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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下午五点开始供应晚餐，比平常还早。随着秋季来临，天黑的时间已开始提早，拥有高挑天花板的音乐厅很快就陷入了黑暗。不久之后，她就一再听到锅子掉落地上以及人在黑暗中行走而不慎踢倒椅子的声响。到处都躺满了伤员，连地板上也是。音乐厅里的气氛很紧张。“现在，由于隆隆的炮声，任何突然发出的声响都不免令人神经紧绷。”七点左右，他们听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双重爆裂声。有人说那是英军的长程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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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麦克诺坦开始产生了疑虑，但事情的发展确实不如她所预期的。她自己也和她原本预期的不一样。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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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小礼拜堂去祷告，只觉得圣母、圣婴以及那神圣的氛围充满了慈爱。我开始感到自怜自艾，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我去搬了几张床，觉得好了一点儿。可是我发现表现出教养良好的言行举止最有助于提振我的心绪。我原本以为国旗或宗教会是最能鼓舞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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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之后，她原本打算出去透透气，但一名护士拦住了她，问她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个伤员。当然可以。于是，她坐下来眼睁睁看着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子断气。她觉得他好像露出了一丝微笑。更多伤员被送到这里，却在门口被挡了下来。音乐厅里没有空间了。如雷的炮响一整夜连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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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10日，星期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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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的一场咖啡聚会上聆听有关战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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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十月的天空，冷冽的空气。老师带了一份电报到教室里念给全班听：两天前德军已经攻陷安特卫普，最后一座堡垒现在也已经被攻下，也就是说漫长的围城战役已经结束，因此德军沿着海岸迈向佛兰德斯的攻势也就可以继续推进。艾尔芙莉德根本听不到报道的末段，因为全班同学都开心地高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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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学校，教室里的学生在听到德军打了胜仗之后发出欢呼声，已经成了一种固定仪式。艾尔芙莉德认为许多学生之所以欢呼，纯粹只是因为他们盼望学校会以放假来庆祝德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或者他们的校长——一位高大严厉的绅士，戴着夹鼻眼镜，蓄着一道尖尖的白色胡须——会对他们的爱国表现深觉感动，而至少让他们提早放学。（开战的消息刚宣布的时候，他们的校长就激动得流泪，而且还因此数度哽咽。他禁止学生在学校里使用外文词汇，违反规定的学生就必须缴交五芬尼[40]的罚款：“母亲”要说“Mutter”，不能说“Mama”；“再见”要说“Auf Wiedersehen”，不能说“Adieu”；“日记”要说“Kladde”，不能说“Diarium”；“有趣”要说“fesselnd”，不能说“interessant”；以此类推。）听到德军攻陷布伦东克堡垒的消息，艾尔芙莉德也和别人一起同声欢呼，但不是因为她认为他们可以因此提早放学，只是因为她觉得这样很好玩：“能够在这个我们平常必须随时保持安静的地方尽情大声尖叫，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们的教室里挂着一张地图，只要德军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他们就会钉上黑色、白色与红色的小小旗帜。学校里和整个德国都弥漫着一股好战、傲慢、盲目爱国而且扬扬得意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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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艾尔芙莉德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咖啡聚会。她的父母离异，她和父亲没有联络。母亲是职业妇女，在柏林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音乐学校，所以艾尔芙莉德与她弟弟才会和他们的外婆住在施奈德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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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战争是聚会上的谈话主题。有人在车站又看见了另一部载满俄军俘虏的运输车。以前，“他们的褐色长大衣与破旧的长裤”总是会引起注意，但现在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随着德军继续推进，报纸也不断报道战俘的最新人数，有如战争的股市一样。今天的报道指出，苏瓦乌基的战俘人数达27 000人，伊万哥罗德以西的战俘人数为5 800人。（更遑论打胜仗的其他具体象征：本月的报纸报道指出，德军打赢了坦能堡战役之后，载运战利品的货运车厢就多达1 600节。）可是，他们该怎么处置这么多的战俘呢？埃拉·贡普雷希特是一名中年单身女教师，她有着坚定的主见、圆润的脸颊与一头梳理整齐的波浪卷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把他们枪毙掉就算了？”别人都认为这个想法太过残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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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之间经常互相讲述与战争有关的故事。贡普雷希特女士提到有个男人被哥萨克部队抛进一幢着火的房屋里，他却换上女人的服装，骑着自行车逃跑了。艾尔芙莉德姐弟则是转述他们的母亲从柏林写信告诉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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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后备队有个一等兵，他在参战之前曾是哥廷根大学的罗曼语教授，负责从莫伯日将法军战俘押送回德国。远方不停传来隆隆的炮声。突然间，率队的中尉注意到这名一等兵和一个法国俘虏陷入了激烈争吵。那个法国人激动地比画着手势，那名戴着眼镜的一等兵则是眼神中充满了怒火。中尉怕这两人打起来，于是策马过去，咒骂了一声，然后把他们两人推开。接着，那个愤愤不平的一等兵说明了他们争吵的原因：那个法国战俘，穿着破烂得只能用绳子绑起来的靴子，原本却是索邦大学的教授。他们两人因为对古普罗旺斯语诗歌中的虚拟语气用法意见有分歧而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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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笑了，包括贡普雷希特女士在内。她笑得太厉害，以致被一颗杏仁巧克力卡住了喉咙。不过，外婆却转向艾尔芙莉德和她弟弟说：“孩子，你们不觉得很可惜吗？两个教授竟然必须拿枪互相残杀。那些士兵应该把枪丢在地上，说：‘我们再也不要蹚这个浑水了。’然后各自回家。”这段话惹恼了贡普雷希特女士，她尖声质问道：“那我们的皇帝怎么办？还有德国的荣耀呢？还有我们德国士兵的名誉呢？”外婆也提高嗓音回应道：“每个母亲都应该去对皇帝说：‘我们现在就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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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芙莉德深感震惊。她知道她的外婆只要听到动员的消息就会相当难过。实际上，这已经是外婆这辈子遭遇的第三场战争了：第一场是1864年与丹麦人的战争，接着是1870年与法国人的战争。尽管外婆和所有人一样，也深信德国一定会再次获得胜利，而且这次的战争同样也会很快结束，但她还是不认为打仗有任何好处。不过，说出这样的话还是太令人讶异了。艾尔芙莉德从没听过有人说出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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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1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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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凯莱门在伍兹纳附近的一座山隘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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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接着后退，然后又再次前进。首先，在战争开打之初的几个月里，为了抵御入侵的俄军，加利西亚出现了许多狂热的进军行动，从而造成血腥的激烈交战（“捍卫兰堡之役”，或者也许该单纯称为“兰堡战役”）；接着则是撤退——一场混乱慌张的逃亡，越过一条接一条的河流，直到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来到匈牙利边境上的喀尔巴阡山脉。真可怕！在那之后，他们停顿了一会儿，一片沉寂，什么事情都没有。接着，上头又下令再次前进，翻越喀尔巴阡山脉的山隘，下山到东北方的平原，再前往遭到围攻的普热梅希尔。损失巨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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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得异常的早。一开始就下了一场大雪，随即导致所有道路都无法通行，因此奥匈帝国的部队无法前进——想后退也同样不能。帕尔·凯莱门所属的师被困在山上的一道被雪覆盖的隘口。寒冷刺骨的雪被风吹得四处飘散，在马匹周围形成厚厚的积雪。冻得难以忍受的士兵都蹲伏在火光微弱的火堆旁，不然就是跺着脚、拍打着手臂。“没有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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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凯莱门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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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口上只有一栋房屋仍然完好，也就是边界[43]上客栈老板简朴的小木屋。他们在第一个房间里架设了野外电报基地台，第二个房间是骑兵军参谋官的宿舍。我在晚上十一点抵达这里，向指挥部发送了一份电报，称目前不可能前进。然后，我在角落的一块草褥上躺了下来，盖着我自己的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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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的寒风不断从屋顶瓦片的缝隙钻进室内，吹得玻璃窗哐啷作响。屋外一片漆黑，屋里也只有一盏不停摇曳的烛光。电报机的运作没有停过，一再传来针对明天的攻击行动所下达的各项命令。在行军途中落后的几十个人，则躺在门厅和阁楼里——都是衰弱、生病以及身受轻伤的人员，他们在明天出发的时候会排在队伍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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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疲累不已，半睡半醒地躺着，周围还有其他几个军官睡在小堆的干草上。小屋周围那些冻得发抖的士兵，用邻近马厩的木板生了一堆火，于是火光又引来了更多零零散散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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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中士走了进来，向一名战友请求允许他进入屋里。他已神志不清，要是继续待在屋外一定会冻死。他们让他躺在门边的一堆干草上，只见他全身缩成一团，半翻着白眼，脖子缩在肩膀之间。他的大衣上有几个弹孔，边缘也有被营火烧焦的痕迹。他冻得双手僵硬，饱历艰辛的枯瘦脸庞上蓄着一丛凌乱的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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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意征服了我。电报机“嘀嘀嗒嗒”的信号声成了远方的细微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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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晓的时候，我被士兵准备继续行军的声响吵醒，于是睁着惺忪的睡眼环顾了我们昨夜这个凄凉的寄宿处所。透过结霜的矮窗，灰黄色的黎明光线已照亮了屋里的每个角落。只有昨晚进门的那个士兵仍然躺着不动，面向着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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