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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观点一致。打击将会选择纯军事目标，而且我们会发出警告声明，要求日本鬼子投降保命。我确信他们不会投降，但我们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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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汉迪在史汀生授权下写出的命令，却白纸黑字写着他已经得到了来自波茨坦的指示。此命令基于临时委员会及其下属子机构的建议，并得到了内阁和总统的批准。一旦炸弹准备就绪而且天气条件允许，就要把它们投向目标委员会选出的四座日本城市。这份命令中没有提到提前警告，军事目标，或者是要避开妇女儿童这些事。选择这些城市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军事属性，轰炸时的瞄准点也没有特别选定那里的军事目标。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符合目标委员会指定的三个条件——这些城市“城区面积较大，直径超过3英里”，“能够被一场爆炸有效打击”，以及“8月之前不大可能挨炸”。[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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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杜鲁门7月25日的日记中就存有一个难以解释的谜团。或许他突然感到恐慌，于是小心翼翼地想要化解。他或许感觉到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会探究他背后的想法，于是想要把自己包装成完全良善之人。若如此，这天的日记就只是惺惺作态，只能让人感觉这篇日记没有反映杜鲁门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著名的座右铭——“责任在我”——就摆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办公桌上的显眼位置。第一枚原子弹在日本第七大城市的中心炸响之后，这位“不推卸责任”的总司令将会把广岛称为“日本陆军的重要基地”。如果能说圣迭戈是美国海军的重要基地的话，那这么说倒也没错。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杜鲁门承担了决定使用原子弹的责任——然而即便到了十年之后他已退休的此时，他也没有承认有意选择了城市作为目标。关于1945年7月25日汉迪将军签发的指示，杜鲁门写道：“这一命令发出后，首次向一个军事目标使用原子弹的车轮便启动了。这是我的决定。我还告诉史汀生这道命令将一直有效，除非我对他说日本接受了我们的最后通牒。”[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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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政府向全世界媒体发布了《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日本武装部队立刻无条件投降，并警告说如果拒绝投降，日本本土将会“全部残毁”：“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109]日本不可再踏上对外扩张之路。军国主义的影响要彻底且永久地拔除。战犯将被送上国际法庭受审。日本需放弃所有海外占领区，日本的主权将永久局限于本土列岛。其海外军队需放下武器，并允许和平回国。盟军将会占领“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的地方，直至确保“穷兵黩武主义”被赶出政府并解除日本的武装为止。允许日本恢复其工业，其经济也将被国际贸易所接纳。和日本政府散布的宣传相反，公告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而且将“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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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拂晓后不久，东京方面就通过旧金山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收到了这份公告。当这份“三方声明”被译成日语并在各省、厅中传阅时，日本的领导人死盯着一个事实：签署这份公告的有美、英、中三国领袖，唯独没有斯大林。他们便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丝机会上。他们知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在波茨坦，和英美两国正密切接触，但是苏联却没有出现在这份最后通牒之上。这是不是意味着苏联愿意插进来行调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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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外相立刻行动起来，防止公告被草率回绝。他直接面见天皇，说这份声明“留下了进一步探究落地条款的空间”，以及“我们计划通过苏联了解这些落地条款”。[110]在当天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紧急会商中，东乡对同僚们说，这份公告可以被解读为对先前要求的软化，或许预示着一种保留颜面的“有条件”投降。虽然文中没有提及日本皇室，但其所言“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却给予了保留天皇的希望。他还警告说，立刻回绝这份公告或许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东乡提出，在他的外交部门试探出苏联人的态度之前，不要对此做出任何官方回应。后续的讨论勉强达成了共识。在等待苏联人回应日本先前的请求期间，日本政府将不对《波茨坦公告》做出表态。报纸也都得到指示，不要张扬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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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下午4点，年迈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进行了无线电广播。想要说清楚“六巨头”两派商议出的临时政策绝非易事。铃木无法说出和莫斯科方面交涉的事情，因为这是保密的；他也不能表达出这份公告提供和谈机会的意思，因为强硬派会起来造反的。在一种看起来很随意的表达中，他告诉媒体，政府想要“默杀”《波茨坦公告》。这个词同时也可以被翻译为“忽略”、“拒绝”或者是“视而不见”。这一次，“默杀”一词的实际含义或许是想要在接受和拒绝最后通牒之间走钢丝——换言之，“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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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铃木的意图确实如此，那他就太不成功了。这个词在日语中本就含义模糊，何况还要翻译成英文？在政府没有明确表态予以反对的情况下，日本媒体就报道说首相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公告。29日，《读卖新闻》的头版大标题是“荒谬的日本投降条件”。[111]此时，铃木已经来不及收回他的话了。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随后的讨论中，三名强硬派一直认为政府对《波茨坦公告》持摇摆态度是不可接受的。议和派的东乡和米内则主张无须再多说，但首相还是同意发表一份澄清说明。在次日上午的媒体会上，铃木说：“我想这次的联合声明只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它有什么重大价值。我们只能忽略它。我们将会尽最大努力把战争打到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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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美国的翻译人员还在为“默杀”一词大惑不解，争论它可能暗含的意思或者重点。但是这第二份声明给出的信号就清晰得多。杜鲁门本人对此的解读一针见血：“他们要我们去死，就是这个意思。”[113]华盛顿的日本问题专家注意到铃木小心翼翼地避免立刻回绝最后通牒。他们理解他这话是说给军队中那些潜在的叛乱者听的，而不是回应发出最后通牒的各国政府。在随后的几天里，无线电监听人员截获的日本军方电文和外交电文显示，东京有些人已经准备要依照《波茨坦公告》投降了。但这些情报碎片仅仅是确证了美国领导人已经知道的事情——日本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死扣，死硬的“顽抗到底”派仍然足够强势，足以打断任何议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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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小白宫”的绝密电报指示格罗夫斯将军在1945年8月2日之后发动第一次核轰炸，这天是波茨坦会议的最后一天。杜鲁门希望第一枚核武器扔出去时自己不在岗位上，而是在海上。[114]就在这一周，对日本本土的常规轰炸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地面的破坏性后果远远超过了欧洲的任何地方——实际上，超过了整个战争史上的其他地方。在日本那些大城市的中央，若有人举目四望，那么他的视野中除了灰烬和堆积如山的废墟，以及少量被熏黑的烟囱和矗立在各处的钢架之外将再无他物。战争中最大一次空袭出现在1945年8月1日，当时853架B-29向整个日本西部的各个城市和航道投下了6 486吨燃烧弹、精确投掷的炸弹和空投水雷。这一天，日本民众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了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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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争再持续下去，这种常规轰炸的规模和力度将会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新高度。美英两军各种类型数以百计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从欧洲调来；与此同时，新的飞机也正从美国的飞机工厂源源涌出，刚刚完成训练的机组人员正驾驶着它们来到附近冲绳岛新建成的机场上。在1945年5月至8月轰炸作战的高峰时，平均每月都有34 402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被投到日本。[115]根据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福将”阿诺德的说法，到1945年9月，单月投下的炸弹总数将达到10万吨，随后还将逐月持续增加。到1946年初，如果日本还在战斗，那么美国陆军航空队就将有80支作战大队参加对日进攻，轰炸机总数将达到4 000架。1946年1月，他们将向日本投下17万吨炸弹，一个月的投弹量就将超过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实际投向这个国家的炸弹总数。到计划在关东平原发动“冠冕”登陆作战的1946年3月，单月投弹量将超过20万吨。[116]毁灭之雨将会从天而降，使这个国家的国内交通设施彻底崩溃，经济不再运转，并导致大规模的城市饥荒。“再有6个月，日本就将被打回黑暗时代，”寇蒂斯·李梅如是说，“无论如何都会是这样。”[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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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那最后几个星期里，第20航空队开始发动一种新的毁灭性的心理战。“超级堡垒”机群开始“在开火前打招呼”——向即将轰炸的城市投下传单，警告市民撤离，一两天后再回来将其炸毁。例如，7月27日，日本收到《波茨坦公告》的当天，美军向11座日本城市投下了6万张警告传单。其中6座城市在第二天挨了炸。8月1日，美军故技重演；8月4日，第三次。每次警告的效果都很好。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想要阻止这种警告，但消息还是会口耳相传，不胫而走，恐慌就会在落下传单的城市里蔓延开来。整个城市的人都想要逃往乡村，于是难民们挤满了道路和火车。军工厂由于没有工人而瘫痪。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总结认为，“开火前警告”传单是“最令人赞叹的心理战行动之一”。[118]它们彰显了日本军队及其航空兵的无力，让千千万万普通日本人确信失败已不可避免。战略轰炸调查组认为，大约一半的日本人要么见到过传单，要么从别人口中听说了传单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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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些警告被许多日本人当作体谅和同情的表示。长冈市的一名妇女说是传单救了她的命。她说，她自己的政府从来不肯把关于这座城市已被列入目标的致命信息发布出来，但是“我相信美国人是诚实的好人，让我们提前知道即将到来的空袭”。她逃离了这里。三天后，长冈市遭到了火攻。秋田的一名工厂工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不是强盗，”他指着头上那些驾驶着银色巨型轰炸机的人说，“他们提醒我们了，要我们撤离。”[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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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mith, Thank You, Mr.President,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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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own, “Aide to Four Presidents,” American Heritage, February 1955, Vol.6,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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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ruman diary, June 1,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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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illiam D.Leahy diary, April 12, 1945, William D.Leahy Papers, LCMD; Adams, Witness to Power, p.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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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ahy, I Was There, p.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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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orrestal diary, entries dated May 1, 12, & 29,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5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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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edemeyer to Marshall, May 1,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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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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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tatement Released to the Press, SWPA Headquarters, February 16, 1944; RG—4, Reel 612,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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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acArthur to Marshall, April 21, 1945, #1920,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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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INCPAC to COMINCH, #0230, April 5,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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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essages between Nimitz and MacArthur, April 7—8,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p.30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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