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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亨利·道金斯在利姆诺斯岛的港口写信给他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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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终于上路了，目的地也总算确认无疑——达达内尔海峡。自从2月以来，关于这项行动的谣言就一直流传不休。当时他们收到消息，得知协约国战舰针对奥斯曼帝国防守达达内尔海峡的炮台发动了攻击，不过显然没有获得什么成果。协约国在一个月前又发动了同样的攻击行动，结果还是缺乏成效。[28]早在3月底，道金斯所在的旅，就有相当大一部分兵力被送上了横越地中海的舰船，前往了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他自己暂时还是待在开罗市郊的大帐篷里。不过，他清楚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他在先前一封家书中写道：“传言说我们将会与法国人、俄国人、巴尔干人与英国人组成一支巨大的军队，首先制服土耳其，然后再进军奥地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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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真该有些进展了。这几个月以来的无所事事——如果操练可以算是无所事事的话——已对部队的士气，尤其是纪律，造成了负面影响。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军官愈来愈无礼，而且各个国籍的士兵在开罗的表现也都愈来愈没有纪律。这种现象在两个星期前的耶稣受难节臻于高峰，在开罗的红灯区爆发了暴动。有些人认为开罗是全世界最为罪恶的城市，满是妓院与赌场，不论是毒品还是裸体舞者，各种声色娱乐都应有尽有。此外，在供需法则的作用下，这些产业更是随着数以万计兜里揣着钱的年轻士兵的突然涌入而大幅增长。造成暴动的原因，一方面是士兵纪律的废弛，另一方面是部队与当地居民的摩擦愈来愈激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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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耶稣受难节当天，数以百计的士兵——主要是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开始在红灯区的一条街上大闹。在一时毫无羁束的疯狂当中，他们砸毁了酒吧与妓院，将家具丢到街上放火焚烧。随着愈来愈多士兵加入他们的行列，这群暴乱者的声势愈来愈庞大。宪兵出面干预，他们却朝宪兵丢掷玻璃瓶进行攻击，于是宪兵开枪镇压，射伤了四名士兵。英军召集部队持着刺刀前往现场，结果武器却遭卸除，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步枪被焚毁。以骑兵镇压暴动的尝试也没有成功。不过，暴动终究还是渐渐平息了。道金斯到过现场，协助驻守一条街道上的一处路障。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一座军营餐厅和一座军营电影院被愤怒的暴动部队放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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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前，道金斯的部队接到了离开埃及的命令。亚历山大的港口满是运兵船。两天后，他们在利姆诺斯岛上岸。那座岛太小，不足以容纳他们所有人，所以有许多士兵都待在船上。今天，威廉·亨利·道金斯在利姆诺斯岛港口里的“默斯霍布勒”号运兵船上写信给他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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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些古色古香的风车，用来辗磨谷物。那些风车都是高大的石砌建筑，有着很大的风车叶片。这个地方很干净，这里的人也是——谢天谢地，和开罗真是一大对比。这里的一切都覆盖着青草，草原也非常漂亮，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与雏菊。我们昨天全部上了岸，主要是为了让连队运动一下，顺便到岛上观光一番。这里的人和其他地方一样，都使尽浑身解数要赚士兵的钱。这里没有大型商店，所以我们四处走了走。有个人手臂下夹着一块圆形奶酪，另一人有一串无花果，还有一人的口袋里满是坚果，又有一人抱着一包饼干，每个人都想把东西卖给别人。我们玩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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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再次动身，也知道他和他的连队届时所负责的任务：供应全旅的用水。“默斯霍布勒”号载运了许多水泵、水管、钻头、工具及挖掘装备。另一方面，有一艘船则是为了执行特种作战任务而正在改装，比如那艘船的船头两侧被切割出了巨大的登陆门。他们收到了目的地的地图。那里被称为加里波利，是一座狭长的半岛，把守着马尔马拉海的门户。不过，他完全没有在信中提到这些，而是这么结束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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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到其他消息，所以就在这里停笔了。我爱你们大家。爱您的儿子威廉敬上。向妹妹们献上我的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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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月25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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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目睹凡城两座最神圣的建筑物遭到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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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刚醒来的他，躺在有如美梦的绒毛被与浅绿色丝毯当中。他所在的房间也装潢得与这张豪华舒适的床相得益彰：天花板上吊着一盏阿拉伯灯，铜制骨架镶嵌着不同颜色的水晶；地板上铺着手编地毯，还有一座展示架，摆着由大马士革钢制成的装饰性武器。此外，还有以塞夫尔瓷制成的珍贵雕像。从散落于一张小桌子上的眼线笔与红色口红，他看得出这原本是个女人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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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大炮在远方开始怒吼起来。一门门大炮陆续开火，刺耳的炮响相互叠合，形成一团愈来愈厚重的噪音，直到最后混杂成一团一成不变的熟悉声响：爆炸声、破裂声、重击声、隆隆声、轰鸣声、枪声与痛苦的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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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之后，他骑马出发了。今天上午，他要去侦察东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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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身在凡城的郊区，这是一座古老的亚美尼亚城市，位于奥斯曼帝国一个东北省份内，距离波斯很近，而且俄国边界就在正北方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处。城里发生了一场暴动，德·诺加莱斯所属的部队奉派前去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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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相当复杂。亚美尼亚暴乱者占据了这个城市的老城墙围绕的市区以及市郊埃克斯丹。土耳其总督的部队占有城市旁一座峭壁上的堡垒以及周围的区域。北方某处有一支俄国军团，目前被困在科图尔代佩的险要山隘，但至少就理论上而言，距离这里只有一天的路程。双方的情绪都不断摆荡于希望与绝望、恐慌与自信之间。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别无选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撑到那支俄国军团抵达；而他们的敌人则知道自己必须在俄军出现之前打赢这场战役，否则俄军一旦抵达，双方就会立刻攻守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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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战役会出现某些特别残暴的现象的原因。双方对敌人都格杀勿论。德·诺加莱斯在凡城的这段期间，只近距离见过三个活生生的亚美尼亚人：一名服务生、一名翻译和一个在井里被发现的人——那个人不晓得为什么远离他自己的同胞，在井里躲了九天。这个人遭受讯问，也被给了点饮食，等到他康复了一点儿之后，便随即遭到射杀，“不再有任何客套”。这场战役中之所以会有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一部分也是因为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非正规军、狂热分子、志愿军人，以及突然间获得武器的平民百姓，他们得以对过往的各种不公不义寻求报复，同时也遏止未来可能再加诸他们身上的不公——不论这样的不公是真实现象，还是仅存在于他们的想象当中。德·诺加莱斯指挥的部队包括库尔德族战士、当地的警察、土耳其的预备军官、索卡西亚族非正规军以及不折不扣的盗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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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提供了借口，制造了谣言，阻断了新闻的传播，简化了思考方式，也正常化了暴力行为。目前有五个营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加入了俄军，还有人致力于煽动民众起义，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由亚美尼亚反抗分子组成的小型武装团体四处进行破坏与攻击行动。另一方面，自从1914年年底以来，就一再有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借此作为对反抗分子的报复以及对其他亚美尼亚人的警告，同时也是对奥斯曼帝国在前线惨败的一种复仇。[32]或者，也可能只是因为这些人是可以被屠杀的。发动了最近的一场屠杀之后，当地土耳其指挥官那种顽固愚蠢的犬儒态度，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暴动，而这些暴力行动的本意恰恰在于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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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已经听闻了一些谣言，也亲耳聆听了当地人的担忧并且亲眼看到了证据（难民、烧毁的教堂，还有路旁成堆的亚美尼亚人尸体，其中许多都残缺不全）。在前往凡城途中的一座小镇里，他看见一群暴民追捕杀害了镇上所有的亚美尼亚人——只有七个人因为他拔枪干预而被救了下来。[33]这件事令他深感不快。凡城的状况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形势简明。他是奥斯曼军队的军官，职责是镇压武装暴动，而且动作要快，要赶在科图尔代佩的俄军大举压境之前完成。不过，德·诺加莱斯其实并不喜欢亚美尼亚人：他虽然赞赏他们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却觉得他们整体上是个狡猾、贪婪又忘恩负义的民族。（他对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也同样没什么好感。另一方面，他则是相当喜欢土耳其人，认为土耳其人是“东方绅士”。此外，他也尊敬库尔德族人，尽管他觉得他们并不可靠：他称他们为“一个年轻而且精力充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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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凡城的任务并不容易。亚美尼亚人心知这场战役的胜败攸关他们的性命，因此以孤注一掷的疯狂勇气固守着这座城市。另一方面，德·诺加莱斯的部队里有许多志愿兵都缺乏纪律和经验，又过于顽固任性，因此就一定程度上而言，在真正的战斗中根本派不上用场。更糟的是，凡城的旧城区简直是一片迷宫，充斥着市集、狭窄巷道与泥墙房屋，不但难以深入，也无法侦察。因此，拿下这座城市的重任主要都交给了奥斯曼炮兵。那些大炮其实多是古董——都是发射圆形炮弹的古老前膛炮。[34]不过，德·诺加莱斯发现这些简陋的炮弹对于城里那些房屋的破坏效果反倒胜过现代炮弹，因为现代炮弹的冲力太大，只会直接射穿泥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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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以这种方式闯入了凡城迷宫般的街道与巷弄，一区一区地前进，一栋房屋接着一栋房屋地搜查，“头发烧焦，脸上满是黑灰，耳朵也都快被身畔的机枪与步枪声响给震聋了”。每当有一栋房屋被炸成废墟，守在里面的亚美尼亚人也丧生之后，他们就会对瓦砾堆放火，避免亚美尼亚人在天黑之后借着夜色的掩护回来。他们放火冒出的浓烟，日日夜夜都弥漫于城市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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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诺加莱斯在东防区骑马前进的途中，发现了一门野战炮被埋在一栋刚倒塌的建筑物底下。他跳下马，拔出佩枪，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救回了那门炮。他身边的一个下士被子弹击中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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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他已身在堡垒的胸墙上。透过望远镜，他观看着己方的军队针对城市外围一座亚美尼亚武装村落发动攻击。站在他身边的是该省总督杰夫代特贝伊，一位四十几岁的绅士，喜欢谈论文学，穿着打扮全然依照巴黎的最新时尚，晚上享用丰盛的晚餐之时，还喜欢打上白色领带，并且在纽扣孔里插一朵鲜花。换句话说，从外表看来他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不过，由于他和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关系紧密，行事又残酷无情，因此他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他代表了这个新世纪的一种新式人物：巧嘴滑舌、思想顽固，他们衣着光鲜地坐在办公桌前就完成了一场屠杀行为。德·诺加莱斯站在那名总督身旁，看着部队攻打村庄的过程。他目睹三百名库尔德族骑兵截断了亚美尼亚人的逃亡路径。他目睹库尔德族人用刀宰杀幸存者。突然间，子弹划过德·诺加莱斯与总督身边的空气。那是几个爬上旧城区的圣保罗大教堂顶端的亚美尼亚人所开的枪。至今为止，交战双方都对那个古老的礼拜场所心怀敬重，但现在总督却在惊吓之余立刻下令将那座大教堂夷为平地。部队随即奉命行事，他们以圆形炮弹轰击了长达两个小时，那高高耸立的古老圆顶才终于崩塌下来。这时候，已经有几个亚美尼亚狙击手爬上了大清真寺的尖塔。这一次，总督不禁有所犹豫，没有立刻下令开火。不过，德·诺加莱斯倒是毫不迟疑，只对他说：“战争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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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德·诺加莱斯告诉我们，“凡城里两座最大的圣殿就在一天里双双遭到摧毁。这两座圣殿在过去将近九百年间一直是名气远播的历史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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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也是威廉·亨利·道金斯在加里波利上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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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凌晨三点半就醒了过来，洗了个热水澡。船上的灯都熄灭了，船正朝着东北方前进。他们在太阳探出海平面之际下锚。周围满是其他船只的影子，前方则是加里波利半岛的长形轮廓——看起来有如水彩画般的模糊形状。吃完早餐之后，他们便准备下船。这时候，战舰上的大炮开始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道金斯与他的部下先转驳到一艘驱逐舰上，来到距离海岸较近的地方，然后再搭上由汽艇拖行的木制登陆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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