，Cäsar von，1896-1944）一起会见克鲁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这时克鲁格已经知道希特勒没有死，回答道：“可以呀——如果那头猪已经死了！”（Ja – wenn das Schwein tot wäre！）。这一次他仍然没有告发他们。8月17日他被解除职务，并且被召回德国。克鲁格自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途中服氰化物自杀，给希特勒留下一封遗书，规劝“必要时结束无望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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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图尔普纳格很快就被逮捕，8月30日受审，被判死刑并且当天就执行。霍法克与他同日受审、同样被判处死刑，但12月20日才执行。两人都是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的。在“人民法庭”上霍法克说真正有罪的是希特勒，并表示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亲自执行刺杀任务。另一个在法庭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维茨勒本元帅，他对弗赖斯勒及其他法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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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把我交给刽子手，可是不出三个月，受尽折磨的愤怒的人民就将追究你们的罪行，把你们的尸首从街上的污泥浊水里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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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说这个事件涉及的德国将军里有3名大将，即贝克、赫普纳和弗洛姆，其实还有并未参与其事但也于第二天被逮捕的哈尔德。弗洛姆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在得知希特勒没被炸死以后反过来逮捕了贝克将军、斯陶芬贝格、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阿尔布列希特·冯·奎恩海姆上校（Albrecht Ritter Mertz von Quirnheim，1905—1944）以及斯陶芬贝格的副官维尔纳·冯·海夫滕中尉（Werner Karl von Haeften，1908—1944），贝克自杀未死，弗洛姆命令士兵补枪毙命，其余四人则于21日零时10分被他下令枪决，这显然有杀人灭口、洗清自己之嫌。零时30分德国著名特战部队指挥官、以成功营救被囚禁墨索里尼闻名的奥托·斯科尔兹尼率党卫队赶到，虽然没能留住那些重要“活口”但制止了继续杀戮。弗洛姆自己随即被捕，9月14日被开除军籍，1945年3月7日以平民身份受审，被判死刑，3月12日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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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图尔普纳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均为上将，两人在巴黎和在柏林的任务类似，都是要逮捕那里的党卫队、“盖世太保”等纳粹死硬分子。推翻希特勒统治以后，计划在新政府里由奧尔布里希特担任国防部长。除他们两人外，牵涉到的还有另外7名上将，而总共9名上将里只有2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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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部队司令官，曾经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他有幸未被“盖世太保”逮捕，1945年5月4日被美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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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费尔吉贝尔（Fritz Erich Fellgiebel，1886—1944），德军通信兵司令，刺杀事件发生时正在“狼穴”，最先电话告诉在柏林的弗里茨·梯勒中将（Fritz Thiele，1894-1944）：“可怕的事发生了！元首还活着！”（Etwas schreckliches ist passiert！Der Führer lebt！）随即被捕，8月10日被弗莱斯勒判处死刑，9月4日在鳊鱼湖监狱执行。附带说说，梯勒也于同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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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林德曼（Fritz Lindeman，1894—1944），炮兵上将，事发后一度逃亡隐匿，但还是被“盖世太保”逮捕，逮捕时受了重伤，死在医院里。帮助他逃亡、隐匿的五个友人全都被捕，其中三人1944年11月30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两人1945年4月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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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冯·拉伯瑙（Friedrich von Rabenau，1884—1945），以1936年受贝克将军之命建立德军中央档案馆闻名，有许多军事著述，而且是一名基督教神学家。他很早就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在贝克与戈德勒之间起联络作用。被捕后未经审判，1945年4月15日在巴伐利亚弗洛森堡集中营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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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奧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1890—1946），主要负责军需方面的工作，1938—1939年就与贝克、戈德勒等人密谋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但并没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行动。10月11日被捕，先后关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1945年4月末和另外140人（其中有哈尔德）被转到提洛尔，5月4日在那里被美军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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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瓦格纳（Eduard Wagner，1894—1944），“7·20事件”主要实施者之一，斯陶芬贝格从“狼穴”返回柏林的飞机就是由他安排的，23日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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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7·20事件”被处死的上将里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潜艇指挥官在地中海有击沉18艘舰船的纪录，但很早就开始做情报工作，他西班牙语和英语都说得很流利，还会另外四种语言。1935年1月1日起担任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直到1944年“7·20事件”后被捕，超过9年，其间1940年晋升海军上将。1937年他仍然支持纳粹，把德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但到1938年“苏台德危机”就站在了计划逮捕希特勒的军官们一边，曾经和贝克将军、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Heinrich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882—1951）一起派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钦（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到英国，游说丘吉尔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1881—1957），这两人都是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但如前所说，没能改变当时英国掌权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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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94年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920—），就是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儿子。1944年1月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钦曾经鼓励他的儿子、中尉军官埃瓦尔德-海因里希（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1922—2013）用自杀式袭击的办法刺杀希特勒，但未能实施。埃瓦尔德自己在“7·20”事发第二天即被逮捕，1945年2月23日被判处死刑，4月9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儿子则有幸逃过一劫，2013年才去世，成为反抗集团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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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纳里斯掌管下，德国军事情报局成为反抗集团一个重要据点，核心人物是卡纳里斯的副手汉斯，奥斯特少将（Hans Oster，1887—1945），许多行动都是由他策划的，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后，计划由他担任新政府最高军事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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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很早就对卡纳里斯有怀疑，1944年2月他被解除职务，接着被软禁在家，这样他便没有参与7月20行动的谋划。但7月20事件后他仍然被捕，1945年4月8日和奧斯特以及记者卡尔·萨克（Karl Sack，1896—1945）等另外三人被纳粹党卫队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第二天凌晨在弗洛森堡集中营被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