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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虽然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掠夺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从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乎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中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开了一门为期13次的演讲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拉杜利（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星期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帕克博士（Dr.Jenna Park）。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塞恩（Pat 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了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希福林（André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的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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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1875～1914 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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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就是人生。由于总是一群活人在回忆，它遂成为永恒的演进。它受限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觉察不出自己连续的变化，它可以有各种用途，也可以做各种控制。有时它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历史是过去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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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Pierre Nora），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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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这些也就是本书所想要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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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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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天，有一个年轻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对那时的中欧女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成就。为了庆贺她毕业，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不过在当时，让一个富裕人家的18岁女子单独暴露于危险和诱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幸运的是，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特别好。奥尔贝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开了一家连锁商店。在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便是中欧对东方贸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寄宿学校已学会流利的法文。当然，埃及有许多阿拉伯人。奥尔贝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该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寄居地。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来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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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以前，一个年轻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从伦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父亲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原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八个儿女（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出生）。除了一个儿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经商的天分或意愿。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一点儿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尚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热衷于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化，并且积极地英国化。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演员，一个继承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一个成为小学教师，另外两个进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邮政服务业。那个时候，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运动样样精通，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如果不需要靠自己谋生，他的特质可让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事实上，他正是那种在殖民地的运货业事务所工作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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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人便是作者未来的父亲。因此，他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这个地方便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在本书所谈的时代之前，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这样的邂逅，并使这样的两个人缔结姻缘，都是极端不可能的事。读者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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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以一件自传式的逸事作为本书的开始，有更严肃的理由。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有一块不太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也就是，比方说，从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认或解说的最早的一幅家庭照片起，到当公众和私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可分开而且互相决定的时候止［“我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见他”；“肯尼迪总统(Kennedy)一定是在1963年死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这么一块时间上的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于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由于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出生，而父母在1914年时分别是33岁和19岁，帝国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个不太明确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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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仅个人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或许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谁又能确知），但在20世纪的前2/3，情形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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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4年时，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44岁，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Stalin）］35岁，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30岁，凯恩斯（J.Maynard Keynes）32岁，希特勒（Adolf Hitler）25岁，阿德勒（Konrad Adenauer，1945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38岁，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40岁，甘地（Mahatma Gandhi）45岁，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25岁，毛泽东21岁，胡志明22岁，铁托［Josip Broz(Tito）］与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同岁，也就是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小两岁，比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小9岁。再看一看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比如根据1977年出版的《现代思想辞典》（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所选录的文化人物为抽样标准，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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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或之后出生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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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1880~1914年间，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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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已是成人者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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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00~1914年间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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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1880年前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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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认为帝国的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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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仅是少数与1914年前直接有关的在世者，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的问题，而且，在比较非个人的层次上，每一个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1980年乃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说较远的过去对我们而言较不重要，但是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很像西方的人类学家着手调查巴布亚（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样，如果它们在地理上、纪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们是历史学家，则我们知道我们所写的，只能由其他这样的陌生人来判断和纠正——对于这样的陌生人而言，“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我们的确是借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地点和形势来假设过去，也倾向于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过去，去看待那些我们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的看法允许我们认出的事物。不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带着我们这一行惯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阅读数量庞大的二手文献，一路走过我们前辈学者许多代以来所积累的辩论和异议，走过不断变化的风尚和不同的解释与重要的阶段，永远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问问题。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争论一个我们不复记忆的过去的其他当代人以外，我们的工作也不会遭遇什么阻力。因为，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1789年法国或乔治三世英国，也是我们通过官方或民间学究所学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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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学家想要努力钻研仍有目击者存活的时代时，两种相当不同的历史概念便互相冲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补充：学术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档案的和个人记忆的。由于每个人都已在心中与自己的一生达成妥协，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历史学家。如同冒险进入“口述历史”领域的人所知道的，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历史学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有基本的重要性。对那些访问老兵和政客的学者而言，从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资料，将较接受他们访问者记忆中的资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们却可能误解这些文字上的资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那样，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被那些曾经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加以纠正。这些人回忆往事，摇摇头说：“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不过，彼此对峙的这两种历史观点，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对于过去的合乎逻辑的重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以为它们是如此，这样至少可以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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