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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很安静，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已。上午的时间主要都花在为伤员更换绷带。库欣认为他先前动过手术的许多患者似乎都已逐渐复原——或者也许只是因为他连续两夜都得以安睡休息，所以心情比较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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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有美军部队加入战斗，所以库欣和他的医疗队被北迁至佛兰德斯前线。自从今年7月底以来，英军就在那里展开了又一场攻势。那场战役已经被命名为帕森达勒战役，又称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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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经发动过四次重大攻击行动了。期间雨几乎没有停过，战场已经成了一片泥泞之海。截至目前，成果之小与损失之大根本不成比例，但实在很难得知当前的状况，而且也极少有人能够对全局拥有概括性的了解，因为信息的查禁很严格，官方的公报又缺乏参考价值。不过，库欣却借着观察那些溅满泥泞的救护车持续不断运来的一个个衣衫褴褛、血流不止的伤兵，对战斗的进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猜测。伤兵的人数有多少？他们的士气高不高？他们等了多久才得以被送到救护站？大多数伤员身上都裹着一层厚厚的泥巴，以致卸除衣物、清理脏污以及找寻伤口都必须花上超乎寻常的时间。已经打过破伤风针的伤员，都用笔迹难擦掉的铅笔在额头上写了个“T”。医院旁边有一座范围不断扩大的公墓，里头的坟墓都是由身穿蓝色短上衣的中国工人挖掘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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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严重创伤是库欣的治疗专长，他一天尽量完成八场手术。他在一座帐篷里动手术，围着一件厚橡胶围裙，脚上穿着军靴。他的一项特殊技术，就是利用强力磁铁小心翼翼地从伤员脑中吸出炮弹碎片。仅受普通枪伤的伤员非常少，被刺刀刺伤的伤员更是极为罕见。库欣的伤员几乎全是炮火的受害者，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只有一处伤口。库欣已然成为伤口处理的专家：举例而言，他发现最严重的伤害通常都隐藏在最小的伤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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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附近可以见到一颗颗的观测气球。炮弹有时候会落在医院附近。他们如果有空闲的时间，就会到医院旁的一座网球场上打球。今天午餐过后，库欣和一名同事驾车到附近的其他医疗队去探访朋友。这一天是难得晴朗的好天气。炮火声不断由远方传来。从卡茨山到雷米的道路在一座高高的山脊上，视野绝佳，往北可以望见伊普尔前线那里连绵不断的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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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加拿大上校允许库欣看了一件他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想看的东西——一个巨大的战场沙盘，由沙子以1:50的比例制成，用于计划攻击行动。一切都被仔细标示了出来：每一片树林、每一栋建筑物、每一条等高线。协约国的战壕由蓝色缎带标示，德军战壕则是红色。库欣看了写在一个个小标签上的名称：因弗内斯灌木林、克拉珀姆枢纽站、庇护林、波利冈森林。看了这些标签之后，库欣对当前的情势稍微有了多一点的了解。不过，从沙盘上看来，下一场攻击将以格朗库尔斯森林为目标——那片树林像是一个红色凸块，蔓延至所有的蓝线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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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唯一端详着这个沙盘的人。有几个军官与士官也看着沙盘，试图了解当地的地形。这些人明天将越过那座高的山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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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欣与他的同事回到医院正好赶上晚餐。用完餐后，他的指挥官拿走了库欣昨天还没看的《泰晤士报》。后来库欣向他要，那名高阶军官却把报纸藏在背后，并且要求他去看钉在餐厅门上的一份陆军公报。库欣颇觉恼怒，而且他也觉得那份公报上的代码与地图坐标看起来完全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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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前后，库欣躺在帐篷里听着远方愈来愈激烈的炮火声。接着，雨又再度开始打落在帐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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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有人告知库欣说，在7月23日至8月3日之间，这个区域的三所战地医院共有17 299名伤员转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或是已经出院。（当然，这个数字不包含死者在内。）第五军还有另外十二所像他们这样的战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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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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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穆斯利搭乘马车前往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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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早餐完全是一流水平：香肠、蛋糕、茶和果酱——穆斯利刚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看管他们的卫兵吃了面包、橄榄、甜瓜与洋葱。然后，他们全部从那间满是臭虫的小旅社动身出发。一开始，穆斯利和另一名战俘——一个手臂骨折严重发炎的英国士兵——搭乘着同一辆马车，但到了一座山的上坡路段，他们就只能下车走在马车旁：因为拉车的牲畜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拉着他们两人上坡。山坡上长满了高耸的松树。一大群骑警跟随着他们，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免于盗匪的袭击。他们经过一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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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利其实盘算着想要逃跑，而且夏天期间他曾在卡斯塔莫努与一群俘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一场极为大胆的逃亡行动。他们打算沿着山里的一条小径逃到黑海，那里应当有一艘船埋在沙子里——有桨但没有帆。穆斯利甚至假扮成土耳其人练习逃跑了几次，测试怎么样最容易能够骗过卫兵。他有一次差点被抓，自此之后就受到严密监管。不过，那群俘虏当中有些人确实逃了出去，但（可能）又被抓了回来，原因（恐怕）是遭人告密，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假扮成德国人的扮相太过拙劣而被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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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穆斯利已离开了卡斯塔莫努的监禁处所。他仍然为防守库特阿马拉那段期间留下的后遗症所苦。真正的问题是背部的严重挫伤——他的背部曾被一块炮弹碎片击中，伤了几节脊椎骨——经常痛得他晚上都睡不着。他收到伦敦外交部几个友人寄来的一封信，于是借此虚言恫吓土耳其部队的指挥官，使对方以为伦敦当局对他的案子特别关注，结果那名指挥官因此安排将他转送到安卡拉。穆斯利本身一再要求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治疗：他心中有个隐隐约约的念头，认为在那里会比较容易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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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的路程花了大半个上午，而且他们直到下午三点才抵达山隘。山峰已在不远处，笼罩在雾气当中。他们在山隘休息了比较长的时间，并且在下山之前先吃了午餐。穆斯利非常厌恶阿里，也就是负责主管这趟旅程的军官。阿里脾气暴躁、野心勃勃、外强中干，可是他们却借着一再为他奉上香烟而取悦他。穆斯利对于看管他们的士兵穆斯塔法则评价高了许多，而且他和另外那名俘虏也与穆斯塔法培养出了不错的关系。这个“任劳任怨的土耳其农民”虽然患了严重疟疾，却仍然毫不埋怨地善尽自己的职责，令他们两人颇感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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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升高了。尽管穆斯利与他的同伴现在能再回到马车上，但这段旅程却不太惬意。天气炎热，路面又颠簸，马儿也极为虚弱，有时甚至不免跌倒，而必须由人帮忙撑起。此外，马具也不得不一再修补，而且他们一度差点驶下路旁的陡坡。穆斯利的眼睛愈来愈不舒服，但尽管如此，他的心情却是出奇得好。他在日记里写道：“可是这几天非常美妙，我们不停移动，踏上重新发现这个世界的旅程，从睡眠迈向梦土，从死亡迈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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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途中认出了他们当初遭俘虏之后被带到卡斯塔莫努的路上所见过的景色：这里的一间小农舍，那里的一间磨坊，还有那栋被摧毁的亚美尼亚人住宅。他们今天又在另一家小旅社过夜。抽了一根烟之后，他们就到屋顶上睡觉，也许是因为这家旅社虫满为患，也可能只是因为室内的温度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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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安格斯·布坎南离开了标记为C23的营地——又一个炎热而且疾病猖獗的丛林营地。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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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营在9月4日离开C23，前往纳伦尤前方的中央与左侧营地，据守那里的前线，接替第八南非步兵营，因为他们都病得东倒西歪，不再适合在前线服役。一段时间以来折磨着我的体力透支和热病，在这里开始逐渐压垮了我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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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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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做了“农夫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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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粮食——以及囤积物资的必要性。没有人想要再经历像去年的“芜菁之冬”一样的冬天。所幸，他们在阿尔特班霍夫大街17号的家里有一整个地下室的马铃薯（他们向肯茨勒先生买了一大堆）和芜菁。不过，他们没多少面包，也没有油。他们的饮食极为单调乏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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