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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天还没亮，罗莎就沿着泥泞的交通壕爬往前沿阵地伪装坑，细心、也耐心地观察敌方阵地，等待“猎物”出现。不到半个月（4月17日），她便以消灭13个敌人的战绩被授予荣誉勋章。那是苏联1943年11月专门为作战勇敢士兵设立的军功章，其样式很像当年沙皇俄国为抗击拿破仑入侵而颁发的圣格奥尔基十字勋章。圣格奥尔基是东正教崇奉的俄罗斯保护神，荣誉勋章作这样设计，寓意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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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以后，1944年6月22日，正好是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行动”三周年那天，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格拉齐昂行动”的大规模攻势。那是一次大规模进攻战，罗莎所属女狙击手排被撤销，但得当时第5军军长尼古拉·克雷洛夫（1903—1972）的允许，她得以留在前线。原因之一是她已经小有名气：就在战役打响前几天（6月9日），一家报纸在头版报道了她的事迹，还配发了她胸佩荣誉勋章的相片。战斗首先在白俄罗斯境内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地区打响，罗莎和她的姐妹参加了6月26—28日包围维捷布斯克的战斗、7月8—13日解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战斗。8月，她在战场上俘虏了3名德军。附带说说，克雷洛夫在东普鲁士战役胜利后转往远东参加对日本关东军作战，1962年晋升苏联元帅，1963—1972年担任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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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近两个月，8月中旬“巴格拉齐昂行动”胜利结束，到8月31日，罗莎击毙敌人的数字已经达到42个。9月，苏联红军进入东普鲁士，加拿大两家报纸，1845年创刊的Ottawa Citizen和1883年创刊的Leader-Post同时报道了她在一天内击毙5名法西斯的不凡战绩。9月16日罗莎获得第二枚荣誉勋章，并得到可贵的“探亲假”，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探望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妹。10月17日重返前线，12月12日不幸右肩被击中受伤，但在日记里她只说感觉“热”了一下，还说那只是“两个小孔”。在东普鲁士边境，她又消灭了26名敌人，射击之精准，许多老狙击手也为之赞叹。12月27日，罗莎成为第一批获得勇敢奖章的女狙击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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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但红军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付出沉重代价。1945年1月28日，罗莎在救护一位重伤战友时自己胸部受伤，还没能抢救下火线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战友们把她埋葬在河边一株大梨树下。就在这之前，苏联红军已经核准给她颁发第三枚荣誉勋章，但那枚勋章已经不可能佩戴在她胸前了。战后东普鲁士被“一分为二”，南半部划归波兰，北半部划归俄罗斯（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州）。1953年，罗莎的遗体迁葬到加里宁格勒州兹纳缅斯克城苏联阵亡战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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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年4月参加战斗到1945年1月牺牲，不到一年时间里罗莎就击毙敌人54个（这是得到确证的数字），其中12个是她的“同行”、军中戏称为“cuckoos”（杜鹃）的德军狙击手。狙击手得到这样的诨号不是偶然的，生物学上杜鹃是鸟类一个科，中国人熟悉的布谷鸟便是其中一种（学名Cuculus canorus，大杜鹃），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多为独居鸟类，很少成对或者成群生活。狙击手是单兵作战，这样的作战方式要求他们能耐得住孤独寂寞，而女性似乎比男性更能适应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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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是一个开朗的女孩。对于狙击手，擦枪是每天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同伴们回忆说，她总是一边擦枪，一边唱着歌。她喜欢文学，留下三厚册日记。还喜欢写信，写给家人也写给朋友。1965年她的部分日记和信件出版，对人们了解卫国战争期间战士的前线生活是弥足珍贵的真实史料。在1944年10月10日的日记里罗莎写道：“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米沙·帕那林已经不在人世了。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被杀死了……我知道他爱着我，我也……我已经20岁了，还没有一个亲密的（异性）朋友。”不过日记也有这祥的话：“现在还不是考虑那些事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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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的日记可以看出，在东普鲁士战役打响以后，人们已经开始憧憬战后的和平生活。罗莎表示出想收养战争孤儿的意愿，对于一个刚20出头，还没有谈恋爱，更谈不上成家的女孩子，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如果注意到她父亲在一战中受过伤，兄弟姐妹六人并不都是亲兄妹，其中三个是收养的孤儿，恐怕就不难理解了。苏联是二战生命损失最惨重的国家，20—34岁年龄段男性死亡率高达36.1%（女性也达10.1%），35—49年龄段男性死亡率高达33.2%，49岁以上年龄段男性死亡率也为20.2%，留下战争孤儿之多，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除两个哥哥和罗莎自己为国捐躯外，还有一个弟弟谢尔盖也战死了，有幸见到战争胜利的只有最小的两个弟妹，而这还得感谢他们的家乡远在苏联北方，战火没有烧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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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个子高挑，不着红装着戎装也难掩其天生丽质。由于纬度高，阿尔汉格尔斯克全年平均日气温仅为摄氏1度（最高的7月也只16.1度），一年有6个月在0度以下。那里的各种植物、包括玫瑰，都会抓紧短暂的温暖季节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罗莎牺牲时还没满21岁，恰像家乡的一朵玫瑰，生命虽然短暂，但无比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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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罗莎毙敌54人的纪录，在苏联红军狙击手里远不是最高的，就在女狙击手里也排不到前列。女狙击手中“大妈”级的妮娜·彼得洛娃（1893—1945），卫国战争开始时已经48岁，仍毅然参加红军并且拿起枪在前线作战，总共击毙敌人12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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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玫瑰”罗莎·夏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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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狙击手中的“大妈”妮娜·彼得洛娃和车轻狙击手在一起，照片摄于1943车，当时她已经50岁，毙敌纪录10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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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女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毙敌309人，包括36名敌方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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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有多名女狙击手毙敌纪录超过百名，纪录最高的是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1916—1974）和妮娜·罗布科夫斯卡娅（1925—），分别为309名和308名。帕夫里琴科原来是基辅大学历史系学生，1941年6月卫国战争开始后即“投笔从戎”。原来安排她做战地救护工作，但被她拒绝，坚持要到战斗部队。由于中学时代参加过射击俱乐部活动而且成绩不错，上级同意了，于是成为第25步兵师一员，并且是狙击手。1941年8月击毙两名敌军，取得首次胜利。此后在敖德萨作战，毙敌187名。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作战8个月，到1942年5月，毙敌数已经达到257名。6月她不幸被敌军迫击炮弹片炸伤，伤愈后不久从前线被撤下，改做培训狙击手新人的工作，这样她的纪录便停留在309人上（其中36名是敌方狙击手）。把她从前线撤下是出于保护考虑，因为她已经成为知名人物。战争是残酷的，“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女狙击手总数超过2,000名，大多数都像罗莎·夏尼娜那样为国捐躯了，最终能和战友们一起欢庆胜利的只有约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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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里琴科在西方十分有名，因为1942年下半年她曾经访问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接见的第一位苏联普通公民。她还应总统夫人埃莉诺（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邀请访问了多个美国城市，受到热烈欢迎。访问期间获赠两支名枪，美国赠送的是柯尔特自动手枪，加拿大赠送的是温彻斯特步枪。在英国访问期间到过曾经遭德军轰炸而严重受损的考文垂，那里的工人为苏联捐款购买了三套X-射线透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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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非常注意狙击手的作用，主要用他们消灭德军担任班、排、连长的士官和下级军官。苏军许多高级将领（例如布琼尼、朱可夫）都是士官出身，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这些人在战斗中的作用至为重要。而且只有通过实战取得丰富的作战经验才能称职，不是只经过一般军校培训就能达到的。战争前两年的防御作战，狙击手的作用又格外重要。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以后苏军转入进攻，情况才有变化，但直到柏林战役，仍然可以见到狙击手的身影。罗布科夫斯卡娅和她的女狙击手排，最后战绩就是在那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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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军狙击手大多数还是男性，许多人表现突出，例如瓦西里·克瓦恰提拉泽（1907—1950）。在1944年一次战斗中，他所在小分队一度被敌人包围，他连续击毙多名敌军（不同资料给出的数字少则44名，多的60名），敌军几乎是露头必毙，起了很大震慑作用，使小分队得以顺利突围。克瓦恰提拉泽原来是格鲁吉亚一名普通农民，卫国战争开始后加入红军，并没有受过狙击手训练，起初担负前方观察任务，但不久就被发现凭着普通步枪他的射击也很精准，遂转为狙击手。他共毙敌534名，大部分是敌军军官，先后获授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1945年获授苏联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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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为人熟悉的恐怕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表现不凡的瓦希里·查伊采夫（1915—1991），当时苏联作家、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就采访过他，并且在他的小说《生活与命运》里有所反映。近来许多人知道他，则与2001年英语电影《兵临城下》有关。电影是根据美国作家威廉·克雷格（William Craig，1929—1997）1974年小说《兵临城下：斯大林格勒战役》拍摄的，讲了查伊采夫与德军狙击手埃尔文·柯尼希少校（Erwin König）“决斗”的故事。著名影评人、第一个以影评获普利策奖（1975年）的罗杰·埃伯特（Roger Joseph Ebert，1942—2013），便说它讲的是关于“两个人被置于一种不得不用他们的智慧与技能去杀死对方的地位”。然而，这也就抹去了那场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在德国影片受到批评，认为它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并且美化了战争，为此导演、法国人让-雅克·阿诺（Annaud，Jean-Jacques，1943-）宣布将不再参加柏林电影节活动。在俄罗斯影片更引起参加过那场战争老兵们的抗议，曾要求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禁止该片在俄罗斯上映，不过未被接受。只有在中国，不少人觉得它“好看”。这并不奇怪，因为没见到影评，剩下的只有服务于票房价值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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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写到查伊采夫，但美国作家克雷格写那本小说和格罗斯曼并无关系，他花了5年时间在苏联、德国等地搜集资料，研究了大量档案，采访了数百名那次战役的幸存者，但没能看到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因为那小说虽然早在1959年就写出来了，但在苏联长期被禁止出版。后来由友人“走私”出境，1980年在瑞士出版。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已经是格罗斯曼死后24年。小说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有人认为那是20世纪苏联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甚至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生活与命运》的基调是乐观的；尽管有战争，有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有人们不可想象的苦难，有堪称彻底的破坏，生活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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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伊采夫在乌拉尔山区出生、长大，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在海军岸勤部队服役。得知斯大林格勒战役惨烈之后要求转到陆军，来到斯大林格勒。他没有受过专门的狙击训练，一次偶然机会上级发现他射击精准，才改做狙击手。1942年11月10日之前他便毙敌32名，11月10日至12月17日又射杀225名，其中11名德军狙击手。他还受命训练新狙击手，他的“徒弟”击毙敌人超过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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