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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爆炸发生时“狼穴”内希特勒及其他人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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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月20日事件”，已经出过许多书，还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尽管“细节”有多种“版本”，不尽相同，但基本轮廓人们已不陌生，这里就不再赘述。根据档案资料，由于这个事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至少有7,000人，其中4,980人被处死，包括维茨勒本和被迫自杀的隆美尔2名元帅（另有克鲁格元帅自杀）、19名将军、26名上校、2名驻外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长以及3名国务秘书，还有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这些人里，89名最重要的犯人是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的，而且希特勒下令：“要像牲畜那样绞死”。没有用一般的绞刑架，而是用琴弦钢丝把犯人“挂”在屠宰场用的大铁钩上。希特勒还命令审判和处决都要拍成电影，立即送他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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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很早就知道德军内部反抗集团的存在，并曾答应参加他们的行动。1941年底他接替博克担任中央集群司令官，而中央集群参谋长赫尔曼·冯·特列斯科将军（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就是反抗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接受希特勒一笔重金（有资料说50万马克）受到特列斯科批评，他表示接受批评并同意会见密谋集团主要人物戈德勒，后者是在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Canaris，Wilhelm Franz，1887—1945）安排下乘飞机秘密前来中央集群司令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的。会见时克鲁格答应在希特勒下一次到东线视察时逮捕他，但后来他又一次接受希特勒的“礼物”，改变主意，还阻止了特列斯科的一次刺杀行动，不过也没有告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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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时，克鲁格正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与斯陶芬贝格刺杀行动“同步”，德国驻法占领军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将军（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下令逮捕了驻巴黎的党卫军、盖世太保主要官员，并且和空军上校凯撒·冯·霍法克（Hofacker，Cäsar von，1896-1944）一起会见克鲁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这时克鲁格已经知道希特勒没有死，回答道：“可以呀——如果那头猪已经死了！”（Ja – wenn das Schwein tot wäre！）。这一次他仍然没有告发他们。8月17日他被解除职务，并且被召回德国。克鲁格自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途中服氰化物自杀，给希特勒留下一封遗书，规劝“必要时结束无望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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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图尔普纳格很快就被逮捕，8月30日受审，被判死刑并且当天就执行。霍法克与他同日受审、同样被判处死刑，但12月20日才执行。两人都是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的。在“人民法庭”上霍法克说真正有罪的是希特勒，并表示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亲自执行刺杀任务。另一个在法庭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维茨勒本元帅，他对弗赖斯勒及其他法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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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把我交给刽子手，可是不出三个月，受尽折磨的愤怒的人民就将追究你们的罪行，把你们的尸首从街上的污泥浊水里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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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说这个事件涉及的德国将军里有3名大将，即贝克、赫普纳和弗洛姆，其实还有并未参与其事但也于第二天被逮捕的哈尔德。弗洛姆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在得知希特勒没被炸死以后反过来逮捕了贝克将军、斯陶芬贝格、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阿尔布列希特·冯·奎恩海姆上校（Albrecht Ritter Mertz von Quirnheim，1905—1944）以及斯陶芬贝格的副官维尔纳·冯·海夫滕中尉（Werner Karl von Haeften，1908—1944），贝克自杀未死，弗洛姆命令士兵补枪毙命，其余四人则于21日零时10分被他下令枪决，这显然有杀人灭口、洗清自己之嫌。零时30分德国著名特战部队指挥官、以成功营救被囚禁墨索里尼闻名的奥托·斯科尔兹尼率党卫队赶到，虽然没能留住那些重要“活口”但制止了继续杀戮。弗洛姆自己随即被捕，9月14日被开除军籍，1945年3月7日以平民身份受审，被判死刑，3月12日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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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图尔普纳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均为上将，两人在巴黎和在柏林的任务类似，都是要逮捕那里的党卫队、“盖世太保”等纳粹死硬分子。推翻希特勒统治以后，计划在新政府里由奧尔布里希特担任国防部长。除他们两人外，牵涉到的还有另外7名上将，而总共9名上将里只有2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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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部队司令官，曾经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他有幸未被“盖世太保”逮捕，1945年5月4日被美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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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费尔吉贝尔（Fritz Erich Fellgiebel，1886—1944），德军通信兵司令，刺杀事件发生时正在“狼穴”，最先电话告诉在柏林的弗里茨·梯勒中将（Fritz Thiele，1894-1944）：“可怕的事发生了！元首还活着！”（Etwas schreckliches ist passiert！Der Führer lebt！）随即被捕，8月10日被弗莱斯勒判处死刑，9月4日在鳊鱼湖监狱执行。附带说说，梯勒也于同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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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林德曼（Fritz Lindeman，1894—1944），炮兵上将，事发后一度逃亡隐匿，但还是被“盖世太保”逮捕，逮捕时受了重伤，死在医院里。帮助他逃亡、隐匿的五个友人全都被捕，其中三人1944年11月30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两人1945年4月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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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冯·拉伯瑙（Friedrich von Rabenau，1884—1945），以1936年受贝克将军之命建立德军中央档案馆闻名，有许多军事著述，而且是一名基督教神学家。他很早就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在贝克与戈德勒之间起联络作用。被捕后未经审判，1945年4月15日在巴伐利亚弗洛森堡集中营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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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奧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1890—1946），主要负责军需方面的工作，1938—1939年就与贝克、戈德勒等人密谋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但并没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行动。10月11日被捕，先后关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1945年4月末和另外140人（其中有哈尔德）被转到提洛尔，5月4日在那里被美军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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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瓦格纳（Eduard Wagner，1894—1944），“7·20事件”主要实施者之一，斯陶芬贝格从“狼穴”返回柏林的飞机就是由他安排的，23日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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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7·20事件”被处死的上将里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潜艇指挥官在地中海有击沉18艘舰船的纪录，但很早就开始做情报工作，他西班牙语和英语都说得很流利，还会另外四种语言。1935年1月1日起担任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直到1944年“7·20事件”后被捕，超过9年，其间1940年晋升海军上将。1937年他仍然支持纳粹，把德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但到1938年“苏台德危机”就站在了计划逮捕希特勒的军官们一边，曾经和贝克将军、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Heinrich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882—1951）一起派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钦（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到英国，游说丘吉尔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1881—1957），这两人都是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但如前所说，没能改变当时英国掌权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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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94年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920—），就是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儿子。1944年1月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钦曾经鼓励他的儿子、中尉军官埃瓦尔德-海因里希（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1922—2013）用自杀式袭击的办法刺杀希特勒，但未能实施。埃瓦尔德自己在“7·20”事发第二天即被逮捕，1945年2月23日被判处死刑，4月9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儿子则有幸逃过一劫，2013年才去世，成为反抗集团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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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纳里斯掌管下，德国军事情报局成为反抗集团一个重要据点，核心人物是卡纳里斯的副手汉斯，奥斯特少将（Hans Oster，1887—1945），许多行动都是由他策划的，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后，计划由他担任新政府最高军事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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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很早就对卡纳里斯有怀疑，1944年2月他被解除职务，接着被软禁在家，这样他便没有参与7月20行动的谋划。但7月20事件后他仍然被捕，1945年4月8日和奧斯特以及记者卡尔·萨克（Karl Sack，1896—1945）等另外三人被纳粹党卫队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第二天凌晨在弗洛森堡集中营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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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事件”牵涉到的中将有4名，除上面提到的弗里茨·梯勒外，还有保罗·冯·哈塞（Paul von Hase，1885—1944）、卡尔·冯·图根（Karl Freiherr von Thüngen，1893—1944）和古斯塔夫·冯·齐尔别格（Gustav Heisterman von Ziehlberg，1898—1945），这几个人除哈塞外后来都被枪决。哈塞时任柏林城防部队司令，负责实施逮捕柏林首要纳粹分子的行动。但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把任务交给大德意志步兵团的奧托-恩斯特·雷默尔少校（Otto-Ernst Remer，1912—1997），认为雷默尔是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普鲁士军人。雷默尔起初确实按命令做了，但当逮捕戈培尔时后者告诉他元首并没有死，还让他亲自和希特勒通了电话。听到希特勒的声音并且在电话中被元首提升为上校，雷默尔立即180度大转弯，转而去逮捕那些“反叛分子”，包括哈塞将军。8月8日按照希特勒的特别命令，哈塞被绞死在鳊鱼湖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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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功的雷默尔随即被任命为元首护卫旅（Führerbegleit brigade，后来升级为师）旅长，1945年1月晋升少将，年仅32岁，是德军最年轻的少将。战后他和一些人创建了极右翼的“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Deutschlands，社会主义帝国党，简称SRD），1951年5月在下萨克森州议会获得16个席位，10月又在不莱梅市议会获得8个席位。1952年10月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判决该党违宪，但在那之前（9月12日）他们已经自行宣布解散。此外，雷默尔还以否认“大屠杀”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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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将军中，还有两名党卫队高级官员也很值得注意。一个是德国刑事警察局局长阿瑟·内贝（Arthur Nebe，1894—1945），另一个是波茨坦和柏林警察局局长、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国会议员的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多夫（Helldorf，Wolf-Heinrich Graf von，1896—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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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内贝是一名志愿兵，两次因敌方施放毒气受伤。1920年进入柏林刑事警察局做刑事侦查工作，1931年加入纳粹党，成为纳粹在警察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任“党卫队师指挥官”，军衔警察中将。1933年认识反抗组织重要人物汉斯·奥斯特，1938年苏台德危机军官们计划逮捕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首要分子，他曾提供有关情报。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他被希姆莱挑选担任特勤B队指挥官。内贝曾经请求转到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以逃避这项杀人任务，但被贝克、奥斯特等人劝阻，认为他留在盖世太保更能发挥作用。他确实为反抗组织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例如1942年簸箕湖会议后他就向反抗组织提供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信息。然而，留在盖世太保里，也就身不由己地犯下大量杀害犹太人的罪行。7月20日内贝的任务是逮捕并处决希姆莱，事发后他曾躲藏起来，但还是没能逃脱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的命运，1945年3月21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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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多夫1926年就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冲锋队”成员并且是“冲锋队”柏林地区的头目。1933年成为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党卫队领导人，同时被选为国会议员，和戈培尔颇有交情。后来知道，从1938年起他就和反抗分子有来往，1944年7月20日他的任务是指挥所属柏林警察，先是不干预反抗组织的行动，然后帮助新政府维持秩序。行动失败后他即被捕，8月15日和另外三人一起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希特勒得知赫尔多夫参与反抗活动后极为恼怒，命令在执行绞刑时把他放在最后一个，让他先看同伙们怎样一个个痛苦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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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事件”还牵涉到多名少将，失败后许多人也被逮捕并被处死，但也有几个人幸运逃脱，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情报军官鲁道夫·格斯多夫（Rudolf Christoph Freiherr von Gersdorff，1905—1980），他在表弟、反抗组织重要人物赫尔曼·冯·特列斯科的副官法比安·冯·施拉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1907-1980）影响下很早就参与反抗活动，一次刺杀行动便计划由他实施。原来，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要在柏林参观缴获的苏军武器，戈林、希姆莱、凯特尔、海军元帅卡尔·邓尼兹（Karl Dönitz，1891—1980）等首要人物都将到场，格斯多夫被安排引导他们参观并为他们讲解。他在大衣口袋里藏了两枚定时爆炸装置，计划届时与希特勒同归于尽。然而希特勒只匆匆走过展区没怎么看就离开了，他只好进洗手间在最后一秒钟停止引爆，幸运地未被发现。1943年4月，作为德军中央集群情报军官他偶然发现了“卡廷事件”群葬坑，这使他顿时成为知名人物，也就没有人想到他会与反抗集团有关。1944年7月20日他参与了爆炸器材的准备，但由于知情者没有人供出他来，使他成为少数逃过此劫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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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冯·布舍-斯特莱托斯特上尉（Axel Freiherr von dem Bussche-Streithorst，1919—1993）是另一个有幸逃过劫难的人。1942年在乌克兰西部城市杜布诺目睹德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促成他加入反抗分子行列。杜布诺是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城市，有约12,000人被杀害，占该城战前居民的59%。1943年11月希特勒要在东普鲁士“狼穴”观看德军新式冬装制服展示，布舍身高超过两米，金发碧眼，具有典型的北欧日耳曼人特征，被挑选来担任新军装模特。他计划在新军装大衣袋里暗藏两枚手榴弹，届时引爆与希特勒同归于尽。新军装展示的日期定在11月16日，但就在前一天运载新军装的火车遭盟军轰炸没能运到，展示只好推迟。后来决定1944年2月11日举行，布舍表示愿意再次承担这个任务。但就在1月他在东线战场受重伤失去一条腿，只好改由另一位军官、前面提到过的克莱斯特-施门钦实施。然而展示再次被推迟并最终取消，这个行动也就没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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