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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伊始，罗斯福总统宣读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动员的声明，发布了一些关于政府各个部门组织战时配给制，安排民用工业转产军需的消息。关于战况报告和新闻审查制度的内容则直到半个小时后才被提及。真正提到这些内容时的情况表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还没怎么开始考虑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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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息在发布之前都必须遵守两条显而易见的规则，”总统说道，“首先是准确，嗯，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发布出来的新闻绝不能资敌，不能让敌人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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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记者们并不愿意受审查规则的束缚。尽管珍珠港的悲剧凸显了保守军事机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确实渴望着从漫天谣言中发掘出真相。一个记者问道，如果自己从非官方渠道得到了消息，该怎么办？总统告诉他，压在手里，直到军事审查官检查过为止：“战争靠的是陆军和海军，而不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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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还被问到了一些关于珍珠港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他的解答也只是点到为止。有人要他证实在空袭当天早晨，有数千名水兵获准离开基地到檀香山休假，罗斯福总统立刻回击道：“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这事的？他又怎么知道的？”[12]流言这种东西，在平时已然很坏，到了战时，更是可能会给战争努力带来致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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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向全美国发表了开战后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听众达到了破纪录的6 000万人。总统在讲话里重申并强调了几个小时前他在白宫对记者们说过的事情。他说，这种时候出现一些谣言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这却会给美国人民的士气带来沉重打击。“我诚挚地希望我们的人民向所有谣言说不。这些关于大灾难的小道消息会在战时漫天乱飞，必须把它们揪出来扔掉。”敌人将会散布谎言和假消息，以图迷惑和恐吓美国人民，勇敢面对这种宣传战是美国人民共同的责任。任何非官方来源的报道都不足为信。他还向新闻媒体提出了直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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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有报纸和广播电台——所有能够触及美国人民眼与耳的人——我要对你们说：从现在起，在接下来这场战争中，你们为这个国家肩负着最神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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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觉得政府没有公布足够的真相，你们随时有权提出来。但是如果官方渠道没有给出所有的真相，你们无权打着爱国的名号去擅自揣测，发布未经证实的报道，让人民信以为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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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之初，当珍珠港的爆炸声似乎还在人们耳边回响时，新闻媒体的领袖们接受了新闻审查并报以积极态度。没有任何一个编辑、记者或者广播员愿意被指责危害了盟军，无论说其是有意还是无心。所有人都至少在道理上意识到，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绝不应该经由公开发行的报刊落入敌手。一本流行的商业杂志告诉读者：“在记者寻根究底的职业素养和不能向军人背后开枪的爱国道义之间，我们无可犹豫。出版界的自由，并不能允许我们把关于我们优势和弱点的秘密暴露给敌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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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闻管制做得过了头，因此罗斯福的措施很谨慎。他曾表达过他本人对新闻管制的不情愿。“美国人都不喜欢新闻管制，就像他们不喜欢战争一样，”他在珍珠港事件不久后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但是我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适度的新闻管制在战时是十分关键的，而我们现在正处于战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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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确立了这方面的基本政策。只有经过美国陆海两军认证的“战争通讯员”才能撰写关于海外战况的报道，他们的文章也必须先提交军事审查部门，得到批准后才能发表。而美国本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则要严格遵守自主审核制度，因为它们得不到政府的优先审查，也没有什么新机制能强制它们执行。它们被要求遵守“美国媒体战时执行守则”，其中列出了一系列在战争期间不准发表的消息种类，包括部队调动、船只离港、军用品统计数据、天气状况、敏感军事设施或军火工厂的位置。不得提及来自情报渠道的消息，不得报道敌人防御措施的效果，也不得介绍新型武器或技术的开发。由于担心敌国间谍或者破坏分子会通过美国媒体相互联系，报纸被禁止刊登招聘类广告。出于同样的理由，商业广播电台也取消了即兴发挥型和热线型节目，以及“街拍式”访谈。听众们再也不能点歌，也不能广播诸如寻找宠物、俱乐部声明或会议通知之类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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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新闻审查局，来负责相关工作。不久前来到美联社担任执行编辑的资深新闻人拜伦·普莱斯被任命为局长。上任伊始，普莱斯就发誓绝不会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用一些诸如“公共利益”或者“国民士气”之类含糊不清、前后矛盾的概念来限制新闻自由，否则就辞职。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案——这个法案在1942年初仍然有效，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美国总检察长保留了一定的执行权力，但是普莱斯的审查局不会直接惩罚或者起诉报刊，而是代之以聘请一批职业记者来充当“传教士”——这个词是普莱斯本人选的——周游全国，劝说编辑和播音员们遵守守则。普莱斯说，这套自主审查的模式“维护了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的尊严，让每一位作者和每一位编辑都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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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的惨剧到底有多惨，美国公众还不太清楚，但是各种报道和流言已经使人们确信，太平洋上的这座堡垒遭到了日本人毁灭性的一击。在珍珠港遭袭一周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向媒体发表了谈话，承认有多艘战列舰被摧毁，其余遭到重创；他还指出大约有3 000名水兵和其他军人遇难。相关调查正在国会和军队内部同时展开。诺克斯还说“陆海军部队未能保持戒备”，这就意味着当地指挥官失职。[17]于是，夏威夷海陆两军的最高指挥官，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金梅尔和陆军上将沃尔特·C.肖特被解除了指挥权。他们将会被降职降级，被迫退休，并经受九轮无甚意义的质询的折磨，而这只是为了方便华盛顿方面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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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太平洋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混乱而令人不安。就在珍珠港遇袭几个小时后，日本人在长达3 000英里[18]的战线上向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和香港地区的英美两国目标发动了空中闪电战。开战第三天，日本鱼雷机在马来亚外海击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日军进攻部队则已经在吕宋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岛屿的多个滩头上了岸。菲律宾的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率领着他的部队与优势敌军进行着绝望而英勇的战斗——至少，那些从地球另一端传来的简略而且有些混乱的早期战报是让人这样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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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真相还要到多年后才会为人所知，但麦克阿瑟在战争第一天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比金梅尔、肖特完全好不到哪里去。珍珠港遭袭的消息给了他9个小时的预警时间，可麦克阿瑟却依旧躲在他的指挥部里，拒绝和自己的航空兵指挥官联系，尽管后者多次试图联系他。结果，他手下的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的主力由于没有接到命令而排列在机场上，日军对菲律宾周围的第一轮空袭就把它们大部分摧毁在了地面上。华盛顿的头头脑脑对这场比前一次只晚了几个小时的“第二次珍珠港偷袭”沮丧不已，但是大部分普通人对此却一无所知。12月7日的媒体报道只是说发现日军飞机出现在菲律宾空域。三天后，白宫宣布日军攻击了马尼拉北面的航空兵基地克拉克机场，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迄今仍无法报告战斗的详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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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华盛顿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双重标准就一直困扰着历史学者们。菲律宾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正式调查过，麦克阿瑟也从未为自己的错误和玩忽职守给出过解释，他的错误至少和夏威夷方面同样值得被追责，而且原本更加能够避免。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这种差异是美国国内对太平洋战争开局阶段一连串事件的报道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要解除麦克阿瑟的指挥权，那就要立即执行，否则就晚了——而当时并没有立即这样做。到了战争的第二个星期，美国民众的态度已彻底转变。现在他们渴望看到一个血战救赎的故事，来洗刷珍珠港的创伤和耻辱。而远在半个地球之外，麦克阿瑟那支被围攻的军队在既无援军也无补给的情况下与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苦战，这恰恰满足了民众的渴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将领自然也就成了勇敢而高尚的象征，一个顶着主角光环的美式英雄。他的每日战报惊悚而花哨，牢牢攫住了美国人民的情绪。“他穿着时尚，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一位媒体评论员后来如此评价麦克阿瑟，“在62年的人生中，他一直像推炮弹的推杆那样身形笔挺，双眼清澈，面颊红润，只有一点秃顶。他面容平静，言语霸气，软顶帽的前沿给他优雅的外形平添了一抹浪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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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麦克阿瑟的人气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突然就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扶摇直上，他成了美国媒体口中的超级明星，声誉鹊起，人望远非其他将领所能比肩。他的这枚火箭尖啸着从高空划出一条壮丽的弹道，飞过太平洋，直到十年后被哈里·杜鲁门打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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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战役从一开始便毫无胜算，即便日本人不去偷袭珍珠港，结果或许也一样。日军向菲律宾群岛和其他盟军控制区发动的进攻十分熟练，而且占据了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但是麦克阿瑟仍然愿意去打，也希望人们看到他在打仗，美国人则因此对他无比敬仰。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2年3月11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签发了142份媒体公报，其中109份只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麦克阿瑟。很少有某支部队被点名表扬或者嘉奖，这些公报里写的通常只是“麦克阿瑟的部队”，或者“麦克阿瑟的人”。[21]公报常常暗示他正亲赴前线率领部队，但实际上他只是待在马尼拉的司令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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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精通公关的将军清楚一句简短却足以上头条的言论具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会拼尽全力。”战争爆发第五天，他如此告诉记者。[22]当有人提出应该把他马尼拉司令部屋顶的美国国旗撤下以免招来日本轰炸机时，他来了一句：“让国旗飘起来。”[23]这些“金句”都被写进了他的战报，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全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他太知道该怎样摆姿势照相了：身体立正，头略偏向一边，就像竖立在底座上的汉白玉雕像那样。在1941年12月29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上，麦克阿瑟骄傲而坚定地站在那里，目视远方。新闻短片的制作者们纷纷把当年麦克阿瑟检阅部队、向西点军校的学员们讲话，抑或是被法国将领亲吻双颊的纪录片片段翻出来再次播放。美国国会投票同意将哥伦比亚特区乔治敦区西边的一条主干道更名为“麦克阿瑟大街”。红十字会组织了一场“麦克阿瑟周”活动以募集资金。多所大学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授予麦克阿瑟荣誉学位。纽约的一个舞蹈协会把新发明的舞步命名为“麦克阿瑟步法”。[24]黑脚族印第安人把麦克阿瑟“请”进了自己的部落，尊他为“Mo Kahki-Peta”，意即“圣鹰酋长”。纽约的几家出版社抢着出版了麦克阿瑟的“速成”传记——实际上都是极尽吹捧之能事的那种——这些书虽然都是粗制滥造的，但卖得都不错，包括《伟大的麦克阿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平生精彩》，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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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1月26日麦克阿瑟62周岁生日这天，国会山上的参众两院议员扯开嗓门，集体给他送上了生日颂词，每个发言者都争先恐后地高调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25]第二天，《费城纪事》告诉读者们：“他是这场战争乃至整个战争史中最伟大的战将之一。这可是一段传子传孙的历史。”[26]1942年2月12日在波士顿的林肯诞辰纪念日演讲上，曾在1940年总统竞选中败北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提出要把麦克阿瑟召回华盛顿，让他来指挥这场全球战争。“让麦克阿瑟回国来，”威尔基喊道，“让他登上最高宝座。不要让那些官僚和政客阻碍他……让他成为总统麾下所有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样美国人民就可以让这位能人而非愚蠢无知的人来指导他们奋战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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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军事首脑们来说，整个国家都全神贯注地屏息盯着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一个十分让人头痛的难题：事情该怎样收场？有可能去增援麦克阿瑟，或者哪怕只是给他提供一些补给吗？乔治·C.马歇尔上将要求他新上任的副参谋长，最近刚刚晋升准将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全面考察这个问题，给出个解决方案。艾森豪威尔在1935—1939年曾于菲律宾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他比华盛顿的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注意到马歇尔完全没有提到菲律宾对美国人民的“精神影响”，但他也认为这一点是不可能忽视的：“很明显，他觉得任何蠢到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家伙都不配当上准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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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菲律宾既无可挽救，也不能立即放弃，这就是难题所在。菲律宾的守军无法获救，因为盟军手里的船舶、海军力量和空中力量远远不足以打过太平洋，连一丁点这样的力量都使不出来。这样的营救行动只能是徒增这场败仗的规模而已：任何想要突破日军封锁，前往麦克阿瑟部队被困的巴丹半岛的船只，其结果都只能是要么被击沉，要么被俘虏。无论怎么算，巴丹半岛的军火和其他所需的补给品都不可能撑到盟军集结起足够规模的部队并打回菲律宾的那个时候。但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也告诉马歇尔，被围困的守军不应该被“冷血地”丢给敌人。即便军事逻辑决定现在需要止损，美国也毕竟是个大国，需要捍卫自己的荣誉。必须努力通过潜艇、飞机和渗透人员把至少一部分补给送进巴丹半岛。即便这只是杯水车薪，至多也不过把不可避免的最终投降的命运推迟几个星期而已，但“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竭尽所能”。[29]马歇尔同意了，他授权艾森豪威尔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这些象征性的运输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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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抛弃自己军队的意思。他随身带着一把装满了子弹的短枪，发誓绝不会被活捉。但是他年轻的妻子和四岁大的儿子也和他一起待在巴丹半岛外科雷吉多尔岛（又译科雷希多岛）上的地洞里。若是把这位将军和他的家人丢在那里自生自灭，公众会起来造罗斯福的反的。绰号“老爹”的沃森将军是罗斯福总统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助手，他急切地请求总统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还声称他“值得上五个军”。他建议，把这位将军秘密接回澳大利亚，之后让他去指挥最后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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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的日记里，艾森豪威尔在深思熟虑之后记下了这么一段关于麦克阿瑟的极富预见性的评价：“他在现在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但我怀疑他在更复杂的环境下是否还能如此。巴丹半岛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地方：这是公众眼中的焦点，也让他成了公众眼里的英雄；这里具有所有的舞台元素，他则是这里毋庸置疑的统治者。然而一旦离开那里，民意就会把他推到一个新的位置上，而在那时，他对聚光灯的热爱就会毁了他。”[30]当罗斯福总统最终决定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并任命他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时，艾森豪威尔失望地写道：“我忍不住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受到了报界的干扰和‘民意’的裹挟，而不是出于军事逻辑。”艾森豪威尔的角色不在太平洋上——他另有舞台——但是在1942年初，他就预见到了麦克阿瑟将会带给华盛顿领导层的所有麻烦。麦克阿瑟将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在美国媒体上无与伦比的发言权来索要更多的部队、舰船和飞机。他将会拒绝把“欧洲优先”理念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他将会干涉澳大利亚内政。他将会坚持由自己主导太平洋上的海上战争。他将会要求先解放全部菲律宾再向日本发动最后的总攻。艾森豪威尔预见到，在随后战争中的所有阶段，华盛顿的领导层都将不得不去对付麦克阿瑟的个人影响力，因为“公众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超出他自己想象的大英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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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J.金，这个领导着美国海军的板着脸的老水手，决意不沾媒体的边。当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遇袭一周后任命他为美国舰队总司令（COMINCH）时，他是以不出席任何新闻发布会为条件才接受任命的。他说自己此举是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他的幕僚在拒绝采访请求时也会解释说金不希望做“有利或有助于敌人的事情”。[32]但是华盛顿的记者们却正确地猜到金上将对媒体深深的敌意——他认为这些记者只会追逐流言蜚语，是些不请自来的卑鄙小人。根据一位记者的说法，金看起来对记者“如同对待鼠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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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在海军高层中很普遍。海军军官总是将记者们视为害虫——危险的害虫，他们随时会偷走海军的机密。他们对报界以某些个人为中心，尤其是以那些个性鲜明且强势的个人为中心的宣传习惯很反感。这类个人聚焦大部分都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海军军官们相信，这和海军中“集体大于个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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