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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的汉塞尔只好收起他的骄傲，表示说自己对李梅充满信心，但他也婉拒了留下来担任二把手的任命，觉得李梅“并不需要一个副手来掣肘……我自己也不乐意当个傀儡”。[9]随后汉塞尔飞回美国，接管了B-29的训练工作。李梅首先飞到印度的克勒格布尔交出他在中缅印战区的职务，随后在1月18日回到关岛承担起新组建的第20航空队的指挥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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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百姓对这些B-29十分好奇、着迷，甚至是仰慕。无论何时，只要这些遥远的银色十字形飞机出现在头顶上，他们就会涌到街上，伸长了脖子盯着天空。“刚刚开始轰炸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惊喜和好奇的感觉，”东京一名记者写道，“甚至有一点冒险感，还有一点得意，因为虽然只是平民，但我们一样可以分担战争的危险。”[10]警察和民防长官向围观人群大呼小叫，但是许多人还是过于激动，不愿退回防空洞。他们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或许有些讽刺的是，老百姓都在讨论这些“可敬的访客”，甚至把“超级堡垒”称为“B桑”（“B先生”）。东京有个人用望远镜观察了一支“壮观的”B-29编队，然后向邻居的孩子们讲述它们的设计细节和作战细节，让孩子们赞叹不已。[11]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竹山道雄这样描述在1月的一天傍晚飞临首都上空的一支“超级堡垒”编队：“它们通体闪着紫色的光芒，从云中飘然而出，排成常见的队形，太漂亮了。在冬天，它们的后面拖着尾迹，如同水母拖着透明的白色触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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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空袭给日本政府的宣传部门带来了大难题。千百万人目睹轰炸机的到来，瞒是瞒不住了。新闻报道便只好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间左右挣扎——既要蔑视空袭，说它们徒劳无功，又要激发民众的怒气。于是报纸一方面对轰炸机带来的损伤轻描淡写，一方面又夸大了日军高射炮和战斗机击落的轰炸机数量。“B-29的送葬之路”，1945年1月1日《朝日新闻》的头版大标题如此写道。报道说自从五个星期前美军开始空袭关东地区以来，已有550架这种大型轰炸机化为火焰坠落了下来。[13]（截至此时的实际击落数还不到50。）空袭带来的损失常常被形容为“轻微”，但是却没有更详细的报道。新闻中还常常确认皇宫没有被击中，天皇和皇后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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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报道则旨在刺激民众，激起他们复仇的欲望，并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为战争而劳动。《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写道：“只有炸弹落在东京正中央才能惊醒日本人。”[14]还有报道说美军轰炸机瞄准的是医院和学校。1945年1月14日，B-29扔下的一枚高爆弹落在伊势丰受神宫附近，这是日本神道教最受崇敬的神殿之一。神宫并非轰炸目标，也没有受损，但是《朝日新闻》还是暴怒地指责“敌人残暴的野蛮行径”和“真正的恶魔本性”。一篇新闻头条叫嚣道：“诅咒你们！从现在起，等着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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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差不多三年前的杜立德空袭以来，东京的老百姓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新闻报道和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有何差别。从火车和公交车的窗户向外看，他们能看见倒塌的住宅和建筑，以及燃烧的废墟。其间满是各种瓷器、衣服和榻榻米的垫子。人们仔细检查废墟，挖出他们的床铺、鞋子和锅碗瓢盆。难民们把他们仅剩的所有家当挑在肩上，或者向邻居兜售：火盆、书、篮子、褥子，还有蓝白相间的瓷罐。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政府法令而无家可归，拆迁队为了留出城市防火通道而拆掉了整个街区。一名目击者回忆道：“那些被从家里赶出来的家庭三五成群站在路边，悲伤地看着苦力们把他们的家拆成碎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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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7日，72架B-29由于浓云未能找到主要目标，于是将炸弹投在了东京市中心，炸弹落在了银座区周六逛街购物的人群中，几百人被炸死。在那些目睹了这场惨剧的市民中间，政府所谓的“战斗精神”引发了一阵冷嘲热讽。一个叫清泽冽的人在日记中评论道：“日本人的精神催生的想法是，在看见B-29时，他们可以用竹枪或者柔道去对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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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对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其结果令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分析家们得出结论：空袭是摧毁日本民众士气的“最重要原因”。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有影响力——无论是海外的军事失利，还是本土的口粮标准降低——敌机在日本天空的出现，让普通老百姓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能否取胜，并且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对日本城市的战略轰炸“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崩溃和精神崩溃，为日本在盟军登陆之前便投降做出了贡献”。[18]不仅如此，面临空袭时，日本人会更多责怪他们的领导人，而非敌人。“这个时候，日本的地理隔绝以及数百年来的文化隔绝成为不利因素了，”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作者写道，“闭关锁国给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带来的狭隘性，使他们觉得自己不会遭到攻击，其本土坚不可摧。而B-29则粗暴地把他们从安全的幻梦中唤醒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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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性的大火自古以来都是日本城市的心腹之患。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及其后的火灾，这场灾难在东京和横滨摧毁了70万栋建筑，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几年，破坏力接近那场地震的灾难还发生过几次。和日本的其他所有大城市一样，东京也极度易燃。商务楼和工厂周围密布着居民区。那些房屋都是用木头、纸板和薄石灰墙建成，屋顶上覆盖着草席。许多房屋还在用煤油灯和纸灯笼照明，人们在炭火盆上做饭。燃气通过埋藏深度浅且易受损伤的管道送到千家万户，供电也是通过低垂的电线。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的消防队就显得人手不足，装备低劣了，他们还是在僵化的地方政府管理下出任务的。战争爆发后，最强壮和最年轻的消防员被抽走，消防队更是雪上加霜。1945年时，大部分仍然在岗的消防员都是老年人，他们的状态早已不在巅峰，其数量也远远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突发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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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B-29开始反复出现在日本上空时，当局便开始加倍关注民防了。市民们被要求发誓“遵守命令，抛开私念，防空时相互扶助”。[20]所有人都被要求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遇到火星乱飞或碎物落下时，要用衣服裹住头脸以防受伤。每个家庭都必须准备一个装满沙子的铁桶，一架梯子，两把铲子，几桶水，拖把，还有湿毯子。社区会组织大家挖掘隐蔽壕沟，在后院里挖防空洞。检查和演习随时都会突然到来，哪怕是午夜。上野动物园的管理方要求把狮子、老虎和其他大型猛兽尽量无痛地杀死，以免它们在空袭摧毁笼子后跑到东京街上伤人。学生们会在操场上进行防空演习。小孩子们则跟着老师唱歌和打拍子来学习防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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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空袭，空袭来啦！红的，红的，燃烧弹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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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跑，快跑，拿毯子和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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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空袭，空袭来啦！黑的，黑的，炸弹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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捂住耳朵！闭上眼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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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演习和检查日益频繁而扰民，民众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这时候许多人饭都吃不饱，如此例行民防措施只会徒耗人们的体力。一位筋疲力尽的女性说道：“拎着水桶往山上跑，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厌烦的愚蠢打仗方式。”[22]每隔三四个晚上，空袭警报就会把他们从床垫上拖出来，扔进阴冷潮湿的防空洞里。这些防空洞都是老百姓用铁锹和铲子自己挖的，狭窄而且简陋，常常没有灯，也没有地方坐。只要下雨，必定被淹。虚警过于稀松平常，于是当警报和木头梆子的声音响起时，人们只会用枕头盖住头，随它去。当空袭的威胁日益严重时，麻木和抵触反而愈加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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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末，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让非战斗人员和非关键岗位工人撤离城市。大规模的人员疏散可以部分化解空袭的危险，这同时也是缓解公共交通压力的一种手段，并且能够减轻从农村收集粮食的负担。这一行动起初只是公共服务部门发布消息，鼓励老人、儿童、孕妇以及身体虚弱的人——任何无法为战争直接做出贡献的人都可归入此类——搬到乡下的亲戚家住。根据日本内阁1943年12月一份官方声明的说法，“撤离的市民并非仅是从城市撤退和疏散”，而是“会为我们的战斗力做出有益的贡献”。[23]那些在军工厂或者其他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则不允许离开，除非工厂整体搬迁，这种时候工人就将被迫和雇主、同事一同迁移。一列列特别“疏散列车”从东京开出来，里面满载着面色阴郁的市民，他们把所有能带的东西都带在身旁，其余所有家当则丢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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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3年初，儿童就开始根据自愿原则撤离城市，但是到1943年12月时，日本教育省还是开始向城市的学校和父母施压，要求他们把所有小学生送到乡下去。1944年6月30日，美军已经登上塞班岛，日本政府宣布他们已经从全国最大的12座城市强制疏散了35万名儿童。他们被安置在乡村的小旅馆里，会议厅里，庙里，以及被废弃的旅游景区里。[24]11月，B-29的空袭开始了，这时整所整所的学校在老师的监督下乘上喷绘着旭日旗的火车离开城市，孩子们的父母则在月台上挥手道别。到达目的地之后，孩子们会住进拥挤的宿舍，每天24小时在集体生活和工作安排中度过。分配给他们的口粮常常不够吃，孩子们也越来越消瘦，营养不良。一位随同他的学生们一起从东京来到长野的老师回忆道：“孩子们打开午饭饭盒的盖子，看见里面只装了一半时唉声叹气，真可怜。”[25]为补充饭食的不足，他们被派出去采集食物，其中许多都只是勉强能入口而已：蕨类植物的种子和根茎，没长熟的蒲公英，竹笋、蜂斗菜、柿子、卷耳、蒿草，还有水芹。他们会捕捉青蛙和蛇，把它们剥皮烤熟，还会在当地的小溪里捕捞淡水虾、鲤鱼和泥鳅。他们还吃蚂蚱、麻雀、蜗牛和油炒甲虫。根据日本厚生省报告，到战争结束时，这些疏散出来的儿童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只有1 000卡路里，远低于最低饮食需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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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严格规定好的，包括课堂学习和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学生们穿着军服，跟在老师后面列队行进。那些低“军衔”的孩子要向高级别的孩子敬礼，而所有人都会根据他们的表现、态度、个人担当以及是否听话而晋升或者降级。他们要参加为出征军人和“神风”队员举行的欢送仪式，给海外军人写信和寄送“慰问包”，以及迎接运送回国的战死军人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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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进行，疏散走的孩子们花在课堂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为战争服务的时间则越来越多。1944年9月，小矶国昭首相宣布了全民动员令：“值此危难之秋，我们的国家不允许有一个闲人或者旁观者，无论其年龄与性别……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军人。”[27]日本政府发布的一份法令规定，在工厂工作“可视同于教育”，到了1945年，那些饱受人手不足困扰的工厂厂长便要求童工们延长工作时间。最小只有8岁的小孩子都被送进军工厂做工。还有一些小孩则作为农业劳动力，被派去帮忙收割庄稼。在森林里，大批小孩出去采集松果，想要提炼松油以转化出航空燃油，但这是不可能的。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340万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许多人每天的正常上课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小时。[28]“学校里没多少课了，”当时被疏散到茨城县的6年级小学生佐藤秀夫后来回忆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操场的角落挖掘一条反坦克壕。”这是一项重活儿，尤其是对于那些力气小，拖不动多少土的小孩子而言。“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才挖出了一个深度够让老师跳进去的散兵坑，坑的深度刚刚超过头顶。我们被分成组来做这项工作，每个组都负责完成自己的任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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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世隔绝的乡下，孩子们只能知道那些教育省想要让他们知道的事情。教师们则受到监控，不能有任何失败主义的迹象。1944年底，日本又发布了一份新的“国防总动员令”，旨在确保“致力于教育使命的人拥有坚定的胜利信念，并努力激发战斗精神”。[30]疏散出去的孩子们被要求每天记日记，这既是为了练习写作，也是为了记录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日记要交给老师，而老师的打分依据不仅包括一般的语法、措辞、字迹以及文风，还包括其情感表达是否诚挚、热情。中根美穗子当时还是个9岁的小女孩，1945年，她所在的小学整体从东京搬迁到了富山县。她常常会表达出全心全意热爱学习，提升自己，并让老师喜欢自己的心情。在日记里，她保证自己会是个“好孩子”，或者是“更好的孩子”，并且要竭尽全力“成为一个优秀公民”。美穗子热情满满，无论是捡柴火，进行行军训练，采集蒿草，送别新兵，唱军歌，还是迎接战死者的魂灵，都是如此：“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我真心感激他们。”她还记录了自己对敌人的可以想见的仇恨：“痛恨，痛恨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多可恨啊！我就是这么想的。”美穗子从未抱怨过她少得可怜的口粮，即便是里面长了象鼻虫也没有抱怨，而且日记里常常写她的午饭和晚饭“真好吃”。当她被提升为班长时，她十分在乎这一神圣使命：“这样，我就更想当好孩子了，想拿出班长应有的样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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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生俱来的天真、轻信、适应性，孩子们反而会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已经幡然醒悟时仍然保持着对战争的热情。他们并不期望吃得好，因为他们根本记不起那些没有饥饿的时光。他们不介意在军工厂当童工，因为这让他们感觉很了不起，而且还能免于沉闷的课堂学习。为战争制造武器令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性。收集松果送去炼制航空燃油令他们觉得头上飞过的日军战机之所以能升空，自己也是出了力的。而那些在气球炸弹工厂做工的孩子则听说了关于自己的制品飞过半个地球去惩罚邪恶美帝的神奇故事。他们很喜欢这种壮观的战争，喜欢唱歌和列队行军，喜欢被拉去踩踏和撕碎美英两国的旗帜，喜欢每月一次朗读《教育敕谕》，喜欢每天早上做集体早操，他们裸露着上身（女孩也一样），唱着：“消灭美英！一二三四！消灭美英！一二三四！”[32]他们是最后一批仍然相信电台里播放的大捷消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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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战时出生的，”半个世纪后，佐藤秀夫在一份口述历史录音中解释道，“男孩子们喜欢打仗。战争是他们游戏的主题……这简直就成了一种运动。这和小皮孩子们玩的游戏没什么区别，只是规模大一些。”当他的班级被疏散到茨城县的时候他只有11岁。他们被送到一座常常遭到美军舰载机空袭的机场上工作。每次当“地狱猫”和“海盗”战斗机来袭时，秀夫和他的同学们都在操练，他们会笔直地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以证明自己的勇敢，直到坚持不下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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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着它飞来，就能在最后一刻滚到一旁躲开。飞机飞得很低，机翼上装着炮，它们速度很快，直冲你飞来，但这也需要时间。如果它们瞄准的是你，你会知道的。你能看见火球飞来，之后才能听见声音。你会学会根据经验判断火球飞来的角度。入射角45°的火球最危险。那时候你会本能地闭眼。他们常常把这称为扫射，但那不是机枪，那是机关炮，20毫米的，它们的每一枚炮弹都会爆炸。那可不像电影里，你只能看见一小团一小团的烟。在稻田里，泥土都被打得飞起来了，那火球会把水稻连根拔起，还会爆炸，“轰轰轰！轰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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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知道它们没有打中你，你就会站起来开始跑。它们飞得很低，飞行员有时候会打开座舱盖，把头伸出来——美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看着我们。我甚至会向他们挥手。这种事我经历了不下十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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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小矶首相“武装一亿人”的国家政策，疏散出去的孩子们都要训练徒手格斗，好让他们也能在即将到来的本土决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个被疏散到富山县的9岁女孩中根美穗子用她一贯的热情描述了这种“精神训练”：“那十分十分有趣。”她的班级用长枪、木剑和模拟手榴弹进行训练。这些操练和他们的正常文体活动穿插进行，比如闪避球，背人跑，唱军歌，以及捉迷藏。训练时孩子们只穿着内衣，头上扎着画有旭日徽的绑扎带。在“投手榴弹课”里，他们会投掷小球去砸大球，老师说大球代表着敌人的脑袋。之后又是木剑训练：“我们向左砍，向右砍。”当美穗子练习用竹枪突刺时，老师会吼叫：“扎他们！扎他们！”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太有趣了。我很累，但我知道了即使是我一个人也能消灭很多敌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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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8个月之后，关岛已经成了20万美军官兵，2.4万原住居民，以及不知道多少（可能有数千人）藏身灌木丛的日军散兵游勇的家。1945年2月和3月，在建的主要工程项目清单已经在关岛指挥官的战争日志中用小字号密密麻麻记了6页。[35]第5海军工程旅的“海蜂”们一直在拓宽和延长道路，安装足以支撑一座美国大城市的供电、供水和卫生设施。阿普拉港新建成了多条浮箱栈桥，防波堤，以及一条3 900英尺长的堤道，每月的吞吐量已经达到了265艘货船——是战前吞吐量的10倍。新建成的四车道柏油高速公路从苏迈延伸至阿加尼亚，现在是岛上道路网的核心。1.6万原住居民（大部分是查莫罗人）住在岛屿西海岸的三个难民营里。民政部门想要尽快让他们回到自己原先的农田和村庄里，但是在此之前还有许多重建工作要做，而且流窜的日本散兵对外围区域的安全仍然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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