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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贝茨和他的副驾驶(罗伯特·路易斯)透过“伊诺拉·盖伊号”的花房式机头看着下方熟悉的海岸线轮廓和濑户内海的岛屿。这是个天清气朗的早晨,空中只有零星的碎云。他们直接从龙虾形状的江田岛上空飞过,这里是日本海军兵学校所在地。吴港的港口和城市从他们右侧下方滑过。在前方,广岛人口稠密的扇形三角洲出现在了视野中。这是一座宽阔且平坦的城市,位于太田川分叉的潮汐河口上,一侧临濑户内海,其余三面被青翠的山岭所包围。蒂贝茨以磁罗经航向272°进入了最后的投弹航线。透过一道云缝,他和副驾驶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瞄准点——中岛北侧横跨太田川的巨大T形相生桥。此时,“伊诺拉·盖伊号”和僚机正在31 600英尺的高空,距离下方的城市几乎有6英里远。(广岛当地时间)上午8时5分,领航员喊道:“10分钟后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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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14分,距离投弹还有1分钟时,蒂贝茨下令:“戴墨镜。”于是所有机组人员都戴上了焊有深色偏光镜片的保护风镜。投弹手托马斯·费雷比检查了诺顿轰炸瞄准具,确认瞄准点“入镜”,这意味着飞机正直直飞向目标。此时,两架观测机也收到了无线电预警信号。8时15分,“伊诺拉·盖伊号”打开弹舱门,挂着“小男孩”的挂钩缩回槽内。费雷比告诉蒂贝茨,“投弹完毕”——其实飞行员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一下子轻了5吨,突然升了上去。蒂贝茨随即向右压坡度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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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诺拉·盖伊号”右翼“大艺术家号”的飞行员查尔斯·斯威尼看到这枚10英尺长的圆柱体从投弹机上落了下去。他想:“木已成舟了。那上面也没有绳子或钢缆。无论它起不起效,我们都拉不回来了。”[3]“小男孩”轻轻摇晃或者说“海豚跳”了一下,随后就像一枚导弹那样沿着航向稳步飞去。它的弹道相对陡峭,很快就从视野里消失了。它将要下落43秒,到达相生桥上空1 800英尺处的起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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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艺术家号”投下了仪器盒子,它们可以收集测量数据并通过无线电传回飞机。随后斯威尼向左大坡度急转,他的B-29随之进入了155°俯冲转弯,他和第509大队的其他飞行员已经为这个动作训练了9个月。“伊诺拉·盖伊号”向右进行了相似的转弯。文多弗基地的试验已经表明“超级堡垒”能够承受这样的转弯而不会有结构损坏的风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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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时,蒂贝茨和斯威尼二人都小心翼翼地盯着他们的仪表。戴着焊有偏光镜的风镜看仪表盘实在不容易,他二人都快要把额头贴上去了。“大艺术家号”正在飞离爆心的途中,机舱内突然充满了炫目的银蓝色光芒,斯威尼发现他前方的天空变成了一片耀眼的亮白色。他本能地闭上眼,但仍能感到满眼光亮。同时,他发觉自己嘴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像是铅。(这是伽马射线产生的臭氧。)在此时距离爆心15英里的“必要之恶号”上,一名机组人员发现机舱里明亮至极,戴着墨镜也能看清他袖珍《圣经》里的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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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蒂贝茨也注意到了闪光和口中的金属味。“我看到了光亮,”他后来说,“我还尝到了它。是的,我能尝到。那味道就像铅。这种感觉就落在我的牙齿上。你们看,这就是辐射。因此我尝到铅味时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它爆炸了。”[5]他的副驾驶罗伯特·路易斯从座椅上回头向后看。他立刻一边拍着蒂贝茨的肩膀一边大叫:“快看那儿!快看那儿!快看那儿!”路易斯后来在任务日志中写道:“我的天,我们干了什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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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分钟后,第一次冲击扫过了“伊诺拉·盖伊号”。飞机的铝蒙皮开始出现明显而猛烈的扭曲,就像是外面有人挥舞着巨大的铁锤敲打机身一样。飞机被猛地一推,颤抖起来,好在还没有散架。蒂贝茨估计这一击的力量相当于2.5G。第一次冲击过后,第二次冲击接踵而至,这次的力量就小得多了——这是第一次冲击碰到地面之后向上反弹而形成的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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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飞行人员没见过“三位一体”核试验,因此当飞机向爆心转弯拍照时,他们对自己所见到的场景毫无准备。“大艺术家号”的无线电操作员阿贝·斯皮策中士觉得这看起来就像是“太阳从空中掉下来,落在了地上”。[7]这一幕令人敬畏而恐惧,一个火球带着无数紫色和琥珀色阴影冉冉升起,四周是大团翻腾的烟尘和燃烧的气体。巨大烟柱的顶端形成了一朵灰色的蘑菇云。烟柱已经升到比飞机更高处,因此飞行人员要抬起头才能看到蘑菇云。除了水面上几条长码头的外端之外,从空中看不到广岛市的任何部分。城市北面和西面的绿色山岭在灾难面前岿然不动,但浓密的烟尘之毯沿着蜿蜒的河谷向内陆铺开。“在下方你只能看见翻滚的黑色烟团,”蒂贝茨说,“我没去想底下的地面上发生了什么——你不能想这个。不是我下令要扔这枚炸弹的,我只是在执行任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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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诺拉·盖伊号”和“大艺术家号”环绕广岛三圈,以螺旋形航线逐步降低高度,机组人员们则一直盯着下方难以言表的灾难,目瞪口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说话。仪器载机上的高速摄影机拍下了数百张照片,摄影技师报告说照片拍得非常好。帕森斯上校则向提尼安岛发回加密电报,报告称核爆成功,B-29正在返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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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斯提伯里克是“伊诺拉·盖伊号”上的一名机组成员,他后来回忆说,在漫长的返程中,机上所有人都几乎一言不发。“我被惊呆了,”他说,“我猜是因为那种五味杂陈的感受难以言表吧。我们都处于震惊之中。我们所有人想得最多的大概是这东西会结束战争,我们努力让自己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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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个夏天,广岛城中都是流言四起。据说美国人给这座城市准备了某种可怕的命运。否则为什么这一区域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摧毁了,包括吴港、岩国以及德山,唯独广岛完好无损?8月5日至6日的夜间,城中两次响起防空警报,有人乖乖爬起来躲进防空洞,但其他许多人则在警报声中继续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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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一早,海岸雷达网侦测到了“伊诺拉·盖伊号”前方的气象侦察机B-29。于是日本人拉响了防空警报,把城中居民召到了掩体内。早上8点,警报解除。空袭志愿队人员,包括许多学龄儿童,都解除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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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还没有过去,这是一个晴朗、炎热的早晨,空中只有一朵云彩。道路上挤满了早高峰的人群,有人步行,有人骑着自行车,有人乘坐黄包车、马车、汽车,还有有轨电车。当“伊诺拉·盖伊号”和两架观测机从南面嗡嗡飞来时,从地面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目击者看到高空中展开了若干降落伞,那是“大艺术家号”投下的仪器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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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时16分,“小男孩”在距离地面1 870英尺的高度,与瞄准点水平距离仅550英尺处爆炸了。爆炸造成的核链式反应,使核爆区中央的温度高达100万摄氏度,引燃了周围直径近1千米的空气。火球吞没了市中心,地面上约两万人当场蒸发。高温和电离辐射令距离火球表面1千米之内的所有人当场死亡,要么死于灼烧,要么五脏六腑被震碎。更远处,以爆心为圆心,呈同心圆状扩散的伽马射线、中子辐射、光灼伤、冲击波和火焰风暴将人们卷入其中。最初的冲击波从爆心处以超声速向外冲出,速度达到每小时约984英里。有轨电车从轨道上被吹下来,像玩具一样翻倒在一旁。人们身上的衣服都被扯掉了。2.3千米之内几乎所有的木质建筑都被夷平,半径3.2千米处的此类建筑则被摧毁一半。后来,调查人员发现爆心内圈半径里留下许多人的影子。他们都化为了气体,但其身体在路面或附近的墙上留下了淡淡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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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头上B-29中的机组人员一样,地面上幸存的目击者也记得爆炸时的闪光和口中的臭氧味道。蜂谷道彦医生当时正待在家里,他的起居室突然充满了刺眼的白光。就在他的房子倒塌前一瞬,这位医生还在好奇是不是有人在他窗户外面点燃了镁光灯。松重美人当时是《广岛日报》的摄影师,他记得出现了一道“明亮的闪光,满眼雪白,就像我们原来拍照时使用的镁光灯那样”。[10]约翰尼斯·西梅斯是德国耶稣会神父,也是东京基督教大学的现代哲学教授,他从首都被疏散出来,来到广岛郊区长野的耶稣会修道院。当时他正坐在他简陋的卧室里,距离爆心约1英里,突然,屋里充满了“炫目的光芒,就像是摄影时候使用的镁光灯,我还感到了一股热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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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之后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巨响,天花板和墙壁突然塌了下来,堕入深渊之感包围了每一个人。蜂谷医生的屋子里充满了烟尘。他只能看到一根木柱歪倒在旁,之后又看见屋顶塌陷了下来。他原来穿着内衣,但是闪光之后,他转眼就变得一丝不挂了,虽然他都没有注意到衣服被撕掉。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这位医生起初以为是一枚常规炸弹直接落在了他的房子上。他向妻子大叫道:“这是个500吨炸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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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身处户外的人被掀飞到了空中。山冈美智子是个15岁的女孩子,当时正在前往她工作的电话局途中。原子弹爆炸时,她正抬头观看空中的飞机。“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她几年后回忆道,“这很难形容。我直接昏过去了。我记得我的身体飞到了空中。可能是冲击波导致的吧,但我不知道自己飞出去多远。”[13]碎玻璃和木头碎块扎进了她的肉里。田冈英子是一位21岁的母亲,正抱着她的男婴坐在一辆开往市中心的有轨电车上,车里突然充满了“奇怪的气味和声音”。她低下头,看见一块碎玻璃划破了她孩子的脑袋,孩子流了许多血,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起来也不疼。他还带着一脸血向妈妈笑。[14]中村初代也是个年轻的母亲,她疯狂地想要把她的孩子们从家里的废墟中挖出来。她5岁的女儿痛得大叫。“现在没时间管疼不疼了。”她一边答道,一边把女儿拉了出来。她身上有几处划伤和青肿,不过没受其他伤。[15]北山双叶是一位33岁的妇女,在防火障拆除队工作,她被埋在了一座她正在拆除的房屋的废墟下。从废墟中挣脱之后,她发现自己正在流血。她的头发上落了一些还在燃烧的木块,碎玻璃扎进肉里。她找到一条毛巾,于是拿过来擦去脸上的血。“让我感到恐怖的是,我发现我脸上的皮肤也被毛巾擦了下来。哦!我的手和胳膊上的皮肤也脱落了。我右手从胳膊肘到指尖的整块皮肤都脱落了,奇怪地挂在那里。我左手的皮肤也落了下来,五根手指,就像手套一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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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烟和尘埃笼罩在城市上空,遮天蔽日,白昼如夜。中村的女儿在和妈妈逃离家的废墟时一直问个不停:“天怎么黑了?我们家怎么塌了?发生了什么?”[17]大批难民——悲惨而痛苦的人组成的人潮——在大火前四散奔逃,远离爆心,或者涌向河堤。他们一瘸一拐,张着胳膊;许多人的大部分皮肤都已剥落,要张着胳膊才能避免和身体摩擦时的剧痛。许多人都是赤身裸体,而且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还光着脚,他们的鞋子陷入了燃烧的沥青路面,被扯掉了。他们的脸都可怕地烧黑、肿胀,头发被烧焦并蜷曲起来。那些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呼喊着路过的人,请求帮忙给点水喝。到处都能听见哀伤的呻吟:“水,水,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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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过来后,山冈意识到她被严重烧伤了。“我的衣服都烧掉了,皮肤也是。我的衣服成了破布。我的头发原本都扎了辫子,但现在就像是狮子鬃毛一样。有些人还有一口气,努力想把肠子塞回肚子里;有人腿被拧断了;有人没有头;还有人的脸被烧黑、肿胀,都不成人形了。”[19]松重美人带着他的照相机来到了街上,想为他的报社拍几张照片,但刚一出门,他就发现自己面对这一幕幕可怕的景象实在无法按下快门。“人们的尸体都肿胀了起来,”他说,“他们的皮肤被烧掉,一条条挂了下来。他们的脸都被熏黑。我把手放在了照相机上,但是地狱般的鬼魅之景让我无法按下快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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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蔓延开来,越烧越旺,汇聚成了快速移动的火焰风暴。风暴快速横扫被摧毁的城区,烧光地上的残骸,吞没了奔逃的人群。从这个角度上说,广岛核爆的后效和早先对东京等其他城市的火攻十分相似。许多原本可能生还的人由于吸入过多的尘土和浓烟而死。火焰激发了如同龙卷风一般的强大风暴,把一块块屋顶、房门、榻榻米和各种其他碎块卷走。人肉烧焦的恶臭弥漫全城。根据松重的记录,“人体脂肪被灼烧时会起泡而且噼啪作响。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烤人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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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驱使着人们奔向桥和河岸,要么清洗伤口,要么找水喝。他们跑下河堤上的石头台阶,来到狭窄、泥泞的河岸上,却看到了庞大到难以置信的难民人潮。就和那些遭到火攻的城市一样,河流成了乱葬岗。受伤严重的北山双叶径直来到附近的鹤见桥上,但是她低头向水里看了一眼就被吓了回来。“数以百计的人在河里挣扎。我分不清他们是男是女,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面孔浮肿而苍白,头发乱作一团,都举着手痛苦地呻吟着,跳进水里。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也想要跳下去,因为浑身灼痛。但是我不会游泳,只好忍住了。”[22]这一决定或许救了她的命。许多人从桥上跳下去,砸在其他人的头上,或者从河岸旁推开漂浮的尸体,涉水来到河中。广岛是一片冲积平原,河流都是潮汐河口:这里的水都是咸水,不可饮用。那些喝了水的人都会吐出来,呕吐物里还掺杂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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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两个小时后,黑雨从天而降:雨滴反常地又大又重,大小如同玻璃弹子一般,颜色乌黑,质地黏稠。这是由于水滴在凝结时吸收了升腾的灰土和尘埃。这些黑色的雨滴很大,落在难民身上时会砸得人生疼,还会在人皮肤上留下洗不掉的黑色斑点。黑雨很冷,有些被雨淋到的人开始颤抖。幸存者们将来会知道,这些不祥的雨滴都含有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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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城中的人能看见闪光,却并未注意到爆炸声。而住在远处郊区的人则先是看见了闪光,随后又听见了轰隆的爆炸声。广岛的日本人将闪光读作“pika”,将巨大的响声读作“don”。这样核爆炸就被他们称为“pikadon”,意即闪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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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野的耶稣会修道院里,神父们竭尽所能地救助那些沿着河谷从城市中走出来的伤员。他们的教堂和图书馆被用作了临时救护所,但是这些救护所很快就挤满了伤员,再也容不下更多人了。于是神父们把榻榻米搬出来放在草地上继续救人。有一个神父在担任神职人员之前学过医科,于是他便指导其他人进行基础的急救。但是修道院里的绷带和药品很快用完了。于是他们尽可能地清洗伤口,然后抹上食用油,充作油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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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神父们获悉有两位耶稣会教士在城里的教会办公室受了重伤。二人正临时在元安川中的浅野公园避难(这里距离广岛古城遗址和第二总军司令部都很近)。于是西梅斯神父和其他几位同僚拿起两副担架就进城去了。在迎面而来的难民人潮中逆流而行十分困难。接近市中心时,灾难愈加触目惊心。“原来城市所在的地方,”西梅斯后来说,“现在成了一片巨大的烧尽的废墟。”受伤的人们向他们呼喊。神父们尽了全力,带上了一个受伤的孤儿同行,但他们无法帮助所有人,因而不得不对无数哀求充耳不闻。浅野公园内的场面十分恐怖。数万市民席地而居,火焰风暴将大树连根拔起,横挡在道路上,因此只能从似乎数不尽的惨不忍睹的成人和孩子中间穿过才能走进公园。救援队最后找到了他们的神父同僚,把他们放到担架上。第二天上午他们才回到长野。这一来一回用了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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