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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满天星斗，空气冷冽，还有一轮明月。帕尔·凯莱门的马极不情愿地勉强离开了温暖的马厩，走入刺骨的寒风中。军队又再次撤退了：前进，后退，再度前进，又再度后退。由于目前正在建立一道新防线，因此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确认撤退的部队不会卡在中途不动。新的防线应该在凌晨两点左右就会设立完成，届时希望可由已在前往山隘途中的新进步兵驻守。凯莱门和他手下的轻骑兵所接获的任务近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在黑暗中实在很难对整体情势有任何掌握。道路上一片混乱。夹杂于道路上缓慢蠕动的士兵、马匹、货车、枪炮、弹药车与驮骡间，他们简直如逆水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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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白雪间，他依稀看见几条长长的黑色条纹，那是刚挖好的战壕。他可以听到步枪声——俄军已从那里开始向前推进。他注意到撤退的士兵人数渐稀，但还是有一群群四散逃难的部队。凯莱门与他的部下帮他们指引了方向。路面结了冰，像玻璃一样滑溜，因此他们只得下马，牵着马徒步前进。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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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俄军的大炮已开始对整个前线区域开火。我再次上了马，朝那个方向前进。月亮已经西沉，空气寒冷刺骨，天空又蒙上了一层乌云。手榴弹与榴霰弹的黑烟悬浮在云层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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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军用马车就遗弃在路边，没有士兵也没有马匹。经过那些马车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左膝感到一阵剧痛，同时我的马也不肯再继续前进。我猜我的腿可能是在黑暗中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摸了摸疼痛的部位，然后本能地将戴着手套的手举到面前。手套上有一股温暖潮湿的感觉，这时我的膝盖开始传来一阵阵的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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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身边的莫戈尔说，我认为自己中弹了。他骑上前来，发现我的马臀部也有一个小伤口。不过，我和我的马还是跟得上队伍的步伐。我不可能在这里下马，这附近根本没有急救站。此外，到前线的步兵护理站则更加危险，因为那里现在正遭到炮弹的猛烈轰击，我们目前只能尽可能地走远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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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戈尔以各种简单而体贴的方式努力转移我的注意力。他安慰着我的心绪，向我保证我们一定很快就会遇到行军部队，部队里必然会有随行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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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愈来愈亮。太阳从东方升了上来，射出刺眼的光芒。天空一片明亮，被白雪覆盖的高山与深绿色的松林形成强烈对比。我觉得我的腿似乎在不断长大，变得愈来愈长。我的脸仿佛有火在烧，只能用僵硬的手紧抓着缰绳。我的马实在是一匹聪明的好马儿。它的脚步仍然平稳，在满地的雪块当中择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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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隘口的南坡。在这里，山壁遮挡了寒风，道路也不再那么难走。等到太阳完全升至我们前方的山谷上空，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一座村庄零散分布的房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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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市集遇见沃什，他焦急地询问了我们迟到的原因，听了莫戈尔的说明后又显得更加惊慌。村庄的学校已在夜里被匆匆布置成护理站，于是我在沃什与莫戈尔一人一侧的护送下骑马进入了学校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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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了起来。我下不了马，我的左腿已经没有知觉。两名急救人员把我从马鞍上抬下来，莫戈尔随即把我的马带开。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我放了下来。我的左脚一碰到地面，积在靴子里的血便泼溅了出来。年轻不懂事的沃什竟在这时将他的随身镜举在我面前，于是我看见了一张老迈又蜡黄的陌生脸孔，一点儿都不像是我自己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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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弗朗茨·卡夫卡聆听了东部前线生还者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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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已是深秋。弗朗茨·卡夫卡继续将战事隔绝在外。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平添几许恼怒而已；旅行变成了苦差事，车次延误、检查及挤车。所有信件都会被检查；这不只意味着写信必须注意措辞，更代表着信件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送达收件人手中。粮食愈来愈贵，有些物资难以获得。[50]许多朋友与熟人都被征召入伍，消失了。在街上，他像其他人一样，开始“又惊又怜”地注意到一种前所未见的新景象：前线送回了在战场上残障或受伤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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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前一阵子有些不错的时光。10月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请假没到劳保局上班。同时他尽力压制那些让他苦恼、侵占他生命与时间的一切事物，包括战争、工厂与菲丽丝。他要全心全意投注自己唯一感兴趣的事——写作。他已经完成短篇小说《在流放地》，而《审判》的写作也有所进展，还写了另一部小说《美国》的初稿。他常独坐在聂鲁达巷公寓的书桌前，直到清晨五点钟。这期间，他也开始睡得比较好了。然而，他却开始受头痛之苦，感觉近似偏头痛。头痛没发作时，他还提心吊胆，生怕会再次发作。[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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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又重新联系菲丽丝·鲍尔了。这像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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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他见到妹妹瓦莉的丈夫约瑟夫·波拉克。妹夫深受战场所经历的一切的冲击，最后获准离开前线，返家休养。在日记里，卡夫卡如此描述波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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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尖叫着，勃然大怒，像疯了一般。关于鼹鼠在他下方挖战壕的故事像天启一样，告诉他要从下面移出来。他才刚爬出战壕，一颗子弹就正中在他后面爬行的士兵，那士兵趴在鼹鼠上面。还有他的小队长。大家清楚看见小队长被俘。然而，隔天他就被人发现全裸倒在森林里，全身被刺刀刺伤。这可能是因为小队长身上或许有点钱财，敌人打算搜身抢劫他，但“身为军官”的他拒绝就范，不让敌人动他。波拉克从车站出来的路上遇见自己的老板（过去，他对老板崇拜至极，近乎荒谬），见他盛装、全身散发着香水味、颈上挂着剧院用望远镜，准备去看戏，顿时惊怒地号啕大哭起来。老板给了他一张票；一个月后，他就依样画葫芦，上剧院看戏。他看的是《不贞的埃克哈特》，一出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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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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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麦克诺坦在弗尔讷找寻友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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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早上七点起床，到浴室门前排队等待使用洗手台。这是一栋小房子，而且处于愈来愈脏乱的状态。他们总共十八个人住进这栋空屋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玩具遗留在一张床垫上，炉子上有个平底锅，而且屋里只有三张床——床上都一片凌乱，因为屋主离开得相当匆忙。（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活蹦乱跳的狗，身上穿着红色外套，取名珍妮，是他们其中一人外出工作时发现的。）他们大多数人都睡在地板上，房间里没有暖气，而且非常拥挤。这一切都没有萨拉·麦克诺坦所预期的那么难熬。她是个非常孤僻的人，习于独自一人过着安静的生活。因此直到目前为止，她都觉得在群体中吃饭、睡觉以及工作是很辛苦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没有群体精神。”不过，她近来却出乎自己意料地开始找寻友伴，甚至还会跟在别人身边，让人不禁觉得有点儿尴尬。尽管如此，她却阻止不了自己这么做。接着，轮到她使用浴室了。她必须用泵抽上许久才有水可用。她盥洗了一番。水很冷，而且她注意到排水孔似乎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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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到隔壁肉店的一个大房间里一起吃早餐，接着再步行到一座废弃的神学院，因为战地医院已搬迁到了那里。自从安特卫普陷落之后，麦克诺坦就跟着其他人一起沿着海岸往西南方撤退。她原属的单位，圣克莱尔·斯托巴特夫人的救护团已返回英国，但她顽固地留了下来，并且加入了另一个志愿团体——赫克托·芒罗医生的行动救护团。她在一个星期前刚过了五十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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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的陷落令她深感震惊，一部分是因为战败这件事情本身；另一部分是因为她目睹的可怕事物，那样的事物似乎无穷无尽，而她其实没有真正做好面对这种景象的心理准备；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许多、许多，唉，许许多多的男人（其中有不少是英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都完全不如她的预期。有人撒谎，有人逃跑，有人躲起来，有人流露胆怯，有些人甚至还成了逃兵。英国媒体把英国海军陆战队撤出安特卫普的行动渲染上胜利的色彩，这令她深觉反感：“我觉得这种说法让人非常难以忍受。比利时落入了敌人手中，我们不但狼狈逃离，还一面高声称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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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产生了一个念头，不只要写下自己的经历，还打算在返回家乡之后举行某种巡回演讲。她的听众将主要是军火工业的从业人员，目标在于促使他们认识到当前的情形有多么危急。她听闻了许多松弛懈怠、粗心大意以及自利贪婪的可耻案例。他们很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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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第一辆漆成褐色的救护车隆隆驶离，但大多数人还是逗留在“一座庭院里，满是汽车、担架员以及身穿军服的士兵，还有穿着灯笼裤且打着绑腿的女人，全都点着烟，谈论维修工作、装备以及绷带”。直到十点，十辆车中的最后一辆才出发前去载运新出现的伤兵。一如往常，他们仍可听到隐隐约约的炮火声。前天，德军撤离了艾泽尔河上的部分据点，但不是被比利时军队击退（比利时军队的总部设在此处的城镇里），而是因为洪水的关系。昨天，东南方与伊普尔镇上都传出了异常激烈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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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现在负责的工作仍是例行性的琐事：清理环境、供应餐点、发放衣物。麦克诺坦希望自己能够和救护车一起出去，但她大概也知道自己的体力负荷不了那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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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很好。下午她决定回到屋子里。她打算写写日记，然后休息一下。不过，事情却无法按照计划进行。她静不下来。她觉得焦虑又紧张。她努力镇定下来写作，但却觉得什么地方怪怪的。“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活在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或是可怕的噩梦里。我每天都想要克服这种感觉，却总是做不到。”昨天有个伤员不断对她大喊，要她杀了他。今天，那个性情开朗、有着一口漂亮牙齿的法国孩子（在午餐时间为他们煮咖啡的那一个）被按在一棵树前枪决，原因是他在前一夜手持左轮手枪威吓了一名法国军官——那个孩子当时显然喝醉了酒。终于，她再也受不了自己的焦虑情绪，于是站了起来，把日记夹在腋下，走回了神学院。她需要同伴：“我发现我需要有人陪在身边，不然我就会陷入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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