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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天色还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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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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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其中一组人员必须到一个异常危险的地段施工，而那个地段也很轻易会被看见：长度差不多只有一百米左右，地面上散落着三十几具被土耳其炮弹击毙的骡子尸体。不过，那里已经挖出了战壕——是趁着夜间挖成的。现在，他们只需在那里铺设水管，把两边的管子接起来就行了。战场上仍然一片平静。土耳其炮兵部队寂然无声。唯一令人不愉快的是那些动物死尸，腹部都高高隆起，而且伸着僵直的腿。那些尸体有的在战壕边，有的在战壕上方，有的甚至掉落在战壕里。到这里出勤的七名士兵全身都沾满了血污。道金斯也是。时间是九点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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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听见了炮弹破空飞来的尖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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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这天上午发射的第一颗炮弹。啸声愈来愈大，接着是一阵猛烈刺耳的爆炸声。炮弹就在那七个蹲伏于战壕里的士兵以及他们的水管上方爆炸，但那是一枚榴霰弹，没有伤及他们。散射而出的子弹纷纷往前飞了十五米左右的距离。其中一个名叫莫里的士兵转过头，正好看见威廉·亨利·道金斯瘫倒在地上，显然受了重伤——他瘫倒下来的姿态不受寻常的身体反射动作所控制，而纯粹是地心引力造成的结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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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冲向他。道金斯的头部、喉咙与胸部都遭子弹击中。他们将他从潮湿的地面上拉起来，把他安放在一个遮蔽处。另一枚炮弹在他们身后爆炸，发出短促强烈的撞击声。他们把他放了下来。血水和雨水混杂在一起。他没有说话，就这么在他们面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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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萨拉·麦克诺坦在她的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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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听到几个女士勉强讨论着道德问题，谈话的嗓音洪亮而直率。对我来说，她们简直就是女性的先驱！在这战争期间，在满是男人和烟酒的室内，身穿灯笼裤的女性竟然讨论着这种事情？我知道我必须“长大”，可是这样也未免太过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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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女人和放荡的女人都应该被关起来。让男人怀着清明的良心去面见上帝吧。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免死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至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为他们提供诱惑。死亡与毁灭、恐怖的景象与美妙的英勇精神，看起来都如此近在眼前又如此崇高；然后，我们却又在自己身边发现邪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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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第二周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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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看见一名战俘找到一片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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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听到一个德国护士大叫着要某个人立刻停下来。叫嚷声持续不断，于是劳拉前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名俄军战俘翻找着一堆恶臭的医院垃圾，对于那个护士的斥骂声充耳不闻，继续翻找着他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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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的大宅邸有一部分已经被改建为一座临时医院，用于收治镇上所有罹患斑疹伤寒的平民病患。她自己也经常过去帮忙。屋外的斑疹伤寒警告牌为这栋房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就像她自己身上的俄国红十字会护士服装也为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对于女性而言，独自走在满是军人的街道上是种不太愉快的经验，尤其是军人喝醉酒的情形愈来愈常见。）在这身制服的屏障下，她开始为那些被留在镇上充当劳动力的俄军战俘提供食物。除了其他各种工作之外，这些挨饿的战俘也挖出了去年秋天那场战斗之后埋在她家花园里的十四具士兵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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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战俘受到的待遇让她深感气愤。他们营养不良，满身脏污，衣服破烂，饱受寄生虫之苦，经常生病，居住环境恶劣，受到的对待也非常糟糕。比起身上的脏污、伤口以及破烂的衣服，更糟的一点也许是他们几乎全都已身心俱疲，不但丧失了所有的希望，而且在逆来顺受地默默承担一切苦难之余，也开始逐渐丧失了人性。他们已沦为畜牲，甚至是物品。[45]劳拉对此深感震惊，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尽量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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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德国护士仍然不停斥骂，而那个俄军战俘也还是不停翻找。接着，他找到了一个东西。劳拉看见了他找到的东西——一片肮脏干硬的面包。那个战俘得意扬扬地举起那片面包向他的同伴炫耀，然后开始吃了起来。那个德国护士看到感觉很不适。他怎么可以吃那种东西？他难道不晓得那片面包吃了会对身体有害，甚至可能要了他的命吗？那个人继续咀嚼着他找到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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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也感觉相当不适，并转向了那个德国护士。她难道不能拿些像样的东西给那个人吃吗？那个护士犹豫不决，不确定自己究竟敢不敢这么做。一名身穿制服的德国医务助理听到了她们的讨论，于是出面干预——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带着一大碗冒着热气的浓汤回来，汤里还浮着几块肉。那个俄军战俘狼吞虎咽地把那碗汤灌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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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时后，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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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胃显然承受不了突然涌入的大量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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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1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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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芙·金在特鲁瓦刷洗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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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寒冷风大的日子。但可以说是个调剂，因为最近这一阵子都一直是温暖舒适的天气。他们甚至得以在邻近的一片松林里露天睡觉，躺在还没有使用过的担架上。不过，他们之所以喜欢睡在户外，不是因为温暖的天气，而是因为他们占用的那栋庄园别墅——香特露庄园——不但屋里没有家具，而且颇为肮脏。除此之外，他们大多数的医疗设备也都出了问题。由于没有帐篷，也没有像样的厨房，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收容任何伤员。不过，这座庄园的位置倒是相当好：虽然就在道路旁，却有一座美丽的果园和菜园，附近还有一片迷人的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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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奥利芙·金一大早就起床了。到了八点十五分，她已坐在救护车驾驶座上，准备动身去寻找可供这个地方使用的长凳与桌子。陪伴她的是她的一位上司，运输主管哈利太太。奥利芙·金，二十九岁，澳大利亚人，出生于悉尼，父亲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她是深受父亲钟爱的女儿，尤其是因为她的母亲在她十五岁那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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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成长过程与接受的教育都相当传统，毕业于德累斯顿，课程包括音乐以及绘制瓷器。不过，她自此之后的人生却一点儿都不传统。她的内心存在着两股互相拉扯的力量，一方面对结婚生子怀有正常而天真的渴望，另一方面却又拥有精力充沛而且躁动不安的天性。她在战前的几年间游历甚广，走访了亚洲、美洲与欧洲——尽管身边总是陪着一位女伴。她攀登过墨西哥市东南方海拔5 452米的烟峰火山，是全世界第三个完成此壮举的女性，也是第一个冒险进入其火山口的女性。不过，她总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什么东西。她在1913年写的一首诗里，这么祈求上帝：“赐给我一份哀伤……唤醒我沉睡中的灵魂。”她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战争带来的信息就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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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冒险精神与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金在战争爆发之后不久随即设法参与其中，而不只是袖手旁观。她采取了1914年当时唯一可让女性参与这场战争的途径：医疗服务。她没有受训成为护士，而是选择担任对于女性而言相当不寻常的驾驶员，由此大概也能够看出她的个性。她驾驶的是阿尔达车厂所生产的一辆大型救护车，是她用父亲的钱买下来的。在这个时候，驾驶汽车仍是一项非常罕见的技能，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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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现在服务的机构是苏格兰妇女医院，成立于1914年秋季，是当时受到热情驱使而成立的许多私人医疗机构之一。不过，这个机构颇为特殊，因为其创立者是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人士，而且机构里的人员也清一色都是女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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