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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森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他的感冒一直好不了，胃不太舒服，也经常头痛。他们多次看到战机在晴朗湛蓝的天空中缠斗。英军在空战中似乎占有优势。“不久之前，著名飞行员伊梅尔曼就在这里被击落。[59]当时我在掩体内睡觉，可是在地面上的人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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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他满心只想听到有关和平的消息。目前有一个谣言尤盛，称战争将会在8月17日结束。那一天是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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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7月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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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布坎南在夸迪雷玛买了几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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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日，他们总算得以过一次像样的安息日。他们在营里已经待了好几天——据说是为了等待筹集补给品，以便继续行军。他们近来深受粮食短缺之苦，士兵又再度陷入了挨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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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安静，布坎南甚至没有带领部下进行机枪操练。不过，这种情形并非完全有益，因为在这么一个闷热无风的星期日，一旦没有事情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就很容易兴起思乡的情绪。布坎南很想知道家乡现在的状况，但在丛林里根本收不到什么消息，更遑论信件。他们已经期盼了好几个星期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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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天绝不算是虚度了。除了有机会休息之外，布坎南也对自己谈成了一绝佳的交易而深感得意。他在几天前结识了两名土著，那两人回他们的村庄走了一遭。现在他可以和他们以货易货，于是他用几件衣服换得了面粉和十三只鸡。这个意外的加餐令他们深感开心，他们可以在晚餐时享用鸡肉了。此外，这项交易也唤起了他在动物学方面的兴趣。（他从来不曾彻底放弃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布坎南只要一有时间和精力，就会搜集植物和蛋，尤其还有鸟类。他以科学家的细心——甚至几乎可说是钟爱——将自己找到的一切分门别类。最近的一次是在5月14日发现一只雌的粉颊小翠鸟，他将其编号为163号。）他买下的其中一只鸡，在头上有一根奇特的白色羽毛，他不晓得为什么下不了手宰杀它，于是决定养它一阵子。这只鸡说不定会下蛋——甚至可能会变成他的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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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7月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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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阿诺所属的营准备返回凡尔登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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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消息在暑热当中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必须返回凡尔登“填补一个空缺”。他们所有人都没想过自己还会再次被派去那里，尤其是在遭受了那么惨重的损失之后。旅中的两个团因为损失了大量兵员而被合并，以致阿诺与他的战友必须拆下领章上原本的“三三七”这个号码，改绣上“二九三”——一个月前才在凡尔登参与过战事的三三七军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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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尽力安抚连队里的士兵，但觉得自己没有成功。此外，他自己也深感沮丧。他们所有人显然都和他有着一样的念头：“你可以幸存一次，但不太可能会有第二次。”傍晚时分，团长在凡尔登堡垒内的一间地下室里向他们做简报。他们的部队必须夺回蒂欧蒙与弗勒里之间一块近来失守的地区，距离他们今年6月初防守的阵地不远。中校团长试图鼓舞士气的说辞和阿诺对自己部下说过的话差不多，也同样没什么效果。阿诺看得出团长的压力有多大——他紧咬着牙关，也显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不过，阿诺却稍感平静了一些——他的营在一开始将会先担任后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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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出门走到走廊上，看见有五十几个他营里的士兵站在另一个房间外面排队，那个房间是他们营的代理医生巴耶所使用的诊疗室。巴耶是一个身材圆胖、理着平头、戴着一副大眼镜的男子。那些士兵都是前来告病的，希望借此逃避那等待着他们的炼狱。各种想象得到的病症都出笼了：疝气、风湿、伤口愈合不佳。巴耶忙得满头大汗，围绕在他身旁的那群士兵“就像溺水的人紧抓着救生圈一样”。阿诺后来听说营里有几个高阶军官也以生病为由告假：“简而言之，全营的士气都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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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阿诺去看了巴耶医生，也同样试图称病告假。他觉得自己的手法颇为细腻。阿诺首先埋怨称有个军官（其中一名功勋彪炳的军官）竟然借着称病逃避任务，接着声称自己绝不会这么做，尽管他的心脏问题其实是称病的充分理由。他以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解开制服夹克的纽扣，请医生帮他听诊，满心盼望着医生会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而为他开具一份免除任务的诊断证明。医生听了听，然后以厌倦的语气说他也许听到了些微的杂音。他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阿诺不禁感到一阵羞愧，扣上了夹克：“经过这次示弱的表现之后，我再也不敢谴责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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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之后，他们再度行军离开堡垒。行装沉重的士兵缓缓越过河流，走向那片闪现着爆炸亮光的阴暗高地。他们爬上第一道陡峭的山脊之后，阿诺俯卧在地上，心脏猛跳不休。“我疲惫不已，但主要是道德而不是身体上的疲累。我以为自己会昏过去，甚至可能希望自己会昏过去。”他们在一条狭窄的交通壕里行进了好一阵子，然后抵达了一座简陋的碉堡，屋顶只盖着一层瓦楞铁皮。他在那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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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动在两天后的黎明展开，结果以失败收场。损失极为惨重，指挥官也在行动中阵亡。阿诺的队伍没有参与攻击行动，他因此安然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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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7月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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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在耶路撒冷城外目睹一名逃兵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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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有两三具新的尸体垂挂在圣城各处的电线杆以及其他临时搭设的绞刑台上。那些死者大多数都是奥斯曼军队的阿拉伯人逃兵。那些人与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可说是恰好相反，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战争，而是战争选择了他们。他们代表了军人当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不论是哪种肤色的人）：不同于德·诺加莱斯那样热切地投身于战争的活力、危险与幻象当中，那些人乃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尽管不情不愿、疑虑重重、无心参与，也只能默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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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诺加莱斯并不是瞧不起他们：就某方面而言，他其实了解那些逃兵的感受。奥斯曼军队又再度在补给问题上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贪腐、浪费以及团伙盗窃。此外，营养不良也再度为疾病开启了大门，尤其是斑疹伤寒。由于这整个地区都粮食短缺，斑疹伤寒因此广为流行，对许多刚迁居至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口的冲击尤其强烈。他们因为这场战争而失去了来自故国的一切协助。由于饥饿与思乡情绪，阿拉伯军队的逃兵人数因此大幅飙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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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疹伤寒的大范围流行以及巴勒斯坦的补给严重短缺，导致所谓的帕夏远征队（一支由土耳其部队与德国及奥匈帝国部队组成的军队，配备了大量的大炮、货车以及其他现代装备）无法按照原定计划在穿越小亚细亚的漫长旅程之后于巴勒斯坦歇脚，而必须在酷热之下继续朝着西奈半岛前进。他们奉派前往参与第二次堵截苏伊士运河的行动。[61]轰隆驶过的一列列货车以及全新大炮深深吸引了德·诺加莱斯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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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军队指挥官对于逃兵现象的应对做法就是不断将逃兵处以绞刑，但却没什么效果。（德·诺加莱斯认为这种严酷的措施所试图矫治的问题，指挥官本身至少也必须负一部分责任：一般认为他也参与了导致部队缺粮的贪腐活动。）于是，指挥官决定最新出现的一个逃兵必须被公开行刑，要让他在耶路撒冷驻军中的战友亲眼看着他被行刑队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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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死刑就在今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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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又是一个阿拉伯人，这次是一位伊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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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密集而或平或圆的屋顶下，一列长长的队伍蜿蜒而出。在前头领队的是一支军乐队，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军乐队后面跟着一群高阶军官和平民，接着是那个即将被处死的逃兵，他打扮得极为醒目，头戴白色头巾，身穿鲜红色的土耳其式长衫。跟在他身后的是行刑队，然后是一长列的耶路撒冷驻军——至少是耶路撒冷驻军的大部分成员——包括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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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长串的人员聚集在一个小土墩周围，土墩上插着一根粗厚的桩柱。在死刑宣判的过程中，德·诺加莱斯仔细观察着那个受刑人。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平静地抽着他的方头雪茄，呈现出穆斯林典型的那种对于死亡满不在乎的姿态”。听完判决的宣读，那人在另一位伊玛目面前的一张草席上双腿交叉着坐了下来。另一位伊玛目原本应当抚慰受刑者的心灵，但抚慰得过分了，以致于他们两人陷入一场越来越激烈的神学争辩，差点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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