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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登陆舰排成一长排，艏门打开，跳板像长长的钢舌头一样伸入海中。挤满了人的两栖车随着波浪起伏，等候着向海滩进发的信号。海浪从车辆侧壁上方涌进来，把人们浇透。很快，数百辆两栖车开始在出发线后方绕圈子。没有风，空气中蓝色的废气越来越浓。海军的巡逻艇在登陆车艇中间忙碌穿梭，艇员们忙着设置浮标，通过大喇叭喊出指示。战列舰们则继续向岛屿开火，炮口下的海水被吹起一道道大浪。在一轮接一轮的齐射声中，车艇上的陆战队员们仍然要吼着说话才能听得见。早晨8时30分，按时间计划，第一轮出击的命令下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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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车的驾驶员加足油门，车身前冲，骑到了浪尖上，发动机喷出扇形水雾。其他车上的陆战队员们挥舞着拳头大声鼓励这些第一批离开出发线的战友，不过发动机和舰炮的轰鸣遮蔽了他们的声音。舰炮射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火箭弹从人们头上呼啸而过。重炮射击的声音如同击打着天堂之门，而火箭弹从头上掠过时那声音就像是货运列车开过。驾驶员换挡时，变速箱开始剧烈地震动，连车体都摇晃了起来。这些两栖车逐渐开到了7节的最高航速，开始全速前进。人们从车体前部看过去，小小的佩里硫岛完全被浓烟和烟尘所吞没——他们常会瞥见F6F“地狱猫”战斗机在海滩上空低空盘旋，喷射出橙色的曳光弹，或者舰载俯冲轰炸机从头顶上方直冲而下，把炸弹扔在看不见的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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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栖车靠近礁盘，人们发现日军开始反击了。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弹落在两栖车周围，掀起令人终生难忘的巨大水柱，这些水柱截住了上午的阳光，瞬间把它变成了七色彩虹。敌人看不见这些两栖车，他们只能从烟幕后面盲射。被击中的车辆并不多，但是这些炮火却证明敌人还活着，战斗力几乎完好无损。海滩此时仍然躲在浓烟烈火之后。“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从海底爆发，”20岁的二等兵尤金·B.斯莱奇回忆道，“我们不是在开向岛屿，而是被卷入了一个燃烧的深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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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礁盘时，履带式登陆车队慢了下来。它们颠簸着，履带撞上珊瑚礁时车头会猛地扬起，车身摇晃着从珊瑚礁顶上缓缓碾过。车里的陆战队员们被抛了起来。他们没法继续坐着了，不然尾椎骨就会被椅子撞断，于是他们只好蹲下来，互相搀扶保持平衡：“我们抓牢，摇晃，嘴里咒骂着。”[13]许多履带式登陆车上都装有75mm轻型榴弹炮，它们开始向海滩还击，当然也一样是盲射。进入礁盘后，这里海水很浅，显出一片绿色，水底的沙滩从车体舷外清晰可见。眼前的一片迷乱之中渐渐现出了被掀翻、炸碎的椰子树的影子。此时，银盘般的太阳高挂穹苍，无情炙烤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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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批两栖车爬上橙滩海岸时，舰炮炮击给地面带来的震动开始向内陆推移。两栖车履带压上了沙滩，发动机开始加速，车辆向海滩开了一段后停下来。车辆的尾门“砰”的一声放下，士官们吼道：“我们走！”于是陆战队员们纷纷从车体后部涌出，然后掉头向海滩前方冲去。机枪和步枪火力不停地从看不见的树林深处射来，子弹打在地上噼啪作响，从人们耳边“嗖嗖”地飞过。敌人的重武器也在开火——他们也有直瞄火炮和野战炮。不少第一批登陆的陆战队员在开阔的海滩上战死。其他人纷纷冲进椰子树林寻找最近的掩护——躲在树后，躲进弹坑，或者就地卧倒。高悬在这些人头顶上的是已被熏黑和炸得支离破碎的椰子树，他们眼睛和嘴里进了沙子，鼻子里满是硝烟的气味。这块地方已经被弹坑、倒下的椰子树干、四处散落的大块泥土搞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的地形地貌不仅掩护了向前推进的陆战队员，也掩护了日军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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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和士官们吼叫着要战士们前进，他们必须离开滩头，为后续批次的两栖车和登陆艇让出位置。于是他们剪开铁丝网障碍，在隐蔽处之间跳跃前进。许多人被敌人狙击手打倒。在椰子林的深处有日军的机枪阵地、木头射击掩体和长长的反坦克壕沟。面对这些，陆战队员们只能全力冲刺，发动正面突击，“就像一群印第安人那样吼叫”——美国版的“万岁冲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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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的连在白滩北端登陆，那里有一座岩石海角伸入海中大约200码[15]。日军在海角南面的岩壁上建造了坚固的碉堡和巧妙隐蔽的暗堡。一门布置在无法通行的射击阵地上的47mm反坦克炮一连击毁了几辆还没有来得及抵达海滩的两栖车。K连的陆战队员们发现自己正身处冰雹般的直射火力之下，没有任何藏身之处可找。他们只能拼命挖掘散兵坑，但这里的地面是坚硬的珊瑚礁。从半晌午开始，天气就越来越热，现在已经让人受不了了，所有人都是汗流浃背。日军迫击炮渐渐找准了射程，陆战队的伤员数量便激增起来。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海滩上，看上去根本来不及运走。呼叫医疗兵的喊声此起彼伏。但担架手们自己也被日军的狙击火力放倒。亨特上尉记录道：“伤员们打着绷带、血肉模糊、残缺不全，恐怖极了，人们只能咬紧牙关，强忍着伤痛，痛苦地呻吟和挣扎着。有人要么四肢伸开，要么身体扭曲，要么绝望地等候死亡。还有些人的肠子都流了出来，甚至被整个开膛剖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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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手榴弹令他们在致命火力之下稍得喘息。亨特的陆战队员们把几枚烟雾手榴弹投掷到岩壁下方，遮住了日本炮手的视线，令其只能隔着白烟盲目开火。随后他们派出一个班绕到后方封锁碉堡的后门。这时一名手持肩射火箭筒的陆战队员打出了幸运的一击：火箭弹贴着一门47mm反坦克炮的炮口钻进了碉堡的射击口。黑烟立刻从石壁上的射孔里涌了出来。岩壁里传来了日本人身上起火时的惨叫声，三名敌兵从后门冲了出来，守在这里的那个班立刻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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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午10点，美军三个步兵团已经在2 500码的一长串海滩上了岸。《生活》杂志的一名画家兼战争通讯员汤姆·利跟随第二批登陆部队登上了橙滩。此时日军的迫击炮和火炮火力仍然和一个小时前第一轮登陆时一样密集。海滩和浅水里满是燃烧的或是动弹不得的两栖车，陆战队员们脸朝下卧倒在海滩上，“就像老鼠一样蜷缩着”。利躲进了一个弹坑，迫击炮弹在附近沙滩上爆炸时他就会把头低下来。回望大海方向，他看见陆战队员们踏浪前行，步枪举在头上，身边不断溅起白色的水花。他看见几个人被打死：“有一个人看起来被炸得粉身碎骨，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和一条腿飞到了空中，太可怕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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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没有把他的画板带到岛上，但是眼前这一幕定格在了他的脑海里，终生难以磨灭。后来他为《生活》杂志创作了几幅素描或油画，包括一幅题为《代价》的震撼人心的画作，画面描绘了一位遭受致命伤的陆战队员临死前在海滩上蹒跚前行的场景。他的左半边脸已经血肉模糊，“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发疯似的向前走时，一只胳膊仅存的碎肉如同棍子一般垂了下来。还算完好的另半边脸上露出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绝望无助的忍受神情。他倒在我身后，在白色的沙滩上染出了一片红色”。[17]发表这幅画作几个月后，抱怨声和退订单洪水般涌向《生活》杂志。有人指责利在画作中夸大事实，对此他愤怒地反驳说，他画的正是自己看到的真实场面，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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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滩旁的一片椰子林里，利看到了一个被指定为临时野战医院的大弹坑。医疗兵们每四人抬着一副担架不断来到这里，把担架在地上排成一排。血浆瓶被挂在炸断的树桩上。医疗兵们忙着给伤员注射吗啡，打止血带。一位牧师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着圣经。“看得出，他被伤员们的痛苦和死亡深深地触动了，”利写道，“他看起来非常孤独，只有上帝与他同在，他俯下身来陪伴这些远离家乡、筋疲力尽的人。医疗兵们在死者灰暗的脸庞上盖上披风、衬衫、布块或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把他们抬到海滩上的一处防水棚下排成一排，等候掩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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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军在岛屿西南侧海岸上夺下了一块2英里长，平均纵深约500码的滩头阵地。排雷组挖出了那些没有爆炸的日本炮弹。人们带着成卷的电话线，随意铺设在海滩旁被炸弹翻开的地面和烧焦的灌木丛上。到处散布着战斗留下的痕迹，一堆堆被丢弃的背包、头盔、步枪、箱子、衣服和橡胶救生圈。日本人挖掘的一条长长的反坦克壕沟现在成了第1陆战师的指挥所。第5陆战团及其各营的指挥所也设在附近。D日一整天，这些区域都持续遭到迫击炮火力的猛烈轰击。一个营指挥所（5团3营）被炮弹直接命中，营长和几名参谋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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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仍然在努力勾勒岛上战事的准确图景。无线电员联系不上最前方的部队，无休止的炮击毁坏了野战电话系统，传令兵们不得不在暴露地形上跑来跑去，许多人或死或伤。拉佩图斯将军投入了他的预备队营，然后告诉幕僚们，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当战报传来，他的幕僚们统计出D日当天全师的伤亡是1 111人，至少209人战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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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后，海岸外的军舰打出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和信号弹，保持对交战区域的不间断照明。在鬼魅般橙色和黄色光芒的照耀下，大地笼上了一层恐怖的面纱，宛如异境。黑影摇曳舞动，被炸倒的树木留下的歪歪扭扭的树桩戳在地面上。这一切令外海军舰上的一名水兵联想起了“月球表面”或者是“我在照片上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战场上的无人地带”。[20]日本人一刻也没有消停，一会儿用火炮和迫击炮来一阵炮击，一会儿又派出渗透人员或小部队发动进攻，持续不断，直到天亮。K连坚守着滩头北翼的岩石海角，手指放在扳机上，仔细听着一切可能预兆着新一轮进攻的声响：“吼叫声、沙沙声、含糊不清的人语，抑或是脚踏在石头上的声音。”[21]一旦发现这样的响声，陆战队员们即便看不见也会投几枚手榴弹过去。佩里硫岛上的日军士兵们没有草率发动“万岁冲锋”涌上来，而是利用隐蔽处向前跃进。他们打得很精明，如果攻守角色对调，陆战队也会采取和他们差不多的进攻战术。“日本鬼子们在岩石中间时隐时现，”亨特回忆道，“我能看见他们扁平的棕色头盔。有时候我们很难把他们和自己人区分开来，他们行动太快了。”[22]看不见的狙击手从高大椰子树的顶上射击，打中了那些低着头，自以为已经脱离敌人火力射界的陆战队员。一整晚，敌人从三个方向不停地袭来，K连的官兵们一刻也不得休息或喘息。“数不尽的爆炸、呼啸的子弹、在头顶上呼呼响或者砸在石头上的弹片、沙哑的吼叫声，以及尖声大叫的日本人，使战斗成了惨烈的混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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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破晓前一个小时，地面摸上去仍然在发热，温度大约为27摄氏度。机场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当太阳升起后，雾气很快消散，热浪滚滚而起，地面的景物都被扭曲。这天，阴凉处的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但对于佩里硫岛上的绝大部分陆战队员来说，就连这种阴凉都是难以企及的奢侈。空气湿热而无风。汗水从人们脸上流下来，在迷彩涂料上留下一道道沟痕。灰色的珊瑚沙粘在汗水和油彩涂料上，令他们看上去仿佛戴了一层象牙色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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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陆战队员登陆时都会带上两壶饮用水。到第二天时，水壶基本都空了，就算没空也所剩无几。一个排在机场边缘的一个大坑底部找到了一汪浑浊得像牛奶一样的水，里面全是沙子，但人们太渴了，顾不得这么多，先喝再说。7点刚过，几辆卡车把装在5加仑[24]水桶里的水送到了前线，人们纷纷把手中的搪瓷杯伸进去舀水喝。这些水颜色有些发红，闻起来有一股燃油味，水面上还漂着蓝莹莹的油花。R.V.伯尔金回忆道：“人们喝一口就把它吐了出来，有些人把它喝了下去，几分钟后就会呕吐。有些人甚至一上午都忍着不喝水。”[25]他们后来才知道，储备的淡水是被装在55加仑油桶里运上运输船的，有些油桶没有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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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陆战团的任务是穿越机场，到达佩里硫岛的东部海岸。当他们准备前进时，机场正北面一座陡峭的岩壁出现在了他们眼前，有人将这座令人畏惧的石山称为“血鼻岭”。自从前一天登陆以来，日军就一直从这座山上向美军倾泻火炮和迫击炮火力。有人说自己能“感觉到”高大山顶上那些看不见的敌兵的眼神，这令他们感到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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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刚过几分钟，出击信号来了。陆战队员们纷纷站起身，向机场中央冲去。他们就像训练时要求的那样分散开来，彼此保持8到10英尺间隔。他们全都低着头，跑得很快。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弹在他们身旁爆炸，但他们不会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知道静止的目标更容易被打中。爆炸把大块的泥土掀起来抛向空中。冲刺时，弹片和炸飞起来的珊瑚碎块如雨点般落在人们身上。硝烟和灰尘钻进了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里。伯尔金下士回忆道：“所有的东西都向我们打来——迫击炮、大炮、机枪和步枪。你能听见身边满是弹片和子弹的‘嗖嗖’声和‘啾啾’声。我们就像早餐桌上的虫子那样无遮无拦，我不停地喊：‘快跑！别停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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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莱奇看到自己周围不断有人倒下。烟雾遮住了他的一部分视野，这令他深感庆幸。他脚下的大地似乎在摇晃，耳边满是嗡嗡声。巨大的爆炸声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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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自己飘浮在某个虚幻的风暴中央。日本人的子弹打在地上噼啪作响，曳光弹从我腰部两侧飞过。这些致命的轻武器火力在爆炸的炮弹面前就显得不起眼了。爆炸和横飞的弹片撕裂了空气。成块的珊瑚礁被炸飞，砸在我的脸上和手上，钢铁弹片砸在坚硬的石头上，如同冰雹落在城市的街道上一般。炮弹四处爆炸，就像巨大的鞭炮一样……我们冲得越远，情况越糟糕。巨大的声响和嗡嗡声就如同铁钳一般钳住了我的耳朵。我咬紧牙关，振作起来，做好了随时被打倒的准备。看起来我们没有人能冲过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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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就是个被炸平了的垃圾堆放场，四处堆放着一百多架被熏黑的日军飞机的残骸。所有建筑都被炸毁，但是成堆的废墟和混凝土墙的残垣断壁仍然掩护了敌人。无论计划是什么样的，陆战队员们在接近这些位置时都不得不停下来寻找掩护。一停下来，他们便体会到了炎热天气的可怕。他们的战斗服完全被汗水浸透，靴子里也满是汗水。有几个人还中了暑。他们的脸庞干枯而发红，如同身处严寒一样浑身颤抖着。斯莱奇躺下来，一只一只地抬起脚：“汗水实际上是从每一只鞋子里泼出来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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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小时的机场血战之后，第5陆战团的第一梯队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了东部海岸。他们背靠海滩，在红树林沼泽中构建了一个半圆形阵地，准备迎接接下来一整夜躲不掉的炮击、步兵进攻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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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16日，也就是D+1日下午，橙滩已然是一副海运物资堆放场的模样。滩头管理人员已经接管了这里，大批物资、装备、车辆通过浮桥源源不断来到岸上。[29]指示上岸物资堆放地点的指示牌也被钉在了地上。橙滩的不少地方挤满了板条箱和车辆，只有走路才进得去。战死的陆战队员们被排列在海滩上，眼下掩埋组只能摘下他们的“狗牌”（身份识别牌），把他们埋葬在长长的壕沟中。数百具日本人的尸体大部分都暴尸荒野。他们的口袋和其他财物都被搜了个遍，所有值钱或者有趣的纪念品都被拿走了。一位陆战队员回忆道：“裸露的肚子上流着红色的血。那些还在身上的胳膊和腿奇怪地扭曲着……他们的眼球干瘪，陷进了眼眶里。”[30]他们的皮肤开始变成褐色，苍蝇在身上飞来飞去。死者发出的恶臭很快变得比酷热更加可怕，陆战队员们急忙要来了推土机，好尽快掩埋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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