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76556
1707376557
是和尼尼微（Ninevah）和泰尔（Tyre）一般！
1707376558
1707376559
上帝赦免我们，
1707376560
1707376561
以免我们忘记，以免我们忘记。
1707376562
1707376563
他们炫耀地计划在新德里（New Delhi）为印度修建一座壮丽新都，然而克里蒙梭（Clemenceau）却预言它将成为一长串帝国废墟中的一个。克氏是唯一抱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吗？而他们在统治全球上的脆弱度，真的比统治国内的白种群众大这么多吗？
1707376564
1707376565
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帝国（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对其统治下的臣民而言是不堪一击的（虽然当时并非如此，一时之间也不会成为事实），那么其内部统治意愿的销蚀，那种为证明适者生存而做的达尔文式奋斗意愿的削弱，会更加轻易地将其击溃。权力和事情成功所带来的奢华，不也正是妨碍其继续努力的杀手吗？帝国不是导致了核心地区的依靠心理和野蛮人的最后胜利吗？
1707376566
1707376567
这些问题在那个最伟大也最脆弱的帝国当中，引发了最为不祥的答案。这个帝国在面积和光荣上超过以往的所有帝国，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濒于衰败。即使是勤奋工作而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只会导致衰败的“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暂且听听霍布森对这种恐惧的看法：
1707376568
1707376569
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物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
1707376570
1707376571
1707376572
1707376573
资产阶级的“美好时代”就这样解除了武装。威尔斯（H.C.Wells）小说中那个迷人无害、过着在阳光中嬉戏的生活的埃洛伊（Eloi），将会受到他们所依靠的黑色摩洛克人（Morlocks）的摆布，并且完全无法抵抗。德国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Schulze—Gaevernitz）写道：“欧洲将会把体力劳动的负担——先是农业和矿业，再是工业中较为费力的劳动——转移给有色人种，而它自己则心满意足地依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而这种情形，或许正在为有色人种日后的经济和政治解放铺路。”
1707376574
1707376575
这便是打扰“美好时代”睡眠的噩梦。在这些噩梦中，帝国的梦魇和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合而为一。
1707376576
1707376577
1707376578
1707376579
1707376581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四章 民主政治
1707376582
1707376583
1707376584
1707376585
所有因财富、教育、才智或诈术，而适合领导人群并有机会领导人群的人——易言之，所有统治阶级的派系——一旦普选制度确定之后，便必须服从它，并且，如果时机需要，也必须诱骗和愚弄它。
1707376586
1707376587
——莫斯卡（Gaetano Mosca），1895年
1707376588
1707376589
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诚然，它也尚未发挥全力，其原因有二，其中之一的影响多少是永久性的，另一个则比较短暂。首先，不论财富的数字有多大，它的权力将永远无法与之相称。其次，新被赋予投票权的阶级，其组织的不健全已令它无法对先前存在的均势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1707376590
1707376591
——凯恩斯，1904年
1707376592
1707376593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没有一个现代世俗国家会忽略向大众提供能造成集会机会的法定假期。
1707376594
1707376595
——《美国社会学学报》，1896~1897年
1707376596
1707376597
1
1707376598
1707376599
本书所述时期开始于在欧洲统治者及其惊恐的中产阶级当中所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这种歇斯底里症乃是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所引起的。在平定了巴黎公社之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以我们今日比较野蛮的标准来看，也十分可观（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九章）。可敬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民主化。
1707376600
1707376601
诚如睿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云：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而大众整体而言是贫穷的。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但是，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或者可以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所谓的“上流人士”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男性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遑论全部的女性居民了。在本书所论时期开始之前，民主的稳固基础是建立在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时代讲究逻辑的法国人所谓的“法定国家”（the legal country）和“实质国家”（the real country）之间的区别上的。维护“法定国家”或“政治国家”的防御工事，乃是投票权所需的财产和教育资格，以及在大多数国家当中已经制度化的贵族特权（如世袭的贵族院）等。自“实质国家”深入到“法定”或“政治”国家政治范围的那一刻起，这种社会秩序便有了危险。
1707376602
1707376603
如果那些无知粗俗的民众，那些不了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优美和逻辑的民众，控制了各国的政治命运，那么政治上将发生怎么样的事呢？他们很可能会走向引爆社会革命的道路，1871年社会革命的短暂出现，曾使衣冠之士大为惊恐。古代暴动式的革命似乎不再迫在眉睫，但是，随着投票权逐渐扩大到拥有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以外的阶级，革命的危险难道不会尾随而来？难道这种情形不会像未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在1866年所害怕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吗？
1707376604
1707376605
可是，自1870年后，大家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19世纪70年代，法国、德国（至少就全德国而言）、瑞士和丹麦，已经实行了建立在广大投票权（有时甚至在理论上是男性普选权）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在英国，1867和1883年的“改革法案”几乎将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由占20岁以上男子的8％增加到29％。在一次为争取选举权民主化的改革而举行的总罢工后，比利时于1894年扩大了其选民人数，从成年男性的3.9％增加到37.3％。挪威在1898年将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由16.6％增加到34.8％。随着1905年革命，芬兰更独树一帜地将其民主政治普及到76％的成年人都拥有选举权。1908年，瑞典选民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以向挪威看齐。1907年，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奥地利那一半已实行普选；意大利也在1913年跟进。在欧洲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然已称得上是民主国家；阿根廷在1912年也成为民主国家。以日后的标准来说，这种民主化尚不完备——一般所谓的普选权，其选民人数都只介于成年人口的30％~40％之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妇女的投票权也不再仅是乌托邦式的口号。19世纪90年代，白人殖民地的边缘有了最早的妇女投票权——美国怀俄明州（Wyoming）、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南部。在1905年到1913年间，民主的芬兰和挪威也赋予妇女投票权。
[
上一页 ]
[ :1.707376556e+09 ]
[
下一页 ]