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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琴佐·达奎拉搭乘于百慕大外海的一艘货船上，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救了他一命的很可能是他的美国公民身份，以及他从来不曾正式宣誓入伍的事实。由于忌惮美国舆论，意大利当局显然无意让他成为烈士，所以他虽然被留在意大利军队里，却再也没有被送回前线。最后，经过种种事件之后，达奎拉终于获准返回美国。他没搭上航向纽约的邮轮，但在美国货船“卡罗琳”号获得了一个床位，而在1918年9月从热那亚出海。他们在直布罗陀载运了一批矿石，然后由于接到德国潜艇活动的消息，船长因此选择经由巴西的航线，虽然距离长了不少，却也安全得多。巴西往北航行的途中，他们在11月的一天夜里看见了一幅不寻常的景象：一艘汽船在夜里点亮全船灯光航行。凌晨时分，他们又遇到了另一艘船，于是以旗号询问对方：“战争结束了吗？”对方的答复极为斟酌：“不是，只是停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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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德华·穆斯利而言，他从君士坦丁堡获释而搭上航向士麦那的船只之时，战争就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处于兴奋与混乱当中，”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数百年般长久的被俘经历逐渐从我身上消失。我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忙碌得无法思索这段可怕的永恒经历的重大终结。”船上还有其他几个刚获得释放的战俘，与他同舱的乘客也是当初身在库特阿马拉的炮兵，借着装疯才得以重获自由。船只解缆开动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君士坦丁堡的形影缓缓消失于夜里，首先消失的是大清真寺的模糊轮廓，最后则是高耸尖塔的锐利线条。穆斯利进入他的卧舱，和他的同伴同坐了一会儿，一面抽烟，一面聆听海浪的声音。他们两人回到甲板上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消失了。唯一看得到的是映照于船尾波浪当中的远方灯光。“那是伊斯坦布尔：永恒、美丽、恐怖之城。”他们两人都静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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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摩内利身在锡格蒙茨黑尔贝格的车站，位于奥地利东北部。他和其他意大利战俘在几天前就已重获自由，原因是他们借着争辩与武力慑服了看守他们的那些满心惶惑又士气低落的卫兵。一切都反了。他的部分同胞到镇上去尽情喝酒以及追逐女子，其他人则是开始计划对维也纳发动一场大突击。手持奥地利武器的意大利士兵在车站巡逻，帮忙维持秩序。不时有满载匈牙利士兵的运兵列车隆隆驶过，而且也不时可以听见枪声。奥地利电话接线员仍然如常从事着他们的工作。摩内利和一小群前战俘聆听着一名奥地利军官——据说是个相当和善的人——向他们翻译停战协议的条文内容，只见他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一句翻译着。对于自己重获自由，战争又已结束，摩内利深感如释重负，但这种感觉却混杂了一股深切的哀伤。“这将会是我们承继的恶果，或者善果，总之是我们无可摒除的承继物——而我们也将永远受制于我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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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她的墓志铭上写着：“在大战期间，不论言语还是行动，也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她都竭力为国家服务，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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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埃姆登”号的最后一战中，舰上的人员有8名高级军官、29名下级军官和军士、92名水兵、1名平民厨师、1名理发师以及3名中国洗衣工被杀死。可以提到的是舰长卡尔·冯·米勒活下来了，尽管身负轻伤，而且对自己的付出很失望。在被俘期间他受到很大的礼遇和尊敬，得到德国和英国媒体的称赞，后因为健康恶化——患有严重疟疾而被提前释放。战后他避开受审，很有分寸地讲述和书写自己的经历，1923年还不满五十岁时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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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埃姆登”号的残骸在这个珊瑚礁一直搁置到1950年才被一家日本沉船打捞公司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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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认真研读历史的结果，促使他认定协约国当中的几个强权以武力干预俄国情势并不是聪明的做法。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协约国成员其实没有真正的计划。他们进行干预的原本目的不是要支持白军，而是要避免他们最大的东方盟友退出战争。一开始，他们的干预行为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布尔什维克的鼓励。不过，现在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觉得白军获得的大众支持力量太过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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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她在船上最早遇见的一名乘客是玛莉亚·“雅什卡”·巴卡洛娃（参见第496页，1917年8月8日，注*）——她现在正遭到布尔什维克的追捕。巴卡洛娃协助成立的女性部队自始至终都效忠于克伦斯基政权。冬宫遭到攻破的时候，她有一些士兵就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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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安德烈森的军人，在1916年8月10日被呈报失踪，后来被埋葬于南韦尔维克的德军公墓里（第4区，第140号坟墓）。这个军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安德烈森，但也可能不是。这座公墓邻近于比利时边界，到伊普尔的距离比到索姆河近，而且安德烈森的遗体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会被运到如此北边。尽管如此，还是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法国在战后将许多小型公墓里的死者遗体挖出，迁葬到规模较大的公墓，因此安德烈森的遗体有可能被移到了那里去。（举例而言，这点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战争公墓都设有万人冢，但又得以列出埋在其中的死者姓名：许多公墓被迁葬之后，都直接把原本个别埋葬的死者遗骸倒入集体坟墓里。这是相当常见的现象。）第二种可能性又与第一种有关：安德烈森的遗体可能是因为上述的迁葬情形而被移到南韦尔维克，但他原本可能被埋葬在协约国阵线内的战俘公墓里。（当时这一区有这类公墓。）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克雷斯滕的下场可能是如此：他在1916年8月8日遭俘而被送到北方，但不久之后即告死亡。他可能受了重伤，所以战俘名单没有登录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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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那座公墓称为海滩公墓，位于连接凯利亚与苏夫拉的道路上。他的坟墓是第1区H排的第3号墓位。站在那里，可以把石头丢进爱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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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诺加莱斯把“黎凡特人”当成“犹太人”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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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次申请退役请参见第294页，1916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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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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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医院的牧师过来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说。现在我们已知道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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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段简短的演说期间深感沮丧。那位庄严的老人明显可见地颤抖不已，向我们告知霍亨索伦皇室再也不准戴上德国皇冠，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共和国”，而且我们必须祈求全能的上帝不要因为这样的改变而收回祂的恩典，也不要在未来抛弃我们的人民。他忍不住对霍亨索伦皇室颂扬一番，向我们提醒皇族造福波美拉尼亚、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祖国的功业。接着，他开始轻声啜泣起来，于是那个小房间里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最深的哀伤当中。我不认为有人能够克制得住眼中的泪水。不过，那位老人又勉力再度开口，开始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必须终结这场漫长的战争；而且由于我们输掉了战争，必须任由战胜国处置，因此我们的祖国将不免遭遇严苛的压迫，停战协议也将导致我们必须指望先前的敌人秉持高尚的情操对待我们——听到这里，我已再也无法忍受。我不可能继续待在那里。我的眼前化为一片黑暗，于是我只好摸索着回到宿舍，扑倒在床上，把滚烫的脸庞埋在被单与枕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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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极为糟糕，夜晚更惨——我知道一切都毁了。只有呆子——或是骗子与恶棍——才会期望敌人的仁慈。我的仇恨在那些夜里不断增长，痛恨那些造成此一恶果的罪魁祸首。在接下来的那几天里，我体认到自己的使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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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成为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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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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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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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çam, T.,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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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R.,The Forgotten Front: The East African Campaign 1914–1918, Lond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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