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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年4月参加战斗到1945年1月牺牲，不到一年时间里罗莎就击毙敌人54个（这是得到确证的数字），其中12个是她的“同行”、军中戏称为“cuckoos”（杜鹃）的德军狙击手。狙击手得到这样的诨号不是偶然的，生物学上杜鹃是鸟类一个科，中国人熟悉的布谷鸟便是其中一种（学名Cuculus canorus，大杜鹃），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多为独居鸟类，很少成对或者成群生活。狙击手是单兵作战，这样的作战方式要求他们能耐得住孤独寂寞，而女性似乎比男性更能适应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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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是一个开朗的女孩。对于狙击手，擦枪是每天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同伴们回忆说，她总是一边擦枪，一边唱着歌。她喜欢文学，留下三厚册日记。还喜欢写信，写给家人也写给朋友。1965年她的部分日记和信件出版，对人们了解卫国战争期间战士的前线生活是弥足珍贵的真实史料。在1944年10月10日的日记里罗莎写道：“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米沙·帕那林已经不在人世了。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被杀死了……我知道他爱着我，我也……我已经20岁了，还没有一个亲密的（异性）朋友。”不过日记也有这祥的话：“现在还不是考虑那些事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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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的日记可以看出，在东普鲁士战役打响以后，人们已经开始憧憬战后的和平生活。罗莎表示出想收养战争孤儿的意愿，对于一个刚20出头，还没有谈恋爱，更谈不上成家的女孩子，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如果注意到她父亲在一战中受过伤，兄弟姐妹六人并不都是亲兄妹，其中三个是收养的孤儿，恐怕就不难理解了。苏联是二战生命损失最惨重的国家，20—34岁年龄段男性死亡率高达36.1%（女性也达10.1%），35—49年龄段男性死亡率高达33.2%，49岁以上年龄段男性死亡率也为20.2%，留下战争孤儿之多，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除两个哥哥和罗莎自己为国捐躯外，还有一个弟弟谢尔盖也战死了，有幸见到战争胜利的只有最小的两个弟妹，而这还得感谢他们的家乡远在苏联北方，战火没有烧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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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个子高挑，不着红装着戎装也难掩其天生丽质。由于纬度高，阿尔汉格尔斯克全年平均日气温仅为摄氏1度（最高的7月也只16.1度），一年有6个月在0度以下。那里的各种植物、包括玫瑰，都会抓紧短暂的温暖季节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罗莎牺牲时还没满21岁，恰像家乡的一朵玫瑰，生命虽然短暂，但无比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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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罗莎毙敌54人的纪录，在苏联红军狙击手里远不是最高的，就在女狙击手里也排不到前列。女狙击手中“大妈”级的妮娜·彼得洛娃（1893—1945），卫国战争开始时已经48岁，仍毅然参加红军并且拿起枪在前线作战，总共击毙敌人12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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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玫瑰”罗莎·夏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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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狙击手中的“大妈”妮娜·彼得洛娃和车轻狙击手在一起，照片摄于1943车，当时她已经50岁，毙敌纪录10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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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女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毙敌309人，包括36名敌方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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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有多名女狙击手毙敌纪录超过百名，纪录最高的是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1916—1974）和妮娜·罗布科夫斯卡娅（1925—），分别为309名和308名。帕夫里琴科原来是基辅大学历史系学生，1941年6月卫国战争开始后即“投笔从戎”。原来安排她做战地救护工作，但被她拒绝，坚持要到战斗部队。由于中学时代参加过射击俱乐部活动而且成绩不错，上级同意了，于是成为第25步兵师一员，并且是狙击手。1941年8月击毙两名敌军，取得首次胜利。此后在敖德萨作战，毙敌187名。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作战8个月，到1942年5月，毙敌数已经达到257名。6月她不幸被敌军迫击炮弹片炸伤，伤愈后不久从前线被撤下，改做培训狙击手新人的工作，这样她的纪录便停留在309人上（其中36名是敌方狙击手）。把她从前线撤下是出于保护考虑，因为她已经成为知名人物。战争是残酷的，“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女狙击手总数超过2,000名，大多数都像罗莎·夏尼娜那样为国捐躯了，最终能和战友们一起欢庆胜利的只有约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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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里琴科在西方十分有名，因为1942年下半年她曾经访问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接见的第一位苏联普通公民。她还应总统夫人埃莉诺（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邀请访问了多个美国城市，受到热烈欢迎。访问期间获赠两支名枪，美国赠送的是柯尔特自动手枪，加拿大赠送的是温彻斯特步枪。在英国访问期间到过曾经遭德军轰炸而严重受损的考文垂，那里的工人为苏联捐款购买了三套X-射线透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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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非常注意狙击手的作用，主要用他们消灭德军担任班、排、连长的士官和下级军官。苏军许多高级将领（例如布琼尼、朱可夫）都是士官出身，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这些人在战斗中的作用至为重要。而且只有通过实战取得丰富的作战经验才能称职，不是只经过一般军校培训就能达到的。战争前两年的防御作战，狙击手的作用又格外重要。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以后苏军转入进攻，情况才有变化，但直到柏林战役，仍然可以见到狙击手的身影。罗布科夫斯卡娅和她的女狙击手排，最后战绩就是在那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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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军狙击手大多数还是男性，许多人表现突出，例如瓦西里·克瓦恰提拉泽（1907—1950）。在1944年一次战斗中，他所在小分队一度被敌人包围，他连续击毙多名敌军（不同资料给出的数字少则44名，多的60名），敌军几乎是露头必毙，起了很大震慑作用，使小分队得以顺利突围。克瓦恰提拉泽原来是格鲁吉亚一名普通农民，卫国战争开始后加入红军，并没有受过狙击手训练，起初担负前方观察任务，但不久就被发现凭着普通步枪他的射击也很精准，遂转为狙击手。他共毙敌534名，大部分是敌军军官，先后获授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1945年获授苏联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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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为人熟悉的恐怕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表现不凡的瓦希里·查伊采夫（1915—1991），当时苏联作家、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就采访过他，并且在他的小说《生活与命运》里有所反映。近来许多人知道他，则与2001年英语电影《兵临城下》有关。电影是根据美国作家威廉·克雷格（William Craig，1929—1997）1974年小说《兵临城下：斯大林格勒战役》拍摄的，讲了查伊采夫与德军狙击手埃尔文·柯尼希少校（Erwin König）“决斗”的故事。著名影评人、第一个以影评获普利策奖（1975年）的罗杰·埃伯特（Roger Joseph Ebert，1942—2013），便说它讲的是关于“两个人被置于一种不得不用他们的智慧与技能去杀死对方的地位”。然而，这也就抹去了那场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在德国影片受到批评，认为它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并且美化了战争，为此导演、法国人让-雅克·阿诺（Annaud，Jean-Jacques，1943-）宣布将不再参加柏林电影节活动。在俄罗斯影片更引起参加过那场战争老兵们的抗议，曾要求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禁止该片在俄罗斯上映，不过未被接受。只有在中国，不少人觉得它“好看”。这并不奇怪，因为没见到影评，剩下的只有服务于票房价值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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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写到查伊采夫，但美国作家克雷格写那本小说和格罗斯曼并无关系，他花了5年时间在苏联、德国等地搜集资料，研究了大量档案，采访了数百名那次战役的幸存者，但没能看到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因为那小说虽然早在1959年就写出来了，但在苏联长期被禁止出版。后来由友人“走私”出境，1980年在瑞士出版。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已经是格罗斯曼死后24年。小说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有人认为那是20世纪苏联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甚至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生活与命运》的基调是乐观的；尽管有战争，有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有人们不可想象的苦难，有堪称彻底的破坏，生活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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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伊采夫在乌拉尔山区出生、长大，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在海军岸勤部队服役。得知斯大林格勒战役惨烈之后要求转到陆军，来到斯大林格勒。他没有受过专门的狙击训练，一次偶然机会上级发现他射击精准，才改做狙击手。1942年11月10日之前他便毙敌32名，11月10日至12月17日又射杀225名，其中11名德军狙击手。他还受命训练新狙击手，他的“徒弟”击毙敌人超过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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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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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46. 斯大林格勒的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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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再版了十年前出版的《翅膀，女人与战争：二战中的苏联女飞行员》（Wings，Women，and War: Soviet Airwomen in World War II Combat），封面下方是苏联女飞行员莉迪亚·里特维亚克（1921—1943）的照片。“Лидия”昵称“Лилия”，相当于英语“Lily”，即百合。她也确实在自己战斗机座舱两侧各绘了一朵白色的百合花作为标志，由于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她被称为“斯大林格勒的百合花”。不过在西方她却以“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闻名，看来是无意（抑或有意？）把百合误作了玫瑰。西方文化里玫瑰象征着爱情、荣誉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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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王牌飞行员”之称以来，世界上的王牌飞行员已近万名，但只有两个女性，即莉迪亚和她的战友、昵称“Катя”（卡嘉）的叶卡捷琳娜·布丹诺娃（1916—1943）。1921年8月18日，莉迪亚出生在莫斯科，14岁报名参加航空俱乐部，15岁第一次单飞，后来从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的军事飞行学校毕业，在加里宁航空俱乐部做飞行教员。到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虽然还不满20岁，但已经教出飞行员4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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