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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拟议中新政府的总理，戈德勒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早年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经济与法律，一战入伍，最终军衔为上尉。战后从政，很早就加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那是一个保守、甚至极端保守的政党，因为主张恢复皇室，实行君主立宪制。1922年戈德勒当选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市长，1930年当选德国东部重要城市莱比锡市长。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和科隆市长、后来成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的阿登纳被认为是两位最杰出的大城市市长。1931年12月8日，戈德勒被总理、中央党人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物价局长。那时物价问题是所有人都极其关心的问题，这使他成为全国知名人物。1932年布吕宁内阁垮台时，戈德勒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任的人选之一。纳粹上台以后，1934—1935年戈德勒又第二次担任物价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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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是出生在莱比锡的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逝世50周年，莱比锡决定为他建一座纪念碑。瓦格纳是希特勒最欣赏的作曲家，1934年3月6日希特勒亲临由新古典主义建筑师埃米尔·希普（Emil Hipp，1893—1965）设计的纪念碑奠基仪式，留下一张他和戈德勒合影的相片。瓦格纳是一名伟大的作曲家，但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十分复杂，他赞成阿瑟·德·戈比诺的人种不平等“理论”，并且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与希特勒有共同点。所以，他的作品在以色列曾长期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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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6日，希特勒和戈德勒在莱比锡市理查德·瓦格纳纪念碑奠基典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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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拍摄这张相片的时候，戈德勒和希特勒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他曾经把希特勒视为“开明独裁者”，但纳粹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很快改变了看法。4月1日纳粹发动过一次全国性“抵制犹太商店”行动，而戈德勒在莱比锡就抵制了那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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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秋，乘戈德勒在国外访问之机，代理他职务的纳粹分子汉斯·哈克（Hans Rudolf Haake，1903—1945）拆除了莱比锡市19世纪著名犹太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1809—1847）纪念碑，这使戈德勒与纳粹再次发生冲突。此后又与纳粹当局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发生分歧，终于在1937年3月31日辞去莱比锡市长职务，由哈克接任。哈克1924年就在莱比锡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地方组织，拆除门德尔松纪念碑也是他的一大“杰作”。后来，在1938年11月9日那个“水晶之夜”，他还毁掉了莱比锡6座犹太教堂，包括著名的犹太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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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勒辞去莱比锡市长职务以后，克虏伯公司拟聘请他担任财务部门负责人，但被希特勒阻止。另一家大公司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则不顾纳粹反对聘请他为国外业务负责人，公司创始人、老板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1861—1942）且对他的反纳粹活动“视而不见”，让他得以利用职务之便从1937年到1938年多次访问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以及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所到之处无不提醒人们对纳粹保持足够的警惕。在英国戈德勒曾多次会见丘吉尔、范西塔特等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人士，范西塔特还把一个英国实业家“A.P. Young”介绍给他。那英国人是多家德国公司的商业伙伴，为商业上的事常来德国，两人交往自然不会受到怀疑。然而“A.P. Young”实际上是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间谍，通过他，戈德勒向英国通报了许多信息，并一再敦促英国政府改变对纳粹的绥靖政策。就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前夕，1939年8月26日，戈德勒访问瑞典，还通过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1900—1996），试图说服英国和法国明确支持波兰以制止战争的发生。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奏效。多年以后（1974年），戈德勒发给“A.P. Young”的这些报告以《X文档》为名出版。“X”是当年英国情报部门给他起的代号。杰布后来为筹备联合国做了许多工作，在挪威人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Halvdan Lie，1896—1968）当选联合国首任秘书长之前，他任代理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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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还不该忘记一件事，那就是戈德勒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德国与中国的非正式结盟关系，曾经通过当时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与中国方面联系。1938年希特勒决定对德国远东政策做重大改变，这个消息最早就是由戈德勒“泄露”给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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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戈德勒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治家，但从推翻纳粹统治的大局出发，从1941年起便开始把各种政治力量发展到反抗组织中来，包括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宗教界人士，然而并不包括德国共产党，因为戈德勒和丘吉尔一样都是坚决反共的。这从拟议中新政府成员名单也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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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瑞典是中立国，成为戈德勒还能出访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他和西方同盟国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在那里起他和英国之间联系人作用的是博世公司重要商业伙伴瓦伦别格家族，那是瑞典历史悠久而且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瑞典国内生产总值仍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受那个家族控制。更难能可贵的是瓦伦别格家族和罗伯特·博世一样，都在暗地里支持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博世社会责任意识极强，在工资福利上实行向生产一线蓝领工人和研发技术人员倾斜的方针，1906年博世公司成为德国第一批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还给公众福利事业不少捐助。戈德勒等人能够从事反对希特勒活动，与博世的支持、资助分不开。在公司内部，博世还以生产、经营需要为由保护了不少犹太员工和其他被纳粹追捕的人士。1942年3月12日罗伯特·博世去世，继任者仍然坚持了他这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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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瑞典之所以未遭纳粹德国侵略，一个重要原因是向德国提供铁矿石。瑞典北部基鲁纳铁矿是苏联以外整个欧洲最大的铁矿，而且是地质研究程度最高的矿床之一（长期是地质教科书上介绍的一个矿床实例）。铁矿石和石油是纳粹德国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矿产资源，铁矿石主要就得自基鲁纳。运输线路有两条，一条经芬兰，通过波罗的海运到德国，这条线路陆上距离很长而海运部分冬天不能通行。另一条则是冬天可以通行的线路，先经铁路经不长距离运到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那是北欧少有的不冻港，再经北海运到德国，可以说那是德国钢铁工业的生命线。法国战役之前德国首先攻占了挪威，便是为了保证这条运输线路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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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行动失败后戈德勒逃离柏林，8月12日在西普鲁士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现在波兰的“Kwidzyn”）被捕。9月9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45年2月2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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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色小乐队”有联系，还有一个主要由普鲁士贵族组成的“持不同政见”集团，因为经常在西里西亚小村庄克莱骚（Kreisau，现在波兰的Krzyowa）毛奇伯爵的庄园聚会，被盖世太保称为“克莱骚集团”。核心人物是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约克·冯·瓦尔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904—1944）和亚当·冯·特洛特男爵（Adam Freiherr von Trott，1909—1944），三人都出自普鲁士贵族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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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伯爵是普鲁士名将、普奧战争和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老毛奇”（Moltke der Ältere，全名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的侄曾孙，但不要把他误当作“小毛奇”（Moltke der Jüngere），因为称“小毛奇”的是“老毛奇”的侄儿、当过德军总参谋长的赫尔姆特·约翰内斯·路 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1944年1月他就被捕，虽然和“7·20事件”并无关系，但也在1年后被克莱斯勒判处死刑，1945年1月23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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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滕堡伯爵的先祖路德维希·冯·瓦尔滕堡伯爵（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是抗击拿破仑侵略的普鲁士名将，1813年初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瓦尔滕堡取得一次重要胜利，家族遂以“瓦尔滕堡的约克伯爵”为名。祖父保罗·冯·瓦尔滕堡伯爵（Hans Ludwig David Paul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835—1897）是著名哲学家，对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海德格尔有重要影响。在拟议中的新政府里，他将担任副总理的秘书。“7·20事件”第二天被捕，8月8日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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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特男爵的父亲奥古斯特·冯·特洛特（August Bodo Wilhelm Clemens Paul von Trott zu Solz，1855—1938）担任过普鲁士文化部长（1909—1917），最大功绩是对创建德皇威廉学会起了主导作用。该学会“二战”后在哥廷根恢复重建，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有众多研究机构（现在有82个），尤其重视基础性研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德皇威廉学会时期（1914—1948年）产生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时期（1948年以后）又产生了17位，32人得奖全部在三项自然科学奖领域。西方有人做过研究机构排名研究（主要依据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里德国这个学会在科学研究领域排名世界第一，在技术研究领域排名世界第三。在拟议中的新政府里，特洛特男爵将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负责和西方谈判。行动失败后他也被捕，8月15日被判处死刑，8月26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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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5日，苏联红军解放鳊鱼湖监狱前夕，刽子手们还在疯狂屠杀政治犯。由于时间紧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使用断头台和大铁钩，而用了快捷得多的枪毙的办法。这使鳊鱼湖的牺牲者总数达到约2,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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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西柏林市议会决定在鳊鱼湖监狱原址建立纪念希特勒独裁统治受难者纪念馆。尽管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两个德国对峙的时刻，还是决定要纪念所有因从事反对纳粹活动而牺牲的殉难者，不问他们的民族、国籍、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这样在发给参观者的小册子上可以看到19名殉难者的照片和简介，第一名便是原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斯塔姆，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也在其中。1968年7月20日，又在柏林市中心现已改名为斯陶芬贝格街的原本德勒街建立纪念馆。两处纪念馆都常年免费开放，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也要开放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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鳊鱼湖纪念馆有用大石块砌的一堵纪念墙，上有大字：“Den Opfern der Hitlerdiktatur der Jahre 1933—1945”（悼念1933—1945年希特勒独裁统治下的殉难者）。墙前草坪上立着一个大石瓮，里面装着取自各地纳粹集中营的泥土。走进当年的行刑室，人们会觉得自己的心情格外沉重。阳光从穹顶的老式窗户射进来，落在空荡荡的地面上，带来一丝光明，但也让人感觉到幽暗。原来放置断头台的地方，现在常年摆放着一盆鲜花，好像在告诉人们，当生者还活着的时候，为反对法西斯而献身的斗士是不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扮演了同样角色，但在鳊鱼湖纪念馆与靖国神社之间，人们看到的却是巨大的反差。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现实的态度，这不能不让人再次想起伏契克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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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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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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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44. 亲历“希特勒日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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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国期间，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新闻丑闻，就是以“希特勒日记欺骗案”而“小有名气”的伪造希特勒日记事件。出版日期标为1983年4月28日、但我在扉页所注购买日期是4月25日的第18期《明星》周刊，封面便特别引人注目：几本蓝色日记本，下面是一行红色大字“希特勒日记被发现”。这件事似乎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轰动，但研究所同事和学生宿舍邻居反应都很平淡，而且仅仅过了几天一位邻居就对我说：“日记是假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把那一期杂志保留下来，因为它可算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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