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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派往东非的2万名南非士兵当中，半数都因重病而被后送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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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次是意大利的西方协约国盟军坚持发动攻击，希望能够分散对法国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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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这场战争里，中尉或少尉的存活率远低于一般士兵。根据估计，基层军官的死亡率是其他军人类型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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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个数字严重夸大。士兵哗变发生后成立的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人数约为2.3万人，其中有500多人被判死刑。不过，死刑的目的只是为了杀鸡儆猴，结果真正被枪毙的人数还不到50人——而且通常执行于他们的战友面前。所谓整支部队被赶到无人地带，再由己方的炮兵开火屠杀的说法，只是没有根据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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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见第393页，1916年9月16日，注*（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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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德军经常提到“蓝点”。他们的地图上都以蓝色数字标示敌军的战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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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战场上进行有效通信的科技在当时根本还不存在。新式的无线电机庞大、笨重又不可靠，以致并不实用。有线电话适合永久性通信网络，在炮击不太猛烈的情况下也相当有效；不过，一旦遭遇密集炮火，电话线就很容易损坏。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电话线都已经埋在地下数米深，可能的话还会包覆在管道里，但如此周密的做法只有在前线僵滞不动而且相对平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所有参战部队都采用了各式各样的视觉通信方式（照明弹、日光反射、灯光、旗号），但这些方法都需要良好的能见度——而这点在猛烈的战斗中根本是奢求。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实体传递命令与回报。交战各方都尝试过利用狗担任传令员，但这种方法在猛烈炮击下行不通：狗和马匹一样，在猛烈的炮火中通常会因害怕而发狂。此外，交战各方也都使用信鸽——单是德军就使用了30万只——有时候这是最可靠的通信方式。根据一项估计，十分之九的信鸽都飞抵了目的地。信鸽甚至还获颁勋章及其他荣誉。其中最著名的一只，是1916年6月的凡尔登战役当中受到围困的沃堡所送出的最后一只信鸽。那只信鸽飞抵了目的地，却因伤死亡，目前在沃堡仍有一块铭牌纪念那只鸽子。另外，还有著名的信鸽“挚友”：在1918年10月发生于阿戈讷的战斗期间，一支遭到包围的美军部队送出这只信鸽，结果它虽胸部受伤，还被打掉了一条腿，却仍然飞抵了目的地。后来，这只鸽子获颁军功十字勋章，死后并被制成标本展示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如果别无选择，部队就会使用传令兵，通常一次派出两人，指望至少有一人能够活着送达信息。这种任务无疑非常危险。（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担任传令兵，并且因此两度获颁勋章。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军事事务获得了有限但具体的了解，后来即借此击败不少将领，原因是那些将领的经验都仅是来自于作战指挥室里的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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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是《马赛曲》的歌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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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士兵哗变臻于巅峰之际，共有54个师涉入其中，以致西部战线有许多地区根本毫无防卫。（德军不晓得为什么竟然没有发现此一现象，绝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大的情报纰漏——尤其是德国一直极具技巧地善用和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想借此削弱俄军的战力。）哗变的法军士兵中，有些要求立即实现和平，另外有些人威胁进攻巴黎，但大多数人都仅是拒绝发动攻击，并且针对餐点、医疗、休假等各种福利提出简单而具体的改善要求。因此，后来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非常少，而且部队的物资情况也获得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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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是《马赛曲》的歌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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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意大利军队在战争期间处死了1 000多名本国军人，远多于英军（361名），更遑论德军（48名）。超过15 000名意大利士兵因为违反军纪而遭判无期徒刑，其中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许久仍然身在牢狱中，有些人甚至一直被关到1945年。意军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坚持必须要建立“铁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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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917年1月间，德国潜艇击沉了35艘船只，吨位合计109 954吨；到了4月，这些数字已提高到155艘船，合计516 394吨。不过，开始采用护航船队制度并更加积极布雷之后，损失情形已有所减缓。此外，空军飞行员也愈来愈善于击毁德国潜艇。（第一艘在海中遭到飞机击沉的潜水艇，是法国的“傅科”号，在1916年9月15日于亚得里亚海被奥地利水上飞机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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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许多士兵都对遭受榴弹枪及迫击炮的攻击深感厌恶，因为这两种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炮不同，其射弹飞过空中的时候声音很小，无法让人事先获得听觉上的警告。（不过，其飞行速度倒是相当慢，因此经常可以看见它们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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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已开始认为这场战争将会造成殖民主义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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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现在普遍称为“克伦斯基攻势”，因为这项攻势是当时在任的俄国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国防部长任内下令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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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此人即玛莉亚·“雅什卡”·巴卡洛娃。她后来因为与白俄军的关系，在1920年被指为人民公敌并遭到处死。她的部队被称为“俄国第一妇女死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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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患有抑郁症的卡夫卡，长期以来对现代医术的效力始终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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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问题不只是英国的封锁行动阻断了进口贸易，政府在前一年也下令禁止进口橘子、葡萄干、菠萝、姜与香草等“异国”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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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他觉得这样的反应有其道理。法朗士在写给另一名友人的信里指出：“这场战争造成如此可怕的苦难仿佛还不够，又把那些尚未发疯的人都变成了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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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其中前两项倡议在那时已经不再受到讨论：美国的版本之所以取消，原因是美国已经参战；德国的版本之所以取消，则是因为提出这项倡议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已被柏林的鹰派斗垮下台。1917年7月，德国国会以212票对126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没有领土得益也没有赔偿的情况下终结战争；这项决议彻底违反了德国当时实际掌权人士的野心——也就是以兴登堡与鲁登道夫为首的军事最高司令部。由此可见，1914年的所谓“国内休战”已然被打破，因此贝特曼—霍尔维格致力于维持双方平衡的立场也就无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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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卡波雷托（Caporetto）其实是这个地区在战后成为意大利领土之后所取的名称；这里在1917年仍是奥地利的领土，当时这座小镇称为卡夫利特（Karfreit）。这场攻势的名称稍有误导之嫌，因为真正的突破其实发生在卡波雷托／卡夫利特以北。这个充满田园气息的地点现在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名为科巴里德（Kobarid），设有一座纪念这场战役的博物馆，虽然规模不大，但内容非常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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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突击战术首度使用于1917年9月初，当时德军没有花费太多力气，就突破了里加的俄军阵线，迫使俄国第十二军仓皇北逃。同一个月，受过新式渗透战术训练的德军部队（参见第534页，1917年12月20日，注*）又在法国康布雷击退了英军在坦克支援下达成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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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关于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的溃败，最著名的描写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不过，这部小说虽然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却不是第一手的记述。海明威到了次年才抵达意大利，也不曾置身于战斗现场。这本小说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他备妥了各式地图以及历史文献之后，才在1928年夏季期间于美国堪萨斯市的家中写成的。另外一份记述是《步兵攻击》，虽然名气远远比不上海明威的小说，作者却是后来声名远播的埃尔温·隆美尔。年轻的隆美尔中尉随着他所属的德军阿尔卑斯山兵团参与了这场战役，后以略带抽象的文字详尽记述了战斗过程，并且佐以丰富的地图资料。他因为这场战役而获颁功勋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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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由于美军部队也严禁饮酒，因此这类警告通常强化了美国人的清教徒形象，让人觉得他们恪守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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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细心的读者也许不免纳闷，这么语焉不详的一句话怎么可能呈现出那一天的战斗状况。所幸，除了其他参考资料之外，摩内利的战争经验回忆录（写于1928年4月）第四版的序言也详细描写了这场战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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